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轻的美国汉学家和汉学专业的博士生涌向北京后，他们大多都积极主动地向中国学者请益，并藉此建立学术友谊。恒慕义自1924年与胡适在北平相识后，两人维持着终生之友谊；此外，恒慕义与蒋梦麟、郭秉文、袁同礼、顾颉刚及其他中国学者亦维系着长久友谊。^[2]1935年至1937年，魏特夫以太平洋学会的研究员身份来华在北京进行研究时，陶希圣常与之过从，帮助其搜集资料，并有所讨论，称“他的见解的确定，态度的虚心，很使编者佩服。编者对于他坚持的原则虽不同意，但对他个个事件的评定，有时极感兴趣与钦佩”^[3]；邓之诚为其解释难懂的字义，并推荐训练有素的合作者^[4]；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拓荒者之一的冀朝鼎也与之有所交往，他翻译了后者发表于1935年的《中国经济史的基础与阶段》，称魏氏为治该学的先进学者，本文为其在中国经济史上所贡献的理论之总叙，言短而意长，可谓其学说之精髓；^[5]当时任教于燕京大学的顾颉刚与之谈论中国古史，并几度交往^[6]；据《顾颉刚日记》，魏氏在北平的社交活动甚为频繁，曾与其共席的国内学者有胡适、顾颉刚、傅斯年、王毓铨、连士升、陶孟和、洪业、姚从吾、梁方仲、刘选民、鞠远清等。^[7]富路德在北平期间，结识胡适、洪业、顾颉刚、陈垣等人^[8]。顾立雅于1931—1935年在华期间，从北平图书馆金石部主任刘节学习金文和甲骨文^[9]，并参加安阳发掘，结交顾颉刚、陈寅恪、李济、傅斯年、梅光迪、董卓宾、柳饴徵等中国考古学者及古史专家多人。^[10]顾立雅在华期间曾用汉文撰有《释天》一文，刊载于《燕京学报》^[11]。1931年至1937年来华的卜德，从冯友兰、许地山等几位来自燕京和清华大学的中国知名学者学习，其翻译的冯氏《中国哲学简史》于1937年在北平出版。^[12]杨树达在日记中记述1934年卜德招饮之情形，同座还有冯友兰、许地山、吴宓及福开森，后卜德将其所著《左传与国语》一文寄杨，申证高本汉《左传》非伪书之说^[13]，此文后发表于《燕京学报》^[14]。柯睿格（E.A.Kracke，Jr.）自认为其研究宋史的真正导师，是在1936—1940年访问燕京大学时结识的聂崇岐^[15]。曾两次来华的毕乃德如是描述其在北京的生活情形：“对一群精力充沛的西方青年学者来说，北京是一个令人振奋的学习和研究中心。……当时生活在北京，正逢一个具有刺激性的年代。十分重要的是，经过现代教育培养的中国学者正大批地、迅速地成长，如胡适、蒋廷黻、洪煨莲、丁文江等，他们对那些认真的外国学者很有帮助。……在北京的时光，真是一段美妙的日子。我们请教博学的中国学者，熟悉参考用书和文献收集，练习口语，我们中的很多人还进了优秀的协和华文学校学习口语。我们参观皇家宫殿、寺庙，逛书店和市场，在城墙上散步，在西山徒步旅行。”^[16]

在这种交流互动之中，部分美国汉学家开始同中国学者进行合作研究。毕乃德曾以哈佛燕京学社研究生身份于1929—1931年间到燕京大学访学，当他于1934年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后再次到燕京大学做为期两年的博士后研究时，即与1935年刚从燕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后留校任讲师的邓嗣禹合作，他们于1936年出版了主要介绍近三百种中文参考书目的《中文参考书目解题》一书。此书不仅是中美两个学者合作的成果，也是中美两国学术界合作的产物，在致谢名单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群活跃在当时北京学术界的中美学人：博晨光（L.C.Porter）、洪业、卜德、聂崇岐、顾廷龙、谭其骧、朱士嘉、裘开明、毕格（Cyrus H.Peake）、富路德、岳良木、张尔田、邓之诚、恒慕义、嘉德纳、王力、周一良，他们或提供建议，或校正，或以其他方式提供帮助。^[17]魏特夫在北平期间，陶希圣与其合作一年，通过北京大学的经济史研究室替其搜辑辽金经济社会史料。经济史研究室的连士升、鞠清远、武仙卿及沈巨尘诸君替他做了大批的卡片。七七事变之后，魏特夫将其带回美国去。^[18]

