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上所述，美国汉学固然存在不少缺陷，但在民国学者看来仍有可取之处。傅斯年曾言，“西洋人研究中国或牵连中国的事物，本来没有很多的成绩，因为他们读中国书不能亲切，认中国事实不能严辨，所以关于一切文字审求、文籍考订、史事辨别等等，在他们永远一筹莫展，但他们却有些地方比我们的范围来得宽些。我们中国人多是不会解决史籍上的四裔问题的”^[40]。陈受颐如是指出，“外国人习中国史，自然有许多隔膜，然同时也有占便宜的地方。习见习闻的事件，有时不易吸引注意；‘旁观者清’，不特处世如是，做学问亦然。西洋汉学家不受中国传统学问的牢笼，把中国史看作东亚史的一部，每每有簇新的见解，正是超于象外而得其环中”^[41]。邓嗣禹则撰文呼吁：“以前有不少老先生觉得中国学问，精深奥妙，绝非外国人所能窥测。所谓‘桐阳子苦读四十年，始略窥墨学门径’。到现在，中国学术的确已世界化了，汉学中心林立，所发表的研究作品，不能说全没有贡献。”^[42]在民国学者看来，美国汉学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可取之处：

其一，公开合作之精神。中国传统学人治学，多喜欢个人专研而不愿以团队之形式进行合作研究。梁盛志这样批评道：“国人治学多冥往孤索，耻言求助于人，硕学畸士，欲以其著述期知己于后世，而不愿以干当代公卿，忍资料之缺乏，受社会之冷遇，而不以为异。即或求助友生，多为研究方法范围之相近者，奖借之益，多于切磋，精神之交，过于物质。”^[43]然而，美国汉学界的风气完全迥异，他们特别注重团队之合作。美国学者柔克义就曾与在哥伦比亚大学执掌丁龙讲座的夏德合译赵汝适的《诸蕃志》；德效骞译《前汉书》时，不仅得中国学者潘、崔、任三君佐之，而且还得荷兰汉学家戴闻达及龙彼得为之修正；卡特的《中国印刷术源流考》一书，由卡特及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匈牙利汉学家斯坦因（Lorenz von Stein）、德国汉学家勒考（Le Cog）等合而为之；被称为“美国汉学进步最明显证据”的《清代名人传记》，则是在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之下，由恒慕义召集来自中国、日本及美国的50位学者耗费8年时间完成；魏特夫主持的中国社会史资料搜译，其辽代部分由其与华裔学者冯家昇合作完成、两汉部分由瞿同祖和王毓铨负责、清代部分由房兆楹和杜联喆负责。此外，如学术刊物之合编，资料之展览，学术之集会，论文之宣读，研究报告之发表，皆公开合作精神之表现。

美国汉学界注重这种团队合作之研究，固然是因为美国汉学基础薄弱，但这种合作研究方式确是推动了美国的汉学研究，保证了美国汉学著述的质量。杨联陞在评价德效骞主持的《前汉书译注》时就曾言道，“由于在翻译中，德效骞有潘硌基作为合作者，又得戴闻达和龙彼得的仔细核对。其结果是使这本译注成为高度可信赖的中文文献译本。”^[44]恒慕义主编的《清代名人传记》，亦因得到中国学者房兆楹夫妇的帮助与合作，成为在学界颇受赞誉的著作。正如费正清所说，所有美国学者的贡献都远远逊于恒慕义请来的两位高级助理——房兆楹、杜联喆夫妇。他们“按照恒慕义博士的编辑宗旨编纂出版了独一无二的关于中国的最重要的外文著作”^[45]。正因为如此，民国学界有不少学者呼吁中国也应如美国等西方学界一样倡导公开合作精神。胡适在致王重民的信中如是解释他高度称赞恒慕义主编的《清代名人传记》的原因，“我若不说几句公道的赞扬的话，将来作书评的人必将吹毛求疵，以抑人为高。如此则八九年苦功将受埋没了。以后谁还敢花十几亿金元，招集四五十学人来做这种学术合作呢”？^[46]杨联陞在致胡适的信中亦言道：“我觉得中国的史学界需要热诚的合作跟公正的批评。到现在为止，多数的史学同志，似乎偏于闭门造车。谁在那儿研究什么，别人简直不清楚。我觉得1.各校的史学系主任，应该常常通讯。至少每校请一位教授专门担任通讯联络；2.应当常常交换教授跟研究人员，至少作短期访问讲演；3.应当分区组织史学会，常常开会讨论学术。研究生均得参加，本科生须成绩优异者始得参加，以为鼓励；4.史学界应该合力整理并发表史料，搜访并保存史迹；5.出版一个像‘史学评论’一类的杂志，特别注重批评介绍；6.史学界应当合力编辑丛书，如剑桥、牛津所出的各种历史大系，每册由几个人合写或一个人专写都可以，请几位学界前辈认真主编；7.史学界应当合力编辑工具书，如国史大辞典，中国经济史大辞典之类。”^[47]梁盛志更是公开撰言呼吁中国学术界急需合作之精神，“以学问为天下公器，识个人能力之分际，虚心坦怀，为合理之分工合作。求国际之协助，集海内之英俊，分门别目，共争上流。”^[48]

