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嘉德纳的《中国旧史学》、富路德的《乾隆禁书考》还是韦慕庭的《前汉奴隶制度》,这些著作在美国学界都受到极高的赞誉。《通报》称:“嘉德纳通过这一本精彩的小书为汉学研究者提供了真正的帮助。……基于广泛且很好消化了阅读所获得的大量信息塞满了这些页面,确实令人震惊。这使得此书尽管小,但却是名副其实的关于历史研究和方法问题的真正介绍。……嘉德纳的书不仅值得强烈向每一位汉学研究者推荐,而且也值得向那些希望自己对中国史家问题有所了解的全体史家推荐。”[67]《美国东方学会杂志》称富路德的《乾隆禁书考》“证据充分完备,具有很强的学术性,展现了作者的声誉。对于全新的中国和相关文明研究来说,它确立了一个很高的标准”[68];韦慕庭的《前汉奴隶制度》则被称为是“对这一主题完美而最富价值的贡献”[69],“美国学者对于理解中国制度所作贡献中最有价值的论著”[70];赖德烈的《中国史与文化》,是“关于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完整、准确而具学术性的研究著作”[71],“将被所有对中国历史和文化发展感兴趣之人置于内心深处。它以一种清晰可读的风格撰述,很好的展示了其准确性、公正性及完美的均衡感”[72],“无论是作者还是耶鲁大学都将因为这样一部出色的著作而值得称赞”[73]。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卡特的《中国印刷术源流史》不仅在美国学界而且在国际汉学界亦受到赞誉。英国伦敦《泰晤士报》称,“其论述之精谨,足资美国作家研究东方问题之楷模”;荷兰汉学家戴闻达认为,“卡特氏之落笔着墨,至谨严不苟。每一撇书,悉经慎思……其鉴别旧资料,增加新资料之法,至可称羡。此书更有一特长,即能使普通读者悉了然无遗”。桑原骘藏亦认为:“其书研究范围极广……在中国印刷术之历史中,在量一方面,自不必论;即在质一方面,亦不失为良著。”[74]
然而,如前所述,面对这些享有盛誉的海外汉学著述,民国学者并未顶礼膜拜,完全丧失批判反思的能力,而是坚持一种批判研究的态度,在充分注意其局限之同时,亦尽可能发挖掘有助于中国学术之可取处。民国学者对待美国汉学的这种批判研究的态度,对当下中国学界而言不能不说是一剂清醒剂。众所周知,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海外汉学再次引起中国学术的重视,大量美国汉学著作被译介引入中国学界[75]。这些汉学对中国学术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每一次美国汉学模式的转换,从冲击反应到中国中心观再到市民社会及文化人类学,中国学界都相应地顺势出现与此相应的研究热潮,中国学人在“跟着西方的风向转”[76]。当我们面对大量涌进的汉学著作时,必须清醒地意识到它有其特有的文化和学术背景,不能拿来就用,因为在不同学术传统中的概念和方法的转化和使用必须经过严格的学术批判和反思才行。引进域外汉学是为了我们自身学术和文化的变革与发展,不可在介绍西方汉学走马灯似的各类新理论、新方法时,我们自己成了西方的东方主义的一个陪衬,失去了自己的话语和反思的能力。如何立足中国本土的学问,在借鉴汉学的域外成果上,从我们悠久的文化传统中创造出新的理论和方法,这才是我们真正的追求所在。民国学者以批判研究的态度对待美国汉学,正是我们今天面对西方汉学时所应有的基本立场之一。
与此同时,民国学者在面对美国汉学时所持的开放心态,亦启示我们应注意中国学术界存在的另一种趋向:似乎谈到中国的历史文化研究,唯有中国学者掌握最丰富的史料宝藏,最了解、最懂得中国历史文化,无论是东洋学者,还是西洋专家,皆是门外之谈,隔阂搔痒,难以深入,这类自我托大的学术爱国主义有抬头和弥漫的趋势。[77]诚然,西方汉学家中不乏形形色色之浅薄者,或缺乏基本的汉学根柢,或专门以曝中国弱点以为名高,或出于学术投机。早在民国时期,不少学人即对西洋汉学的缺陷或局限有清醒认识。留美学者梅光迪在一次演讲中指出,西方汉学家多出身传教士或外交官,“久寓我国,娴习华言,涉猎古籍,贸然著述,既非卓绝之天才,又不得老师宿儒为之指导,无以窥见学术之源,更挟其成见,有为而作,无传播文化之精意,不过侈陈闻见,以博雅誉耳”[78]。