20世纪30年代以来，房兆楹、邓嗣禹、杨联陞、王伊同、冯家昇、朱士嘉、何炳棣、王毓铨、何兹全、洪业、董作宾、韩寿萱、瞿同祖等一批出身北京的清华、燕京和北大的中国史家相继来美。他们到美后，以不同形式同此前曾到中国访学进修后返美的美国汉学家开展学术合作。恒慕义利用其与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之密切关系和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邀请了一批中国史家到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部共同工作和研究。例如，吴光清于1938年加入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部，成为其活跃的一员^[19]；朱士嘉于1939年应邀赴美，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工作3年，编撰了《美国国会图书馆中国地方志目录》一书^[20]；王重民于1939年受聘于美国国会图书馆，整理馆藏中国善本古籍，编撰有两卷本的《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国善本书录》^[21]。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下，恒慕义于1934年开始负责组织编撰《清代名人传记》^[22]；为此，恒慕义邀请了50位学者参与，其中相当一部分人是中国学者，如房兆楹、邓嗣禹、冯家升、裘开明、吴光清、王重民、朱士嘉等。^[23]七七事变后，离华返美的魏特夫在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下，于1939年在哥伦比亚大学主持中国历史编纂计划。凭借充裕的资金及其在中国学术界所建立的广泛人脉关系，魏特夫招募到一批中国学者与其共同开展此项目，如王毓铨于1938年应魏氏之邀来美负责秦汉史部分；冯家昇在冀朝鼎和恒慕义的推荐之下于1939年离开国会图书馆东方部到魏氏处负责辽史部分^[24]；瞿同祖和赵增玖夫妇在吴文藻和费孝通的引荐下于1945年3月到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历史编纂处作研究员，主要工作是继续王毓铨先前的任务：摘录、翻译和注释有关秦汉社会经济方面的史料^[25]；房兆楹和杜联喆夫妇在1942年完成《清代名人传记》编纂之后即加盟中国历史编纂处；何兹全进入哥大历史研究院后，也曾在魏特夫处参与校阅核对英文译稿，并写些专题小文供魏氏使用^[26]；此外，在卡内基基金会的资助下，德效骞于1930年开始承担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提议的译注《汉书》之项目。^[27]为译注《汉书》，他特地聘请任泰、C.H.Ts'ui和潘硌基等3位中国学者担任助手。^[28]

除了依托大型研究项目开展集体合作之外，美国汉学家亦与民国史家进行个人间的合作。邓嗣禹于1939年到哈佛大学师从费正清攻读博士学位，在求学的三年间，他同费正清合著了《论清代官方公文的递送》、《论各种公文的程式及其使用》、《论清代纳贡制度的规章及其实施》等3篇系列文章^[29]。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顾立雅同邓嗣禹合作编辑了《中文报刊归纳法》和《中文报刊归纳法翻译与选择练习册》两部汉语教材^[30]。当太平洋战争结束后，邓嗣禹再次来到哈佛作为期一年的战后进修，费正清利用这一机会再次同其通力合作，在太平洋关系协会和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下，把那些有关中国门户开放真相的重要文献材料由中文译成英文，于1950年拿出了一部厚厚的《中国对西方的回应》的油印稿。后来又有两个非常能干的学者房兆楹和任以都参加进来，担任部分翻译工作。^[31]为了对哈佛燕京学社有关中国近代史的藏书作一个全面的调查，费正清同刘广京合作，在1946至1949年的3年时间里详细调查了1 067部著作，结果出版了一部页数达608页的《近代中国：1898—1937年中文著作目录指南》。^[32]富路德亦积极同中国学者进行学术交流与合作，1943年同韩寿萱合作撰写《明实录》一文；^[33]1946年，同冯家昇合作撰写《中国火枪的早期发展》，王重民对此文的撰著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参考书目和建议^[34]；1949年同瞿同祖合作撰写了《隋文帝时期宫廷中的外来音乐》^[35]。(www.daowen.com)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后，无论是基于留学、讲学还是应邀合作研究等形式赴美的中国史家，大多如同王重民、冯家昇、韩寿萱、王毓铨、朱士嘉、何兹全等人一样选择归国。当然，面对国内动荡的局势，在国民党败局已定，新生的共产党政权即将建立之时，房兆楹、洪业、陈受颐、邓嗣禹、杨联陞、王伊同、何炳棣、刘广京、刘子健、瞿同祖、罗荣邦、任以都等中国史家或因政治原因，或因担心国内已不复具有他们原来的生活方式，或因家庭和学业等原因而选择留居美国。这批中国史家在留居美国后，亦以各种不同形式同美国汉学家进行学术合作。例如，张仲礼自1954年开始即协同华盛顿大学的梅谷编撰《太平天国起义：历史与史料》，直至其回国；^[36]邓嗣禹、王伊同、孙任以都、唐德刚、刘子健、萧公权、周策纵、朱文长、何炳棣、吴光清等一批留居美国的中国史家参与了由福特基金会资助的包华德主持的于1955年开始编撰的《民国人物传记辞典》，他们都撰著了数量不等的相关辞条，因而出现在执笔人名单中。^[37]富路德于1962年开始主持编撰《明代人物传记辞典》，在执笔人名单中同样可见一大批留居美国的中国史家名字，如邓嗣禹、房兆楹、王伊同、李田意、罗荣邦、萧公权、任以都、吴光清、钱存训等。^[38]

德国汉学家海尼士（Erich Haenisch）曾指出：“利用中国助手以解释例证，代寻引证，及解决语言困难问题之办法，在东亚居留之西人固常用之，即在欧洲方面之汉学家亦尝为之。”^[39]这种情形在美国汉学界更为普遍，拉铁摩尔坦言道：“在美国职业汉学家中流行的姿态是，声称或者有时假装自己的汉字写得如此之好，以致他们亲自做全部的工作。事实上，他们大多数人依靠懂英语或法语的中国人来承担为其搜集材料的主要工作，自己只是将其润色一下。”^[40]20世纪30年代嘉德纳在北平进修期间，聘请周一良担任私人秘书，任务是替他翻阅有关东方学的刊物，作成论文摘要。^[41]后来由于周一良领取哈佛燕京学社奖学金，要去哈佛留学，于是周一良推荐杨联陞，由杨联陞接任，帮其买书及为中日文论文作英文提要约一年。^[42]唐德刚在哥伦比亚大学半工半读时，曾在中国历史编纂处作编译，魏氏嘱唐氏校订《东方专制主义》全稿，并笺注意见。^[43]任以都在撰写博士论文期间，曾作为费正清助理，帮助其查对博士论文，翻译补充中文资料，并替他编的《中国对西方的回应》做些翻译；博士毕业后的1950年至1952年间，她又担任拉铁摩尔的助理，帮他记录蒙古人的访问稿。^[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