其二，新颖之视角和方法。由于美国学者身处中国之外，不受中国固有文化传统之束缚，加之常与西方相比较或采用新的视角和方法，故在解释中国历史文化现象时常有迥异于中国学者之处，颇多新颖之观点和见解。陈恭禄在评述赖德烈的《中国史与文化》一书时如是言道：“吾人叙述史迹，常或易为古人成见与史论所拘，著者身为外，论断往往出于比较研究之所得，结论虽或不同于吾人，常有深切考虑之价值。”其上册末言中国所受地理上之影响中多警切之论，“据著者意见，山川形势不宜于统一，而已往之历史，政治上文化上统一者，多由于人力，其时期长于罗马、西班牙帝国。南北因气候土壤植物之不同，生活迥异，人民多以耕种为业，而人口有增无已可耕之地有限，此为中国穷贫之要因。”^[49]费子智的《中国文化小史》一书，尽量利用西史作比较，比如谈到先秦诸子便比较古希腊的哲人时代，讲五胡乱华便比较西洋上古末叶日耳曼诸族之南徙等。在陈受颐看来，“虽然不得完全吻合，也可以增加不少的趣味和读者的了解力”。^[50]富路德的《乾隆禁书考》一书，在雷海宗看来其中不乏“有几点很动人的见解”。例如，乾隆时代的中国已经安定，不似以前对清朝的那些反抗，按理不必有严厉的文字检查；但实际上乾隆时代对于文字的摧残较比清初要严重不知多少倍。富路德对此解释认为根本的原因是心理的。大清在此时由外表看来虽然极盛，实际这是衰落时期的开始，满人下意识中感觉到这一点，所以对汉族愈发畏忌，因而更加紧的压迫。雷海宗认为“这虽是难以证明或否证的说法，仍不失为一个很有兴趣并很合情理的解释。”^[51]梅谷的《满族统治中国之起源》，致力于从分析和解释社会经济与政治发展中的内在相互作用，揭示满族王朝崛起之动因，冯家昇认为“尽管在史料方面有局限性”，但却是“一部令人耳目一新，使人兴奋的著作，提供了关于满族王朝早期发展史的一幅完整图画”^[52]。拉铁摩尔的《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以地理环境解释经济状况及社会组织，更以经济社会情形来解释中国与边疆的关系史。在夏鼐看来，“虽其解释有时不免勉强一点，颇值得一读”^[53]。(www.daowen.com)

值得注意的是，民国学者在肯定美国汉学因新视角或新方法而提出的新颖见解之同时，亦对没有史实根据或盲目采用新方法所得出的新颖观点持警惕和批判之态度。陈受颐在评论费子智的《中国文化小史》中富有趣味的见解时指出，“然而见解到底不是空洞的东西，他不能不以史实为根据”。^[54]杨联陞对于拉铁摩尔的《现代中国形成之简史》如是评论道，“拉铁摩尔是以一种富有想象性的方式来解释中国史；然而，偶尔掠过会发现缺乏详实的史实”^[55]。傅斯年亦曾以“误认天上的浮云为地平线上的树林”嘲讽拉铁摩尔的《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王伊同则在评述德效骞的《前汉书译注》后直言不讳地指出：“方今以汉学家自命者，间或学殖荒芜，而抵掌空谈。傥籍氏书，而怀乎学问广大，非侈谈方法者所克奏功；然后追踪前贤，潜心研读；相互砥砺，奋志发扬。则德氏之功不朽矣。”^[56]

