杨联陞所撰学术书评，涉及语言、官制、考古、地理、边疆史、文学史、科技史、哲学史、书画史、佛教史、史学史、敦煌学、法制史、经济史、社会史、陶瓷史等专门领域，可谓包罗了中国文化史的全部。遍览杨联陞的书评，笔者以为其书评有如下几个显著特点：

其一，秉持“训诂治史”之方法。周一良曾这样评价杨联陞的治学特点，“他善于发现问题，从大处着眼，从小处着手，由小以见大。论著每多创获，深得陈寅恪先生学风的三昧。”^[23]戴密微（Paul Demieville）亦曾这样指出：“杨联陞的学问是出于把一己的才性灵活运用在中国最好的博雅传统上面。因此他擅长于对浩博的资料进行精密的分析并从而得出综合性的结论。”^[24]周、戴的上述概括，用杨联陞自己的话说就是“训诂治史”。他曾就“训诂治史”这样解释，“‘训诂’一词即西文phiology语文”，“中文一字多义（西文亦多如此）有其妙用。语文与思想，关系甚密，有人说：不会德文则不能了解康德哲学。同样也可说不会古汉语，很难了彻古代思想”。^[25]因此，训诂即“彻底掌握史料的文字意义，尤其重要的是能扣紧史料的时代而得其本义”，对于史料中的歧漏错谬，则需要运用方法加以考证。只有通过对史料的严格鉴定和精确理解，比较可靠的客观史实才能建立起来。故此，杨联陞认为治史者必须通训诂，“要研究中国史的人必须具有起码的训诂学素养。够不上这种要求的研究者，只能算是玩票性质，而不会成为一个全健的汉学家。毕竟中国史的主要资料仍旧是典籍，虽然考古材料与口耳相传的掌故也很重要。训诂学的一大法宝——典籍考证学能够使研究工作者在使用文献的时候，保持高度的谨慎。一旦有了一份典籍，其他训诂学的技巧就能够帮助研究者正确地去了解它的意思。我得承认这些东西并不就构成汉学的全部，但它们确实是汉学的基础。”^[26]杨联陞在其著述中，屡屡反复提示：中国的各类历史文献都有其耐人寻味的“训诂”问题，治史之士首先要深探到中国文献的内核，尽其一番曲折，然后才进一步提出一己之所得。

杨联陞在评论李约瑟（Joseph Needham）等人合著的《中国科技史》第一册时，即批评李约瑟没有认真对待训诂问题。在杨联陞看来，“相当多的发现或争议都完全取决于中文文献的解读。在总论这一册中，几乎没有什么地方涉及中文文本。但不幸的是，有大量证据说明作者并没有考虑到训诂问题”。例如，李约瑟在前言中以“刻镂”的翻译为例批评“许多最值得信赖的汉学家尽管理解所使用的科学术语但在使用时却极为粗心”，认为“刻镂”适用于由固体材料所作物品和纺织品的装饰，并认为公元前4世纪即已在中国存在的刻镂毫无疑问指代的是“刻丝”。杨联陞对此指出，佛尔克对于刻镂的翻译存在错误这是正确的，但其他汉学家并没有犯这一错误，理雅各（James Legge）正确地翻译了《礼记·哀公问》中的“器不刻镂”，沙畹正确地翻译了《史记·礼书》中的“刻镂文章所以养目也”，德效骞正确地翻译了《汉书》中的“雕文刻镂伤农事者也”，并进一步指出李约瑟将刻镂译为“cut and engraved”是可以接受的，但这一词仅指适用于器具、运输工具及建筑物等由固体材料所作物品的装饰，并不适用于纺织品，而将刻镂等同于刻丝则更是毫无根据。杨联陞分析指出，刻丝的技术在中国仅是从宋代才开始有了极大发展，汉文献中最早使用这一词是从1005年开始，这一技术的历史涉及汉族与其他民族之间来回借用。刻这一技术名称与丝这一材料之间的关系仍存在困惑，整个问题非常复杂还有待公开讨论，但认为刻丝技术在公元前4世纪的中国即已存在显然是错误的。杨联陞还以“秦人”为例证明训诂的价值。李约瑟讨论了《史记》卷123中一段著名的段落：公元前101年李广利将军率汉军围攻大秦国都城。