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汉学家与民国史家合作研究的成果能够获得极高赞誉，当然与民国史家的参与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清代名人传记》中，最大的贡献是属于房兆楹夫妇两人，他们俩竟写成了全数八百余中的半数。房君的工作，非但占了数量的偏重，又是尽了物质的优胜，凡是最重要的人物的记载，上自帝皇公卿大臣，下至博学宏懦与一代的诗人，皆出于房君之手；又因为他的国学根底之深，他的记载如顾炎武、戴震及纪晓岚，更是超人一等；他在这部书内指出了无数硕学的伟人与时代的进退、他们对于当代学术的影响，和中国文化的趋势。^[63]恒慕义在序言中写道，“应该提到编者主要助手房兆楹先生的功绩。房兆楹先生为编辑本书整整辛劳八年，在这期间他所撰写的传记数量远远超过其他任何人”，“房夫人同她丈夫一样忠忠耿耿为这个事业服务，并且小心翼翼地关注许多麻烦的细节问题”。^[64]富路德主持编撰的《明代名人录》亦同样受益于房兆楹。狄百瑞曾如是评价道：“他在这部著作中的角色由其作为合作编者即可知得到承认。这意味着作为由美国出版的两部最为不朽的汉学著作的合作编者，他的名字在西方汉学学术史上将成为不朽。”^[65]德效骞英译的《汉书》之所以被誉为“标准的中国史著英译本，在西方汉学界应处于一流地位”，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正如杨联陞所言，“潘硌基作为其中国合作者”^[66]。魏特夫与冯家昇合著的《中国社会史——辽（907—1125）》一书之所以被交口称赞，冯家昇在其中的作用至关重要。拉铁摩尔高度肯定冯氏之作用，他说，“尽管带有非常明显的魏氏理论之标记，但与此同时如果没有作为辽史之权威的魏氏主要合作者冯家昇多年来所作的贡献，是不可能撰著出这样一部高水准的著作。”^[67]魏氏自己亦承认：“冯家昇先生对于《辽史》的精湛知识和他所补充的原始资料，对于我们核对事实的准确性和理解制度程序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他在我们著述工作的两个方面的不知疲倦的兴趣，为人们树立了志趣相投的合作典范。”^[68]张仲礼之于《太平天国：历史与史料》的作用，梅谷如是评价道：“张仲礼多年来一直参与此项研究项目，他承担了相当一部分史料的翻译。他深刻的学识、对于史料的严谨评估，对大量史料英译的修订和注释，对这几卷著作来说作出了无价的贡献。”^[69]由此可见，这批民国史家对于美国汉学而言具有非同寻常之意义。为费正清所推重的杨联陞曾言：“稍有识见的西人，已知治中国文史之学不与中国同行学人商量参阅而一意独行者，只是胆大妄为而已。”^[70]当我们探讨美国汉学发展史时，我们不能不看到民国学者在其中所起之作用。

不可否认，彼时的美国有着中国所无法具备的和平安定且良好的生活环境，加之在美国有洛克菲勒基金会、福特基金会和美国太平洋学会、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哈佛燕京学社等基金会和学术团体纷纷对中国研究给予大力资助^[71]；另外，美国的中文文献亦较为丰富^[72]，同时在美国的国际学术交流亦是在中国所不可比拟。1947年，杨联陞为是留在哈佛还是归国而写信给胡适以征询其意见，他写道：“在美国则生活较为安定，哈佛的图书馆还像样（其中的方志，我虽看过一小部分，可利用的东西还是很多），同事雷夏、柯立夫史学都有根柢，也肯用功。……所以利弊差不多。”^[73]良好的生活环境以及相对宽松且有助益的学术环境对中国学人而言，无疑是具有一定的吸引力。正因为如此，1949年前后有一批中国史家选择留居美国不归。