熟悉西方汉学界的陈受颐说:“有一位美国人还未懂得《尚书》有今古文之分,便肆意讥评中国学者的古史研究;一位欧洲人才从高本汉念过一点中文,认识一千几百个中国字,便高谈中国古代哲学,说中国学术界没有人才。”[79]然而,如前所述,民国学人并没有因此漠视或拒绝包括美国汉学在内的西洋汉学;相反,他们中有部分人,尤其是国学修养较深、又谙熟西方学术的留学生群体非常清醒这并非西方汉学全部。时代发展到今天,中国本土学者必须面对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从日本、欧洲到北美,每一天都有关于中国古今各方面的研究成果问世。当我们面对这些汉学著作时,我们应像民国学人那样持开放心态而不是视而不见。
相互了解是平等对话的第一步。民国学界对于域外汉学界的研究动态非常关注,《图书季刊》、《史学年报》、《清华学报》、《燕京学报》等相当一批期刊都曾刊载了大量域外汉学的信息;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由燕京大学主办的《史学消息》,仅在1936—1937年就刊载了“日本东洋史学论文提要”、“现代日本东洋史学家的介绍”、“西洋汉学论文提要”、“各国关于汉学新刊书目”、“欧美汉学研究之现况”、“欧美汉学研究文献目录”等介绍域外汉学的文章。不仅如此,民国学界还通过书评对域外汉学著述作具有深度的批判性评述,如王伊同刊载在《史学年报》上的关于《德氏前汉书译注》一书的书评长达44页、邓嗣禹刊载在《图书评论》上的关于卡特《中国印刷术源流史》一书的书评亦长达21页。由此,域外汉学著述的优劣得失清晰可见。正是建立在对域外汉学的深度了解基础之上,民国学者才能与国际汉学界进行平等对话,成为国际汉学界不可或缺的一员。反观当下我国学界,“对国外的学术著作,包括海外汉学论著,缺少平等而尖锐的批评,也许是这些年国门再次开启,中国学者又轮回到了晚清‘视西人若帝天’的时代罢,我们看到‘跟风太多’,以至于国内学者以为外国的一切都好,只有亦步亦趋鹦鹉学舌”。[80]确如葛兆光所言,不对海外汉学著述作批评的、专业的书评,我们就不可能摸清其思路与方法,了解其话语和特点,学习其经验与长处,中国学者就不可能同国际汉学界进行真正的对话。
【注释】
[1]李思纯:《与友论新诗书》,《学衡》第19期,1923年7月。
[2]梁盛志:《外国汉学研究之检讨》,载《再建旬刊》第一卷第八期(1940年4月11日),第17页。
[3]仅笔者目力所及,美国汉学家论著被译刊的即有:夏德的《中国罗盘针的故实》(汪馥泉译,《青年界》第5卷第1期,1934年1月)、《中国的罗盘针考》(蒋荫楼译,《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3卷第29期,1928年5月);劳费尔的《葡萄》(吴祥麒译,《中国学报》第1卷第6期,1944年8月)、《胡桃考》(吴祥麒译,《科学时报》第11卷第5期、6期,1946年7月);魏特夫的《中国阶级之史的考察》(《新生命》第2卷第8期,1929年)、《古代中国的政府与文学》(吴藻溪译,《群众》第7卷10期,1942年5月)、《商代卜辞中之气象纪录》(陈家芷译,《大学》第1卷第1、2期,1942年1、2月)、《中国经济史的基础和阶段》(冀筱泉译,《食货》第五卷第3期);德效骞的《中国语言之足用及中国无系统哲学之故》(张荫麟译,《学衡》第69期,1929年5月)、《古代中国伦理学上权力与自由之冲突》(梁敬钊译,《国闻周报》第6卷第44期,1929年11月);卡特的《中国印刷术之发明及其传入欧洲考》(向达译,《北平图书馆月刊》第2卷第2期,1929年2月)、《纸币印刷考》(戴裔煊译,《现代史学》第1卷第3、4期,1933年5月)、《中国印刷术发明述略》(张荫麟译,《学衡》第58期,1926年10月);拉铁摩尔的《汉人移殖东北之研究》(任美锷译,《新亚细亚》第4卷第5期,1932年9月)、《蒙古的王公、僧侣与平民阶级》(侯仁之译,《禹贡半月刊》第3卷第10期,1935)、《蒙古的盟部与旗》(侯仁之译,《禹贡半月刊》第3卷第6期,1935年5月);卫德明的《中国之史前史与原始史》(杨丙辰译,《国民杂志》第3卷第6、7卷,1943年6月);恒慕义的《近百年来中国史学与古史辩》(郑德坤译,《史学年报》第一卷第五期,1933年8月)、《中国史学家研究中国古史的成绩》(王师韫译,《语历所周刊》第9卷第101期,1929年);卜德的《中国古钱与埃及蜣螂符》(李毓麟节译,《山东图书馆季刊》第1卷第1期,1931年3月);顾立雅的《述学:原道字与彝字之哲学意义》(吴宓译,《学衡》1933年第79期)等。