中原军队认为城中无井，故此正试图并已成功从外部切断水源供应以迫使城中之人投降。但与此同时，李广利将军得到的情报是大秦国人最近得到知晓打井技术之“秦人”的帮助，因此城中可能并不缺水。于是，汉军决定接受被围困大秦国人所提出的和平条约。然而，在关于这一段的讨论中，李约瑟可能参考了夏德的翻译和W.W.Tarn最新研究，故其无法断定“秦人”是中原人（夏德和其他学者提出的观点）还是来自罗马帝国的叙利亚人或希腊巴克特里亚等地的大秦人（Tarn所提观点）。最后，他关于此问题的结论是“神秘依然”。杨联陞指出，事实上伯希和发表在《通报》上的《“秦人”名字的由来》和《关于秦人之名的注释》两文以及王国维的《西域井渠考》已证实这里的“秦人”即指的是汉人，所不幸的是伯希和和王国维的这些研究都为作者所忽略。^[27]

在其他书评中，杨联陞亦多次强调这一标准：汉学家须通训诂。从关键字词着眼，再还原到原本的历史情境，去深入分析、比较并尝试着再解释，以此进行对汉学家们的批判，揪举出其误读之处或者作更进一步的补充。例如，在评介怀履光（William Charles White）的《古代中国的青铜文化》一书时，杨联陞指出作者将“龚司女锡商贝于司女用作父乙彝”这段铭文译成“龚氏诸侯王的后宫主管得到一笔贝钱，这位后宫主管即用这笔钱制作了一尊名为父乙的礼器”是不正确的。他结合文献，认为“司女”不是“Supervisor of women”或“minister of the harem”，“司女”实际上构成的是一个字符，代表的是名为“姒”的氏族，因此“龚司”指的是出生于姒氏族中的嫁给了一位龚姓诸侯王或者龚姓诸侯王公子的一位女性。基于“龚司女”的重新解释，杨联陞认为这段铭文应理解为“龚姒氏从姒氏家族收到一批贝钱，并用这笔钱制作了一尊父乙礼器”。^[28]又如，对于汉文献中的“烽”或“蓬”字，传统上将其解释为一种烟的信号。杨联陞在关于马伯乐（Henri Maspero）的《斯坦因第三次中亚探险所发现的文书著录》的书评中，根据居延汉简认为“烽”也表示一种由丝或其他布料制作成的帆状信号。通过对于“烽”或“蓬”字的重新解读，他对法国学家沙畹和中国学者王国维、劳干已讨论的汉代信号系统增补了诸如白天使用什么信号、夜间使用什么信号等许多仍不清楚细节，认为在汉代信号站之间所使用的信号包括：燃烧堆在塔外面的木材或积薪，无论是白天还是晚上都可使用；烟状信号同帆状信号一同升起，这主要在白天使用；晚上在一苣火上升起火焰；当晚上被围困时，使用离合火的火焰信号；和平时期则击鼓、升起表或升起火焰。在书评中，杨联陞还基于对“长行马”的解读，结合唐代马管理的相关文献以及《唐会要》、《通典》等，详细说明了在唐代银钱和铜钱的使用区域及其他们之间的汇率变化情况。^[29]再如，杨联陞通过对“盐䇲”的训诂，批评魏特夫和冯家昇在其《中国社会史：辽（907—1125）》一书中将“盐䇲”译为“salt permits”，并认为“（盐䇲）盐许可证这一制度开始于太祖”这一观点是错误的。他指出，“盐䇲”这一表述取自于《管子》，指的是登记盐的消费，是控制盐的政策。因此，《辽史》中的盐䇲其意应是“盐的控制”而不是“盐的许可证”。在中国历史上，盐的生产者由官府控制，但是否发给他们许可证却是值得怀疑，没有文献表明颁布了“盐的许可证”。对于盐䇲的这种翻译很容易与用于买、运输及销售盐的盐引相混淆。然而，盐引始于1103年，其前身是盐钞，但不是在辽太祖时。杨联陞还通过对辽的“云为户”的训诂，指出从公元1世纪的王莽政权开始一直到清朝都存在受官府委托利用官府的钱放贷获取利息以支付官员薪水或解决政府机构的公共开支，而受委托之人则或免除劳役或免除税赋的现象，并由此联系到金的“营为户”、蒙元的“干脱钱”、宋朝的“捉利钱户”和“俸户”，提醒史学研究者应注意“相类似的制度既存在于中原王朝也存在于非中原王朝，全面理解一个既定的制度不可能不对其他王朝的相类似的机构制度进行研究”^[30]。杨联陞“观微知著”的治史风格，亦由此可见一斑。