然而，抛开生活及可资利用的资金及图书资源等而论，民国史家参与合作的学术环境并不甚理想。一方面，如上述所言美国汉学基础薄弱；另一方面，亦与当时美国社会的歧视有关。周一良曾回忆说：“谈到住房，不能不揭露美国那时的种族歧视。房东太太往往对东方人偏见很深，不肯把房间租给中国学生。有时外边贴着‘出租’，开门看见黄皮肤，立即说已租出，甚至更恶劣到一言不发，享以闭门羹。租公寓尤其如此，我碰到多次。”^[74]许倬云也曾提到：“早期华人在美国饱受歧视，50年代我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当学生时，华人连住家都受到歧视，根本不可能在某些白人社区买到房子。1972年我在美国买房子还听说过那一段历史，买屋还得左邻右舍签字同意，才能成交。”^[75]

对于华人学者来说，这种歧视不仅仅体现在日常生活中，更深的歧视还广泛存在于美国学术界。在洪煨莲到美国后，只能在哈佛大学挂个研究员的名。^[76]任以都女士在她的回忆录中提到，在哈佛女校求学时曾因是中国学生而被拒绝选修某位美国教授的美国社会史讨论课，其拒绝之理由是“因为中国学生念不好我这门课”。^[77]冯家昇、瞿同祖、王毓铨、房兆楹等中国史家曾参与魏特夫主持的“中国历史资料编译计划”，让何炳棣愤愤不平的是“所有搜译的各朝代的资料原则上仅供魏氏一人之用”^[78]。杨联陞在日记中曾如是描述他感受到的华人学者群体在美国学界所受排挤与歧视，“李田意来信，云crump（自名迂儒）不肯在AAS年会文学史节目中加入李文（讲三言二拍）亦因crump自己要讨论此题，怕相形见绌。毛子可恨如此”^[79]。更为严重的是，学术观念和学术方法的冲突。美国一般学者研究中国历史或文化时，往往首先设立假定，然后搜寻资料来证明所设的假定。^[80]费正清曾如是言道，“我仅设想我的职责是阐述事实，而答案则让它自己冒出来。前来听课的研究生不久即粉碎了我那种只讲事实，不提论点的借口。他们只不过问些并不简单的问题，但我立刻意识到，任何阐述的事实都已在种种预想的框架中，而事实叙述者的首要之事，就是必须注意自己的设想框架”^[81]。对此，民国史家多难以认同或接受。在中国学者看来，治中国史者首先必须深入中国文献的内部而尽其曲折，然后才能进一步提出自己的心得。陶希圣主张：“历史的方法必须从史料里再产生，才是真确的。如果先搭一个架子，然后把一些史料拼进去，那就是公式主义，也就是错误的。”^[82]杨联陞积极倡导“训诂治史”，主张彻底掌握史料的文字意义，要求扣紧史料的时代而得其本义。萧公权亦主张“放眼看书，认清对象，提出假设，小心求证。这一步工作做得相当充分了，不必去大胆假设，假设自然会在胸中出现，不必去小心求证，证据事先已在眼前罗列。其实假设是证据逼出来的，不是我主观的，随意的构造。”^[83]王伊同则在评述德效骞的《前汉书译注》时直言不讳指出：“方今以汉学家自命者，间或学殖荒芜，而抵掌空谈。傥籍氏书，而怀乎学问广大，非侈谈方法者所克奏功。”^[84]

基于此，人文学者显然不愿意在这种学术环境中从事中国文史研究。邓嗣禹在给胡适的信中写道：“在密尔思大学讲学，亦不过欲对祖国文化略加宣扬而已。多一番接触，多一分经验，多一分认识，知道教授美国人，如何取材，如何立言，如何应付。然雅不愿长留异邦。”^[85]故此，一大批在美的中国史家都选择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后相继归国。^[86]正如杨联陞在1947年的一首诗中所写：“买舟归客正连翩，庸笔无须较孰贤。强慰闺人夸远志，应知异国误华年。”^[87]