[4]刘修业:《清代名人传记样本》,《图书季刊》新第3卷,第1、2期合刊,1941年7月。
[5]王重民:《书评:清代史人》,《图书季刊》1944年第1期;黄维廉:《评〈清代名人传略〉》,《申报》1947年5月8日,第9版。
[6]墀(等):《书报批评介绍:一、“中国印刷术之发明及其西传”》,《史学消息》1936年第1卷第3期;邓嗣禹:《中国印刷术之发明及其西传》,《图书评论》第2卷第11期,1934年7月;张其昌:《书报春秋:中国印刷术之发明及其西渐:嘉德著》,《新月》1933年第4卷第6期,第90—95页。
[7]洪煨莲:《评古得林著乾隆书考》,《史学消息》第1卷第6期,1937年5月;雷海宗:《书评:The Literary Inquisition of Ch'ien-Lung,Luther Carrington Goodrich》,《清华学报》1935年第10卷第4期;郭斌佳:《书评:乾隆之禁书运动》,《国立武汉大学文哲季刊》1936年第5卷第3期。
[8][加]保罗·埃文斯著,陈同等译:《费正清看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3页。
[9]黎东方著:《平凡的我——黎东方回忆录1907—1998》,中国工人出版社2011年版,第275页。
[10][美]拉铁摩尔著,唐晓峰译:《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页。
[11]L.C.Goodrich.“Chinese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The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15,No.1,(Apr,1931),p.75.
[12]邓嗣禹:《中国印刷术之发明及其西传》,《图书评论》第2卷第11期,1934年7月,第56页。
[13]杨联陞:《书评:富路德,中华民族小史》,载《思想与时代月刊》第三十六期,第42页。
[14]雷海宗:《书评:The Literary Inquisition of Ch'ien-Lung,Luther Carrington Goodrich》,《清华学报》1935年第10卷第4期,第957页。
[15]王伊同:《德氏前汉书译注订正》,《史学年报》第二卷第五期,第519页。
[16]聂崇岐:《书评:Slavery in China During the Former Han Dynasty,206B.C-A.D25》,载《燕京学报》第31期,pp.213—220。
[17]雷海宗:《书评:The Literary Inquisition of Ch'ien-Lung,Luther Carrington Goodrich》,第957页。
[18]郭斌佳:《书评:乾隆之禁书运动》,《国立武汉大学文哲季刊》1936年第5卷第3期,第707页。
[19]张其昌:《书报春秋:中国印刷术之发明及其西渐》,《新月》1933年第4卷第6期,第17页。
[20]夏鼐著:《夏鼐日记》(卷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7页。
[21]王伊同:《李斯传》,《史学年报》第3卷第1期,第129页。
[22]雷海宗:《书评:The Literary Inquisition of Ch'ien-Lung,Luther Carrington Goodrich》,第957页。
[23]Ch'en Shou-yi.Review Slavery in China During the Former Han Dynasty,206B.C-A.D25.by C.Martin Wilbur.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Vol.14,No.1(Mar.,1945),p.83.