其二，直言批驳著述中的误述谬论。中古史名家严耕望曾这样看待他的同辈杨联陞，“莲生天分极高，学问极博，自己谦称杂家，其实他的学术触觉灵敏，境界很高，常能贯通各方面的知识，提出新颖论点，岂止他自谦的‘杂货摊’而已！他通晓数国语文，凡中外学人讨论中国学术问题，他发现谬论，必直言批驳，不留情面，为国际间公认的汉学批评名家。莲生亦自谓为‘汉学的看家狗，看到人家胡说，必高叫一声’，不啻为胡说的一股嚇阻力量”^[31]。确如严耕望所言，自诩为“汉学看家狗”的杨联陞，在其书评中罕见空洞的表扬，更无廉价的吹捧，更多的是以其灵敏的触觉、博通的知识，或商榷问题，或指出讨论中国问题上的误述谬论。例如，杨联陞在评述芮沃寿的《中国历史上的佛教》一书时，即指出作者所认为的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种理想是源自于一千多年前的佛教（或者更确切的说是借自于佛教中的菩萨）的观点显然不正确，儒家传统对范仲淹的这种思想有着更早更强烈的启示。另外，这句表述“伟大的没有城墙的城市，渐成商业和手工业的中心，产生新的财富和渴望权力的新家族”是一种误导，因为一直到19世纪结束，中国的城市仍保留有城墙，没有城墙的商业和手工业的新中心，绝大多数只能被称为镇。^[32]顾立雅在《孔子：其人及神话》一书中认为，“《论语》中关于‘正名’是后世一位法家所窜改添写”，因为孟子没有提及正名的思想，但标题为正名的论述却在《荀子》中找到，另外《荀子》中没有提到孔子或《论语》，这似乎表明荀子自己并不知道它。对此，杨联陞批评其“证据远离其结论”，首先《论语》中的正名与《荀子》中的正名之间存在区别，前者代表的是一个不明确的思想，而后者则代表着关于名的非常宽泛的问题；更重要的是，经常引用以解释孔子关于正名思想的谚语不仅存在于《论语》而且出现在《论语》的段落中。同时，杨联陞在书评中还批评顾里雅忽略了为中国学者所强调的“孔子与孟子在雄心抱负上存在差别”：孔子所教的是如何为邦，而孟子的目标在于王天下。因此，作者关于孔子像后来的孟子一样认为最好是重建一个新的权威中心以取代周这一猜想是不合理的。^[33]再如，在关于杜润德的《唐代财政管理》的书评中，杨联陞指出作者几个观点需修正：一个是他低估了地方行政长官在均田中的作用，“尽管地方长官被认为应亲自监督田地的分配，但他从来都没有处理过有关此类的争议案件”，这些案件虽没有牵涉到争议纠纷，但每一项都有地方行政长官的签名；另一个是关于780年盐的垄断税占整个政府年财政收入的一半甚至超过一半的观点，杨联陞认为应是在所收货币收入中占到一半，因为政府还收到大量以实物交付的税收。^[34]卫理（Arthur Waley）在《白居易的生平与时代》中将“和糴”误理解为“官府在丰年时以高于市场价格买进谷物，在歉收之年则以低于市场价格卖出”，并认为“分司”仅限与太子事务有关的职位。杨联陞指出，“和糴”在实践中类似于常平制的买入阶段，但这两个术语不应被混淆，“常平”旨在稳定谷物价格，而“和糴”是保证谷物供应，尤其是前线军队的供应；“分司”，并不仅限于卫理所理解的与太子事务有关的职位，其实它指的是洛阳作为东都理论上与长安有相类似的地位，其内有着各种不同类型的官员；另外，唐代的两税法改革并不是始于785年而是780年，所要求的并不是所有税都应以货币形式交纳，根据新的制度户税以货币形式确定，而地税仍然以谷物交纳。^[35]