当然，民国史家与美国汉学家合作中，不乏双方合作顺利愉快者。恒慕义主持编撰的《清代名人传略》能够获得成功，在胡适看来，“这种学术合作事业，最重要的条件还不在金钱，而在领袖者能与人合作，使人人能尽其所长，使人人各自负责任，即是人人各自负其功过。你试看冯家昇、王毓铨两兄的领袖Wittfogel的待遇同事的态度，对合作事业的态度，就可以知道‘名人传记’的成绩不是偶然的。恒先生必有大过人的领袖风度，始能有此成绩也。”^[88]但基于前述原因，我们不难想见民国史家与美国汉学家的合作研究中定是不愉快者居多。从民国史家在日记或与友人往来书信中对美国汉学家所表示的不屑和不满中便可推知。萧公权在给胡适的信中如是写道：“我承华盛顿大学约来任教，并参加远东学院19世纪中国史的研究工作。到此方知Wittfogel（维特弗格）被奉为‘大师’。因此研究的方法和观点都大有问题。如长久留此，精神上恐难愉快。”^[89]杨联陞在日记中表达了对费正清的不满，“费所谓integration非奸人盗窃即愚人盲从，决非大学者气象，原定22开会，提前一天，似乎故意不等广京，亦属可恶”^[90]。王伊同在其《读费正清〈五十年回忆录〉》的未刊稿中对费正清如是评价道：“费君正清，年七十五，皤然老矣。治清史，执美国汉学牛耳，达四纪，号儒宗，而君亦自居而不疑。吁嘻，费君诚儒宗哉！……夫文字之未通，费君诚儒宗哉！其治清史也，典章仰诸邓嗣禹，督抚科道胥吏公廨之制，拱手瞿同祖，清史目录，则唯刘广京是赖……吁嘻，费君岂儒宗哉，盗名欺世已耳！”^[91]由此可知民国史家在美的心境。他们不但无法继续本土研究的传统，研究特长亦难以充分展现，还需面临普遍的歧视与学术观念的冲突；更有对故土和文化的思念。萧公权旅居美国西雅图时所填的“少年游”四阕，最能道出“花果飘零”后中国知识分子的心情，其一曰：游人未擬滞天涯，银汉待回槎，莺燕飞时，烟尘定后，重谱洛阳花。高歌何处无明月，何处不宜家，试问从来，可容词客，头白住京华。^[92]

【注释】

[1]20世纪80年代初周一良到美国匹茨堡访学，老友王伊同教授向其详细介绍了几十年来华裔文史学者在美国情况。大体说来，以前燕京、清华、北大出身者多，近四十年则几乎以台大出身者为主了。具体参见周一良：《毕竟是书生》，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92页。

[2]Edwin G.Beal and Janet F.Beal.，“Obituary：Arthur W.Hummel（1884—1975）”，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35，No.2（Feb.，1976），p.271.

[3]陶希圣：《编者的话》，《食货》第5卷第3期（1937年2月）。

[4]转引自桑兵：《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6页。

[5]［美］魏特夫：《中国经济史的基础和阶段》，《食货》第5卷第3期。

[6]顾潮编：《顾颉刚年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35页。

[7]《顾颉刚日记》（3），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版，第369页。

[8]Thomas D.Goodrich，“Luther Carrington Goodrich（1894—1986）：A Bibliography”.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Vol.113，No.4，（Oct-.Dec.，1993），p.586.

[9]钱存训：《留美杂忆——六十年来美国生活的回顾》，黄山书社2008年版，第26页。

[10]H.G.Creel，The Birth of China：A Study of the Formative Period of Chinese Civilization，New York：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37，preface.

[11]［美］顾立雅：《释天》，《燕京学报》第18期，第80—92页。

[12]W.Allyn Rickett，“In Memoriam：Derk Bodde（1909—2003）”，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Vol.123，No.4（Oct-.Dec.，2003），pp.711—712.