[24]杨联陞:《评韦尔柏〈前汉奴隶制度〉》(书评),载《思想与时代月刊》第28期,第51页。
[25]梁盛志:《外国汉学研究之检讨》,载《再建旬刊》第一卷第九期(1940年4月21日),第24页。
[26]朱士嘉:《中国旧史学》,《史学年报》第二卷第五期,第538页。
[27]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台北胡适纪念馆编:《胡适王重民先生往来书信集》,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39页。
[28]Ch'en Shou-Yi,Review The Origin of Manchu Rule in China:Frontier and Bureaucracy as Interacting Forces in the Chinese Empire by Franz Michael.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Vol.11,No.3(Sep.,1942),p.331.
[29]Ssu-yu Teng,Review Slavery in China During the Former Han Dynasty,206B.C-A.D25,pp.408—410.
[30]邓嗣禹:《中国印刷术之发明及其西传》,第52—53页。
[31]陈恭禄:《评莱道内德(K.S.Latourette)著〈中国史与文化〉》,载《武大文哲季刊》第3卷第2期,1934年,第411页。
[32]胡适纪念馆编:《论学谈诗二十年——胡适杨联陞往来书札》,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页。
[33]朱士嘉:《中国旧史学》,第539页。
[34]邓嗣禹:《中国印刷术之发明及其西传》,第52页。
[35]杨联陞:《书评:富路德,中华民族小史》,第42页。
[36]雷海宗:《书评:Kenneth Scott Latourette,The Chinese,Their History and Culture.》,载《清华学报》1935年第10卷第2期,第515—518页。
[37]雷海宗:《书评:Kenneth Scott Latourette,The Chinese,Their History and Culture.》,第515—518页。
[38]董作宾:《书评:魏特夫,商代卜辞中的气象纪录》,载《华西协合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集刊》1943年第3卷第1期,第87—88页。(www.daowen.com)
[39]陈受颐:《费次者洛德的中国文化小史(书评)》,《独立评论》第189号,第19页。
[40]王泛森、潘光哲、吴政上主编:《傅斯年遗札》(卷一),“中央”研究院史语所2011年版,第250页。
[41]陈受颐:《费次者洛德的中国文化小史(书评)》,《独立评论》第189号,第19页。
[42]邓嗣禹:《北大舌耕回忆录》,载冯尔康、郑克晟编:《郑天挺学记》,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137—138页。
[43]梁盛志:《外国汉学研究之检讨》,第19—20页。
[44]L.S.Y.Reviewed work(s):The History of the Former Han Dynasty by Pan Ku;Homer H.Dubs;P'an Lo-chi.,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Vol.19,No.3/4,(Dec.,1956),p.437.
[45][美]费正清:《费正清对华回忆录》,第399页。
[46]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台北胡适纪念馆编:《胡适王重民先生往来书信集》,第81页。
[47]胡适纪念馆编:《论学谈诗二十年——胡适杨联陞往来书札》,第71—72页。
[48]梁盛志:《外国汉学研究之检讨》,第26页。
[49]陈恭禄:《评莱道内德(K.S.Latourette)著〈中国史与文化〉》,第413页。
[50]陈受颐:《费次者洛德的中国文化小史》(书评),第19页。
[51]雷海宗:《书评:The Literary Inquisition of Ch'ien-Lung,Luther Carrington Goodrich》,第954—955页。
[52]Feng Chia-Sheng,Review The Origin of Manchu Rule in China by Franz Michael.Pacific Affairs,Vol.15,No.3(Sep.,1942),pp.371—372.