杨联陞亦常指正中国学人著述中的错讹或不足。例如，对于李俊的《中国宰相制度》，杨联陞直言其没有对不同文献中相关材料进行很好消化，另外也没能利用诸如邓之诚发表在《史学年报》上一篇关于宰相制度的权威论文等现代学者的研究成果。^[36]对于张光直的《古代中国的考古》，直言批评其关于青铜器时代中国文化的讨论存在明显不足，“很少有古代著作被提及，尤其是没有使用甲骨文、青铜器铭文及其他材料的铭文，事实上这些材料可参考钱存训的《书于竹帛：中国古代的文字记录》一书”，“著述中在提到布币、铜币、蚁鼻钱时没有作任何解释，实际上这三个例子中的每一个在王毓铨的《中国早期钱币史》一书或他关于相同主题的其他中文著作中都有介绍”。另外，书中引用古代中国人的著作时暴露出两个缺陷：一是完全漠视西方学者所作的早期翻译，而自己的翻译却又在罗马拼音和中文文献的理解上出现错误；另一个缺陷是没有对古代文献和传统神话持应有的批判态度。传说中的英雄人物可能反映文化发展早期阶段的朦胧记忆，但不应将发现的果实归功于传说中的人物，使用这些时代中的传说英雄以说明文化发展阶段实际上会被误解为是建立在考古学证据上的。^[37]

即使是师长辈的权威中国学人之著作，杨联陞亦毫不避讳指陈其著述中偶存的错讹。例如，杨联陞在评介洪业的《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一书时，除指出其中所存的不正确拼音外，还就书中“一般家庭可能是七口务农之家，有田地300亩，年产谷物160斛左右”这一绝对性观点提出质疑，认为所拥有的土地似乎太大，每亩的产量被夸大，“因为在唐代时期去壳与不去壳谷物间的比率应是三到五，在汉代也同样如此”^[38]。王力在《汉语语法理论》一书中认为“排行”这种习俗不会早于唐代，杨联陞指出仅就唐宋诗的标题并不能证明这一现象在更早之前的时代就不存在。古代中国人常称其孩子为伯仲叔季即是被认为是排行的前身。就诗的标题而言，至少6世纪的诗人庾信就为我们提供了两个例子：“别庾七入蜀”和“和庾四”，这里指的是他兄弟中的两个，庾七和庾四，即庾氏家庭中第七和第四个儿子。另外，杨联陞还指出王力在关于合成词形成的大致时期方面存在一些失误，如作者两次称合成词“虽则”是现代创造的，事实上“虽则”在《诗经》中出现不少于七次。^[39]在评述卜德英译的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时，杨联陞指出冯友兰对于其所引《晋书》中“（阮瞻）见司徒王戎。戎问曰，圣人贵名教，老庄明自然，其旨同异。瞻曰，将无同”这一段存在误解。冯友兰将“其旨同异”的答复“将无同”理解为“是的，没有答案”。杨联陞则认为，由于那个时代的绝大多数人都认为儒家与道家的区别在于“贵名教”和“明自然”。问者提出“其旨同异”仅是因为他怀疑这种区别仅仅是表面上的，而其朋友以“将无同”回答意含他们既不能说完全相同也不能说完全相异。另外，合成词“将无”是一种古老的口语表达，用于提出含有温和建议的“难道你不同意”的反问。因此，“将无同”这一回答的主要目的是强调相类似的看法并附合儒家和道家仅是表面上存有区别这种看法。^[40](www.daowen.com)