[13]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积微居诗文钞》，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91—92页。

[14]［美］卜德：《左传与国语》，《燕京学报》第16期，第163—169页。此文发表得力于顾颉刚甚多。顾颉刚虽然称赞卜德“来平两年，竟能以汉文作文，其勤学可知”，但学术论文毕竟不同于一般文书，稿来数月，顾先托张海波改，谢不敏，容庚也说无办法。顾自己遂费一日之力为其改之，“以就稿改削不便，索性猜其意而重作之，居然可用矣。”参见顾潮编：《顾颉刚年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24—225页。

[15]Edwin O.Reischauer，“Obituary：E.A.Kracke，Jr.1908—1976”，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36，No.3（May，1977）；［美］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5页。

[16]［美］保罗·柯文、默尔·戈德曼主编：《费正清的中国世界——同时代人的回忆》，朱政惠、陈雁、张晓阳译，东方出版中心2000年版，第7—9页。

[17]Ssu-Yu Teng and K.Biggerstaf f，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of Selected Chinese Reference Works，Camb.，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0，p.viii.

[18]陶希圣：《潮流与点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版，第130—131页。

[19]钱存训：《留美杂忆：六十年来美国生活的回顾》，黄山书社2008年版。

[20]Chu Shih-chia，A Catalog of Local Histories in the Library of Congress，Washington：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42.

[21]Wang Chung-min，A Descriptive Catalog of Rare Chinese Books in the Library of Congress，Washington：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57.此书稿实际完成于1943年，但到1957年才出版。

[22]Edwin G.Beal and Janet F.Beal，“Obituary：Arthur W.Hummel（1884—1975）”，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35，No.2（Feb.，1976），p.266.

[23]恒慕义主持的《清代名人传记》，50位学者耗时8年才完成。在总计829位人物传记中，由中国学者所撰的人物传记统计如下：房兆楹和杜联喆夫妇于1934年参加清代名人传记项目，分别撰写了276和146位；王重民为清代名人传记项目撰写了3位；邓嗣禹于1937—1938年为清代名人传记项目撰写了33位；冯家昇于1937年应邀赴华盛顿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部工作，参加清代名人传记编撰，撰写了2位；朱士嘉撰写了2位；吴光清撰写了3位；裘开明撰写了1位。另外，其他参与此项目的中国学者有C.H.Ts'ui撰写了1位、H.S.曾撰写了2位、Y.M.金（chin）撰写了2位、S.K.张撰写了6位、C.P.王（Wang）撰写了1位、任泰（Jen Tai）撰写了1位、杜厥撰写了1位、曾勉（Tseng Mien）撰写了2位、S.H.齐（chi）撰写了2位、李满贵（Li Man Kuai）撰写了29位。

[24]散木：《灯火阑珊处：时代夹缝中的学人》，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22—123页。

[25]瞿同祖：《汉代社会结构》，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26]何兹全著，潘雯瑾整理：《何兹全学述》，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4页。

[27]The Committee on the Promotion of Chinese Studies，Progress of Chinese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Washington，D.C：The 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1931，p.67.

[28]L.Carrington Goodrich，“Homer Dubs（1892—1969）”，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29，No.4，（Aug.，1970），p.889.

[29]这三篇文章分别刊载《哈佛亚洲研究杂志》（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Vol.4，No.1（May，1939）、Vol.5，No.1（Jan.1940）、Vol.6，No.2（Jun.，1941）。后以《清代行政的三种研究》（Ch'ing Administration：Three Studies）为题由哈佛大学出版社结集出版。

[30]H.G.Creel and Teng Ssu-yu，Newspaper Chinese by the Inductive Method．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43；H.G.Creel and Teng Ssu-yu，Translations of Text Selections and Exercises in Newspaper Chinese，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43.

[31]［美］费正清，陆惠勤等译：《费正清对华回忆录》，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399页。

[32]［美］费正清著：《费正清对华回忆录》，第398页。

[33]L.Carrington Goodrich and Shou-Husan Han，“The Ming Shih-Lu”，The Far Eastern Quarterly，Vol.3，No.1（Nov.1943），pp.37—40.

[34]L.Carrington Goodrich and Feng Chia-Sheng，“The Early Development of Firearms in China”，Isis，Vol.36，No.2（Jan.，1946），pp.114—123.

[35]L.Carrington Goodrich and Ch'u T'ung-tsu，“Foreign Music at the Court of Sui Wen-ti”，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Vol.69（1949），pp.148—149.

