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米·杰宁斯（Amy Jennings）曾言：“（在外国的留学生）有三项任务：第一，学习他感兴趣的知识；第二，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第三，最重要的但大概也是最难的，就是让当地人来了解他。在有着不同习俗的异国他乡，（留学生）……必须把自己当成……使者，他的任务就是使别人通过他来认识和喜爱他的国家。”^[12]胡适、赵元任、陈衡哲等一大批中国留美学子即是如此，他们在学习美国方式之同时，通过各种方式介绍宣传中国社会和文化，以增进美国人对中国社会和文化的了解。胡适在1912年10月14日的日记中写道：忽想著一书，题名《中国社会风俗真诠》，“取外人所著论中国风俗制度之书，一一详论其言之得失，此亦为祖国辩护之事”^[13]。1912年10月16日，胡适在阅读保尔·S.莱因斯（Paul S.Reinsch）的《远东的思想与政治趋向》一书时，发现其中人名年月稍有讹误，便为作一校勘表寄之著者以便其纠正；^[14]1914年8月2日，胡适偶读英国《皇家亚洲学会报》，见有大英博物馆东方图书部的英国汉学家翟来乐（L.Giles）所写《敦煌录译释》一文及附录原书影本。他看后发现，翟氏的释译“乃讹谬无数”，如以中宗神龙年号为渊名，将录手漏笔误为避讳而据以定年代。胡适随即摘其谬误，作一校勘记寄去。^[15]陈衡哲在瓦沙女子大学留学期间，受“出于善意的好奇的学生及教工们”的邀请举行了一些以中国为题的讲座；值得一提的是，陈衡哲在《瓦沙每月杂记》上发表的两篇文章，还使美国人对中国的诗歌发生了兴趣。^[16]尚在美国求学的吴宓在其日记中亦记述了其宣传中国文化一事：“1920年11月20日，巴师（白壁德）命宓作文，述中国之文章教育等，以登载美国上好之报章。宓遵允之。巴师谓中国圣贤之哲理，以及文艺美术等，西人尚未得知涯略，是非中国之人自为研究，而以英文著述之不可……是非乘时发大愿力，走研究中国之学，俾译述以行远传后，无他道。”^[17]

受“西方中心论”、“白种人优越论”等因素的影响，美国社会对中国充满着偏见和歪曲。留美学子置身异域，深感种族歧视之苦^[18]。正是这种歧视和屈辱激发着海外游子的爱国之心，当他们听闻各种诋毁与歪曲中国的言论时，则会尽其所能的去辩护和纠正，将真实中国告知美国社会。正如《教育杂志》刊行的《留美学生近况》一文中所说：“中国学生在美大学，除研究学问外，皆纯为祖国宣传文化，对于国家大事，亦皆研究，遇有美人误会之处，中国学生常为纠正。”^[19]例如，在中国海关供职的布兰德（J.O.P.Bland）曾于1912年11月来美国各地就中国社会之情形发表演说，其演说诋毁中国。对此，胡适不仅作一书寄《纽约时报》予以批驳，而且在布兰德演说现场就其所发表的观点进行质疑。^[20]1920年到美国密苏里大学留学的萧公权，在其回忆录中记述了当时同他一起在密苏里大学留学的杜钦反驳美国传教士讥评中国社会近况的具体情形，“有一次某教会邀请我们中国学生去听新从中国回来的一位传教士报告中国的近况。少门（杜钦）和我，还有其他几位同学都去听讲。谁知这位传教士把中国的社会描写得黑暗无比，几乎与野蛮社会毫无分别，并且大肆讥评。听众当中有略知中国情形者，大为不平，于此君讲完之后立即建议主席，请在场的中国学生发言。我们当然公推少门，做我们的发言人。他站起来，雍容不迫地作了十几分钟亦庄亦谐的谈话。他不直接驳斥传教士的错误，也不直接为中国辩护，但请大家注意，任何学识不够丰富、观察不够敏锐、胸襟不够开阔的人到了一个文化传统与自己社会习惯迥异的国家里，很容易发生误解，把歧异的看成低劣的。中国学生初到美国，有时也犯这种错误。他本人就曾如此，他于是列举若干美国社会里可恨、可耻或可笑的事态。每举出一桩之后，他便发问：那就是真正的美国吗？他略一停顿，又自己答复，说：‘我现在知道不是呀。’少门说完后会堂里掌声雷动，这位传教士满脸通红，无话可说。散会后许多美国人拥上来与少门握手，赞许他的谈话。”^[21](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