其三，评介错讹时以宽温忠厚为原则。与杨联陞有着50年浓厚情谊的周一良曾去函称，莲生的书评可以媲美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杨联陞即复信说“来示以双承寅老与伯希和为说，莫不敢当，廖化作先锋而已。伯公晚年以汉学界之警犬自命，不可相迩。其书评不留余地，非弟所从。”^[41]1984年，杨联陞受邀到台湾“中研院”作题为“书评经验谈”的胡适生日纪念讲演；次年，他根据现场讲演纲要补充内容增写为《书评经验谈》一文，其特意增补的内容称：“1957年，我代表哈佛燕京学社来台湾组织中国学会。当时教育部长张其昀晓峰先生召开大会，赠我文化奖章，奖状颂词说有人以我的书评比伯希和，实是称许过实，万不敢当。我的书评很少火气，作风与伯希和大不相同，在《汉学论评集》的自序已有申明，读者可以共鉴。”^[42]杨联陞对于同辈或师友以伯希和相比屡屡表示称许过实不敢担当，其关键之处在于“其书评不留余地，非弟所从”^[43]。一言蔽之，杨联陞的书评与伯希和式书评的差别在于批评学术著作时“留不留余地”的问题。刘子健曾就杨联陞的批评技巧如是总结道：“尤其让人敬服的是他对于西方学人的态度。他以为西方人学中文，本来就难，偶有小误，不必深责。在私人谈话时，顺便提醒他们一下，也就行了。遇见看法不同，尽可在会场上自提正面的意见，无需多发挥反面的批评，其意自明。但是碰到有关大体，就得纠谬。尤其是妄执一词，自以为是的人，不便放过。就在这种情形时，理直而不必气壮。只要抓住要领，点到为止。杨先生在自己正式讨论时，饶于风趣，时常在严正批判之中，加几句诙谐的插话，缓和空气，被批评的人心服口服。这些地方，决非仅是技巧，也不止是风度，基本上是出发于宽温勤学的精神。”^[44]

正如刘子健所说，杨联陞的书评不像伯希和那样兀自批驳。他在书评中，常会先肯定此书的价值所在，然后方指出书中所存在的错讹或值得商榷的问题。比如，杨联陞曾这样评价芮沃寿的《中国历史上的佛教》，“作者精通于行为科学的概念与方法，同时又是佛教研究领域的专家，正是基于这种少有的融合，使它能够在如此一本小册子中包含了如此多的现代学科成果，并非常富有技巧的将其编织进富有吸引力和启示意义的地毯之中”，“在这样一本富有学术性和启发性的著述中，我注意到仅有only a few的表述似乎存在错误或误导”^[45]；卫理的《白居易的生平与时代》，“这本著作中相当多的篇幅撰述得如此之好，以致他们无论是对普通读者还是严谨的中国史研究者都富有启发意义”，只是在“a few places，作者存在错误或误导读者的危险”；^[46]法国学者索伯（Alexander Coburn Soper）的《郭若虚的绘画史》，“在解释专业术语时他的专业知识非常有帮助，尤其是那些与绘画、建筑、画像有关的术语。例如，他将颇有争议的术语‘破墨’译为‘Graded ink wash’即是基于非常合理的观点”。然而，“尽管翻译总体上具有可读性，不幸的是它的质量是不均衡的。我对照中文文本核查了一半以上的翻译，发现一页平均有两到三个错误”^[47]。李约瑟等人合译的《天文钟》，“在有关天文和钟表术语的翻译方面，作者极为细心取得了非凡的成功”，“然而，从文献学的角度看，这部著作在文本的翻译上出现偶尔的粗心大意”。^[48]意大利著名汉学教授伯戴克（Luciano Petech）译注的《水经注中的印度北部》，“关于文本的译注和讨论，作者展示出其对于佛教史籍的良好知识和对西语中相关研究的熟悉。其态度是严谨的，著述是严密的”，“不幸的是，他对于中文文本的理解却不能适用于同样的话”。^[49]在描述著述中的错误数量时，杨联陞用词非常慎重。如果错误是三五个时用a few或only a few；如果是五到七个时，用several；some，a number of即表示若干（前者较少）。^[50]杨联陞常言：“中国人自己看书，有时不免大体领会，明白这意思就成了。可是翻译成英文，等于切实考验。”