[36]Franz Michael，The Taiping Rebellion：History and Documents（Volumes 1），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66，p.viii.

[37]Howard L.Boorman（eds），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7.

[38]L.Carrington Goodrich（eds），Dictionary of Ming Biography，1368—1644，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6.

[39]［德］傅吾康：《近五十年来德国之汉学》，《新中华》第1卷第17期。

[40]［日］矶野富士子整理：《蒋介石的美国顾问——欧文·拉铁摩尔回忆录》，吴心伯译，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1—42页。

[41]周一良：《毕竟是书生》，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76页。

[42]杨联陞著、蒋力编：《哈佛遗墨》，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6页。

[43]［美］唐德刚：《告别帝制论》，朱庆葆主编：《南京大学百年学术精品·历史学卷》，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www.daowen.com)

[44]［美］任以都：《任以都先生访问纪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年版，第58、60页。

[45]K.S.Latourette，“Review 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1644—1912）by Arthur W.Hummel”，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50，No.4（Jul.，1945），pp.803—805.

[46]Franz Michael，“Review 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1644—1912）by Arthur W.Hummel”，The Far Eastern Quarterly，Vol.3，No.4（Aug.，1944），pp.386—387.

[47]W.S.Atwell，“Review Dictionary of Ming Biography，1368—1644”，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Vol.40，No.2（1977），pp.421—422.

[48]Woodbridge Bingham，“Review 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Liao（907—1125）.by Karl.A.Wittfogel；Feng Chia-Sheng”，The Far Eastern Quarterly.，Vol.9，No.3（May.，1950），p.356.

[49]C.Martin Wilbur，“Review The Taiping Rebellion：History and Documents.Volumes II and III：Documents and Comments.by Franz Michael；Chung-LiChang”，Modern Asian Studies，Vol.8，No.3（1974），p.424.

[50]S.Y.Teng，“Review A Short history of the chinese People by L.Carrington Goodrich”，The Journal of Religion，Vol.24，No.4（Oct.，1944），p.294.

[51]周明之：《萧公权与美国汉学》，李又宁主编：《华美族研究集刊》（创刊号），天外出版社2000年版，第68页。

[52]Ssu-Yu Teng and K.Biggerstaff，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of Selected Chinese Reference Works，Camb.，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0.p.vii、v.

[53]［美］费正清：《费正清对华回忆录》，陆惠勤等译，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162页。

[54]John K.Fairbank and Ssu-yu Teng，Ch'ing Administration Three Studie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1，p.vi.

[55]Edwin G.Beal and Janet F.Beal，“Obituary：Arthur W.Hummel（1884—1975）”，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35，No.2（Feb.，1976），p.269.

[56]L.Carrington Goodrich（eds），Dictionary of Ming Biography，1368—1644，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6，p.vii.

[57]W.Simon，“Review Newspaper Chinese by the inductive Method by H.G.Creel；Teng Ssu-yu.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43；Translations of Text Selections and Exercises in Newspaper Chinese by H.G.Creel；Teng Ssu-yu，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43”，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Vol.12，No.1（1947），pp.260—261.

[58]Meribeth E.Cameron，“Far Eastern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The Far Eastern Quarterly，Vol.7，No.2，（Feb.，1948），p.117.

[59]Ssu-Yu Teng and K.Biggerstaff，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of Selected Chinese Reference Works，Camb.，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0，p.v.

[60]［美］魏特夫、冯家昇：《中国社会史——辽（907—1125）·总论》，王承礼主编：《辽金契丹女真史译文集》，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59页。魏特夫发表于1947年《哈佛亚洲研究》的《辽代公职与中国考试制度》一文的注释中，亦坦承冯家昇的贡献以及有关不同朝代考试制度的重要资料都是由瞿同祖收集。具体见“Public Office in the Liao Dynasty and the Chinese Examination System”，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Vol.10，No.1（Jun.，1947），p.13。

[61]Franz Michael，The Taiping Rebellion：History and Documents．Volumes II，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71，p.ix.