其三，重视组织结构与系统性。邓嗣禹曾这样批评中国学者的著述：“尝见国人著述，旧派多獭祭为书，新派多章节连篇，令人读完之后，非感茫无断限，则觉漫无联贯；而考证文章之艰涩枯燥，尤可畏也。”^[57]然而，美国汉学家在组织结构的安排方面极为注意，这给民国学者留下深刻印象。例如，卡特的《中国印刷术源流考》之长，“首在组织与结构，实为吾人所当学步”。其书“固皆出之于考证，乃其行文，竟若遇之于无形。其结构或组织，仿佛小说。方其首述背景之时，已将结果暗示。……顾其结构之起伏无常，虽似小说，而其行文之谨严不苟，则又异于小说，求之于国人著述，似尚难得”^[58]。赖德烈的《中国史与文化》，“著者对于组织殆费心思，取料亦颇慎重”，故方能“叙述上古史迹，迄于现时，综合政治上学术上艺术上等等之发展，成一有统系之著作”，“就吾国史籍而言，著作家用科学方法编著此类书籍尚可一读者，尚不甚多”。^[59]富路德能够在短短230页篇幅之中完整展现一部真实而富动感的中华民族及其文明发展之历史，在胡适看来其成功之处在于“熟练且技艺高超的总括性概述”，尤其是“坚决而几乎是冷酷无情的去除朝代和政治史以便留出充足的空间突出有关中国人生活的物质、技术、社会、思想、艺术、宗教等方面发展的故事”。^[60]韦慕庭的《前汉奴隶制度》，就汉代奴隶的来源、买卖、地位、数量及其生产进行论述，在聂崇岐看来“条理颇为清晰”，“带给我们迄今为止关于这一主题最为全面而透彻的研究”。^[61]即使是受到陈受颐严厉批评的费子智之《中国文化小史》一书，在雷海宗看来，其组织结构及系统性方面亦有可取之处，“在这样一部短小的书中，这种分段分题的方法大致可称恰当。……三四千年间的主要线索都能指出，使前此对中国全不明了的人也可得一个整个的印象。一本小书能作到这种地步，也就算很满意了”^[62]。

其四，冷僻领域和材料之注意。传统中国学者“自昔侧重经史，而忽视杂书。以治史言，喜究朝章国故，而忽视民间生活。至于四夷会同，海外贸易，宗教变迁，奇技淫巧，则鄙不足道焉”^[63]。然而，外人之治汉学者则一反其道，他们注重与其有关的中国边疆四夷、中西文明交通等多为国内研究者所忽视之领域。民国学者对此方面的著述尤为关注，并颇多赞赏。富路德的《中华民族小史》，被民国学者认为是“以任何欧洲语言已出版的中国史著作中最优秀的一本，相信这本著作中的一些特色将使关注这本著作的中国史家从中获益”，因为“整本著作将其重点放在了中华民族与外部更广阔世界之间的历史关系、东西方间的文化思想的交流方面，这些有关中国史的全球性一面经常为中国史家所忽略或者没有足够充分的对待”。^[64]卡特的《中国印刷术源流考》，“从许多向来不为前人注意的材料中——如印章、摹写、纸牌、释道的典籍等——寻出个很清晰的系统来”^[65]。恒慕义主编的《清代名人传记》，在王重民看来至少有一大优点，即“清代是与欧美交通的时代，还有一部分史料是外国人用外国文字记下来的。我国的学者，许多没有治外国文字的机会，便把这部分史料忽视了。如明清之间的天主教士，在台湾与郑成功争雄的荷兰商人，鸦片战争前后的东印度公司人与基督教的传教士，帮助太平天国与帮助扑灭太平天国的西洋人，对于中国人士都有很深的接触，都有详细的记载。这部传记把这些材料尽量使用了。”^[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