^[51]故此，他在书评中虽常指正作者翻译中文文献时存在的误解误译，但他在指正错误之同时会站在作者角度为其错误作些说明。例如在评介雷斐氏（Howard S.Levy）的《黄巢传》时，杨联陞指出“我注意到翻译部分有两打的错误”，但“这些错误都是由于没有仔细核对其他文献中相似段落所导致的结果”^[52]；杨联陞在对照中文文献核查了法国学者索伯《郭若虚的绘画史》一书中一半以上的翻译，发现一页平均有两到三个错误。对于这些错误，他这样解释道：“索伯教授应该是在其翻译上花费了相当长的时间，但没能对其翻译作一总体上的核查”，“最后，我想说的是尽管这部著作在改进方面有很大空间，但大量基础性工作已完成，这足以为将来修订本成为标准翻译提供充分保证”。^[53]杨联陞在指正了张光直著述中的不足后这样评述道：“上面的这些批评仅仅在于再一次证明，研究古代中国尤其是史前时期需要史学家、考古学家、古文书学家以及其他学科的专家合作。作为考古学家，张光直在撰述这部引人注目的著作中取得了可信赖的贡献。”^[54]华兹生在英译《史记》时所出现的错误，杨联陞认为“上面绝大多数错误主要是没有参考词典或其他参考书的结果，他们反映的仅是偶尔的不细致或草率”^[55]。列出戴何都（Robertdes Rotours）在翻译《新唐书》百官志和兵志中的错误后，杨联陞指出“人们如果记得这部著作超过900页的话，这个列表（指错误）不能称之为长”^[56]。杨联陞虽以“汉学的看家狗”自命，遇有误述谬论，一定直言评论，但并非丝毫不留情面地兀自批驳，毕竟与他待人宽厚热忱的行事作风不甚吻合。

其四，“细枝末节”中探寻出“大义微言”。周法高曾就杨联陞书评的特点这样评论道：“以前法国的汉学家伯希和以擅长写书评得名，那是由于他具备广博的学识，特别是对于十几种亚洲语言的知识方面，更加上他对于中国学也有相当的了解……在中国学者中，杨联陞先生的书评也是很有名的，他对于中国方面的知识，也是相当广博的。另一方面，也是相当细心，对于大义微言和细微末节，都不肯轻易放过。”^[57]确如周法高所言，杨联陞在书评中常就著述中的某一两个细节问题，作详细解释和说明。例如，杨联陞在评阅戴何都的《新唐书·百官志·兵志》时，注意到作者两次在“抄旁”一词旁边打了一问号，故此他在书评中专门就此考查“抄旁”、“钞”、“傍”之意^[58]。德效骞在译注《汉书》时，就王莽所建政权应称为“新”这样注解道：“这个国号取自于王莽之前的领地新都，正如高祖皇帝的称号来自于他以前的汉领地。”这一解释引起杨联陞注意，他在关于此书的书评即主要围绕王莽政权称为“新”的原因进行专门探讨；^[59]李约瑟在关于明代的描述中有这样一句话，“像鸵鸟、长颈鹿、斑马在中国是第一次看到”，对此杨联陞在书评中专门指出，就鸵鸟而言这一观点是不正确。^[60]在评述伯戴克的《十八世纪前期：中原和西藏》一书时，杨联陞主要探讨的是作者没有正确理解“招”和“招地”实指拉萨或拉萨地区这一地名，并就此进一步探讨了招的词源学问题；^[61]在评述《中国西部的汉代墓葬艺术》时，主要探讨的是根据一幅雕画像中人物穿戴判断其为“诏所名捕”，并解释“诏所名捕”的职责等；^[62]在评述《古代中国的青铜文化》时，亦主要围绕“大于”并非取自于“雨”这个同音异义词而是指“大雩”以及“龚司妇锡商贝于司女用作父乙彝”这一细长酒器上的铭文献词之理解。^[63]杨联陞的书评，有相当部分是围绕著述中某一问题、某一观点甚或某一注解进行详细阐述，以进一步解释作者所提出的观点或指正作者的错误。