[62]W.Simon，“Review Newspaper Chinese by the Inductive Method by H.G.Creel；Teng Ssu-yu.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43；Translations of Text Selections and Exercises in Newspaper Chinese by H.G.Creel；Teng Ssu-yu，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43”，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Vol.12，No.1（1947），pp.260—261.

[63]黄维廉：《评〈清代名人传略〉》，《申报》1947年5月8日。

[64]［美］恒慕义主编，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清代名人传略》翻译组译：《清代名人传略》（上），青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6页。

[65]Theodore de Bary，“Obituary：Chao-ying Fang（1908—1985）”，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45，No.5（Nov.，1986），p.1127.

[66]Lien-sheng Yang，“Review The History of the Former Han Dynasty by Pan Ku：Translation，Volume Three：Imperial Annals XI and XII and The Memoir of Wang Mang”，Ha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Vol.19，No.3/4（Dec.，1956），p.437.

[67]Owen Lattimore，“Review 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Liao（907—1125）.by Karl.A.Wittfogel；Feng Chia-Sheng”，The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Vol.19，No.1（Feb.，1950），p.85.

[68]［美］魏特夫、冯家昇：《中国社会史——辽（907—1125）·总论》，王承礼主编：《辽金契丹女真史译文集》，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59页。

[69]Franz Michael.，The Taiping Rebellion：History and Documents．Volumes I，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66，p.viii.

[70]杨联陞：《追怀叶师公超》，《传记文学》第41卷第1期（1982年7月）。

[71]有关美国基金会和学术团体对中国研究的资助，可参见资中筠的《洛克菲勒金会与中国》（载《美国研究》，1996年第1期）、韩铁的《福特基金会与美国中国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张寄谦的《哈佛燕京学社》（《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5期）以及孙越生、陈书梅主编的《美国中国学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72]有关美国图书馆的中国藏书，可参见胡国强：《美国对中国的研究和美国的东亚图书馆的中国藏书》，《外国研究中国》第2辑。

[73]胡适纪念馆编：《论学谈诗二十年——胡适杨联陞往来书札》，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92页。

[74]周一良：《毕竟是书生》，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34—35页。

[75]陈永发、沈怀玉、潘光哲访问，周维朋记录：《家事、国事、天下事——许倬云先生一生回顾》，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05页。

[76]［美］陈毓贤：《洪业传》，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61页。

[77]张朋园等访问：《任以都先生访问纪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年版，第50—51页。

[78]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64页。

[79]《杨联陞日记》，1957年2月8日，转引自刘秀俊著，王学典指导：《中国文化的海外媒介——杨联陞学术探要》，山东大学2010年。

[80]萧公权：《问学谏往录》，黄山书社2008年版，第211页。

[81]［美］费正清：《费正清对华回忆录》，陆惠勤等译，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167—168页。

[82]陶希圣：《潮流与点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版，第123—124页。

[83]萧公权：《问学谏往录》，黄山书社2008年版，第211页。

[84]王伊同：《德氏前汉书译注订正》，《史学年报》第2卷第5期，第519页。

[85]杜春和、韩荣芳、耿来金编：《胡适论学往来书信选》（下），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507—508页。

[86]有关1940年代赴美中国史家归国之情况，参见笔者的《新中国成立前夕在美中国史家归国原因探析》，《东方论坛》2014年第2期。

[87]胡适纪念馆编：《论学谈诗二十年——胡适杨联陞往来书札》，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94页。

[88]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台北胡适纪念馆编：《胡适王重民先生往来书信集》，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版，第81页。

[89]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1938—1949》（第8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3页。

[90]《杨联陞日记》，1950年7月21日，转引自刘秀俊著，王学典指导：《中国文化的海外媒介——杨联陞学术探要》，山东大学2010年，第84页。

[91]王伊同：《王伊同论文集》（上编），台北艺文印书馆1988年版，第513—514页。

[92]萧公权：《萧公权全集之二：小桐阴馆诗词》，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3年版，第3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