[53]夏鼐著:《夏鼐日记》(卷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53页。
[54]陈受颐:《费次者洛德的中国文化小史(书评)》,第19页。
[55]Lien-Sheng Yang,Review A Short History of the Chinese People by L.Carrington Goodrich;A Short History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by Tsui Chi;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a:A Short History by Owen Lattimore;Eleanor Lattimore.Geographical Review,Vol.34,No.4(Oct.,1944),pp.689—690.
[56]王伊同:《德氏前汉书译注订正》,第519页。
[57]邓嗣禹:《中国印刷术之发明及其西传》,第40页。
[58]邓嗣禹:《中国印刷术之发明及其西传》,第40页。
[59]陈恭禄:《评莱道内德(K.S.Latourette)著〈中国史与文化〉》,第412页。
[60]Hu Shih,Review A Short History of the Chinese People.By L.Carrington Goodrich.Pacific Af fairs,Vol.17,No.2(Jun.,1944),p.225.
[61]聂崇岐:《书评:Slavery in China During the Former Han Dynasty,206B.C-A.D25》,第213页。
[62]雷海宗:《书评:China:A Short Cultural History:By C.P.Fitzgerald.》,载《清华学报》1936年第11卷第4期,第1181页。
[63]梁盛志:《外国汉学研究之检讨》,载《再建旬刊》第一卷第九期(1940年4月21日),第19页。
[64]Hu Shih,Review A Short History of the Chinese People,p.225.
[65]张其昌:《书报春秋:中国印刷术之发明及其西渐》,《新月》1933年第4卷第6期,第15页。
[66]王重民:《书评:清代史人》,《图书季刊》1944年第1期,第60页。
[67]J.J.L.D.Review Chinese Traditional Historiography by Charles.S.Gardner.T'oung Pao,Second Series,Vol.34,Livr,3(1938),pp.238—239.
[68]Carroll B.Malone.Review The Literary Inquisition of Ch'ien-Lung by Luther Carrington Goodrich.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Vol.55,No.4(Dec.,1935),pp.477—479.
[69]E.A.Kracke,Jr.Review Slavery in China During the Former Han Dynasty,206B.C-A.D25.by C.Martin Wilbur.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49,No.2(Jan.,1944),pp.291—292.
[70]Karl.A.Whittogei.Review Slavery in China during the Former Han Dynasty,206B.C-A.D.25 by C.Martin Wilbur.American Anthropologist,New Series,Vol.47,No.1(Jan-.Mar.,1945),pp.161—162.
[71]Sister Justina.Review The Chinese:Theiry History and Culture by Kenneth Scott Latourette.The Americas,Vol.3,No.2(Oct.1946),pp.270—271.
[72]C.W.Bishop.Review The Chinese:Theiry History and Culture by Kenneth Scott Latourette.Geographical Review,Vol.24,No.4(Oct.,1934),pp.686—687.
[73]J.K.Shryock.Review The Chinese:Theiry History and Culture by Kenneth Scott Latourette.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Vol.173(May,1934),p.210.
[74]以上评论具见邓嗣禹:《中国印刷术之发明及其西传》,第39—40页。
[75]参见拙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海外中国学研究》,《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2009年第2期。
[76]盛韵:《汪荣祖谈西方汉学得失》,《上海书评》,2010年4月18日,“访谈”。
[77]许纪霖:《史学研究不过是瞎子摸象》,《文汇读书周报》2013年2月1日。
[78]梅光迪讲,何惟科记:《中国文学在现在西洋之情形》,《文哲学报》第2期,1933年7月。
[79]陈受颐:《西洋汉学与中国文明》,《独立评论》第198号,1936年4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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