然而，杨联陞对于细节的关注并非仅仅是为细节而细节，他是在关注“细枝末节”之同时往往能从中考察出更大更深之问题，即周法高所说“大义微言”之意。例如，杨联陞之所以关注戴何都在“抄旁”一词打问号，这是因为这个词在中国经济史上有着重要意义。为此，杨联陞在书评中专门考证“抄旁”、“钞”、“傍”，指出《唐六典》中的“抄旁”与《宋会要稿》中的“钞旁”相类似，都是一种说明其已缴税的凭证，在宋代收税时通常都有四人一组的证人填写并密封之凭证称为“钞旁”，这个词也被简写为“钞”，而凭证一直被缴税人称为户钞、县钞、住钞，由官府印刷后卖给百姓；至于“钞旁”与“傍”，杨联陞根据《令义解》及日文文献，指出在日文中“傍”是当需要出入宫廷以及需要带武器进入时出示给宫廷侍卫的凭证，考虑到这些日文的使用是复制于中国，故将“傍”解读为“钞旁”即凭证之意是可靠的。由此，杨联陞对诸如“盐钞”、“茶钞”、“交钞”、“钞引”等术语亦加以说明，指出宋代的盐钞、茶钞都指的是商人通过凭证方可得到官府允许买卖盐茶，这些凭证也称为“钞引、交引或引”；尽管宋代纸币有其他名字如“交抄”，但从晋朝以来的纸币“交钞”和“钞”很明显都是源自于“凭证”之意。^[64]又如，杨联陞在指正李约瑟所提出的鸵鸟一直到明朝才出现于中国这一观点不正确的同时，在书评中他还详细考证了鸵鸟何时出现在中国及其在中国史书上的名称，指出鸵鸟早在汉代即从帕提亚来到中国，西汉时期一直养在皇家花园中；鸵鸟在中国史书上有着不同名称，如《汉书》中有“大马爵”、《通典》中有“大马大爵”、《册府元龟》中有“大鸟爵”、《汉书》注解中说的是“大爵”等。劳费尔对于鸵鸟在汉代也以“大马鸟”这一说法没有持批判态度，杨联陞通过考证认为在汉代更可能用“大马爵”称呼鸵鸟。^[65]再如，杨联陞在书评中用相当大的篇幅阐述王莽取国号为“新”的原因，意在驳斥王莽所取国号仅是基于领地之名的理论。他认为，国号取名为“新”既可能是基于其领地之名，也可能是基于“美号”，因为以《论衡》为代表的地名理论和以《白虎通》为代表的美号理论在古代中国都有其传统，故此杨联陞认为这两说宜并存，并称“也许王莽所开心的是他的国号是一双关语”。^[66]

当然，杨联陞的学术书评除了上述特点外，其书评还有多从中国社会经济史这一角度入手之特点。且不论他对于杜润德的《唐代财政管理》、孙念礼的《汉书·食货志》译注、魏特夫与冯家昇合著的《中国社会史：辽（907—1125）》以及马伯乐的《大英博物馆藏斯坦因第三次中亚探险所发现的敦煌文书著录》等与中国社会经济史直接相关著作的评述，即使是对诸如洪业的《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卫理的《白居易的生平与时代》、李约瑟的《中国科技史》这些著述，亦如前述所言，多是从社会经济史的角度切入。由于杨联陞的治学专长即是中国中古时代的社会经济史，正是由于结合个人专长优势，从而使其书评能从容优游于其间。杨联陞在撰写书评时还特别注意引述前贤或时贤的成果，尤其是常提及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67]例如，关于《论语》真实性的讨论，杨联陞提醒顾立雅应参考武内义雄的《论语之研究》^[68]；在评论魏特夫的《中国社会史：辽（907—1125）》时，认为关于辽代的精彩综合解释应参考日文著作《异民族的支那统治史》，关于辽代刑法研究应参考泷川政次郎和岛田正郎的《辽律研究》；关于“生口”在中国早期历史上指的是“俘虏”、“奴隶”，可参看桥本增吉的《东洋史上所见日本上古史研究》等。^[69]由此亦可见，杨联陞的书评真正有世界眼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