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汉学研究者不通中文，不能阅读中籍，当然便无力作名副其实的汉学研究。故此，欧洲汉学界特别重视汉语言能力，将其视为是汉学研究人员的基本素养之一。1920年移居法国师从伯希和从事东方语言和文化研究的俄籍汉学家叶理绥，在担任哈佛燕京学社社长时明确强调应按照“首先需要精通至少两种欧洲语言，然后学习难对付的古汉语，最后才能进行课题研究”的法国汉学模式培养汉学研究人才^[8]；高本汉1948年偕同夫人游美国之时，到布鲁克林学院讲演，他告诉学生：要研究中国文化，必须先学中文；而外国人之学习中文，应该先学文字，后学语言，先学文言，后学白话。^[9]与之相比较而言，美国汉学研究人员的汉语言能力则显得薄弱。拉铁摩尔曾自述其在撰写《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一书的汉语水平，“不过，显然还有许多准备工作要做。首先是学中国文字，我虽然会说中国话，却不能自由阅读。我所读过的，有许多还不能完全理解。尽管我脑子里装满了民间故事和传说，但不知道这些充满历史事件的中国传说究竟有没有正史的根据。”^[10]1930年代，富路德也坦承：“近期美国人做了一次有关中国的西方重要著作调查，我发现，145位作者中只有23位美国人，且其中一半不熟悉中文。”^[11]在民国学者看来，美国汉学研究者的汉语言水平确实是不敢恭维；即便是在美国颇负盛誉的汉学家，民国学者也颇有微辞。著有在国际汉学界广受好评的《中国印刷术源流史》一书的卡特，在邓嗣禹看来其遗憾之处仍在于未能精通汉文；^[12]被认为是美国学者中在中西交通同物质文明的进展这一类杂学上最渊博的富路德^[13]，雷海宗也认为其“读中文的能力太差”^[14]。

由于美国汉学者的中文修养不够，故其在著述中尤其是解释和译注史料时常存在误解误译，这给民国学者留下颇为深刻的印象。例如，德效骞翻译《前汉书》时，用the world/the country/the empire三词译“天下”，但常存在错译或不妥之处。例如，“天下同苦秦久矣”，“天下”译为“the world”，实际上应译为“the country”；“古之治天下”中的天下译为“the world”，实应译为“the empire”等。故此，王伊同认为该译注“大抵译笔忠实，首尾贯穿，注疏精详，考证明确，贤乎时辈远矣”，然仍“或出入原恉，且译工未细，或伤文气”。^[15]聂崇岐在评价韦慕庭的《前汉奴隶制度》一书时如是评价道，论述部分“条理颇为清晰，论据亦多精到处，允称研究前汉奴制之良好著作”。然而，其后半部分“译文讹误甚多”，“仅就翻阅所及，略举第二编不妥处二十则，以见一斑”^[16]。富路德在翻译“此辈在《明史》既不容阑入，若于我朝国史因其略有事迹列名叙传，竟与开国时范文程承平时李光地等之纯一无疵者毫无辨别，亦非所以昭褒贬之义”时，居然将“承平时”当成了清初的名臣之一。雷海宗讥讽道：“关于此点著者似乎颇费心力，因为后面有注解：‘I cannot find this worthy's claim to fame recorded anywhere’也无足怪，因为‘这位老先生’与他的‘声名’都是著者自己的产物！……Goodrich先生读中文的能力太差，以致占本书四分之三篇幅的下部全不可用”^[17]；郭斌佳对于富路德《乾隆禁书考》一书的史料译注部分如是评述道，“吾人依次翻阅，觉作者治学之精神十分谨严，令人折服。惜作者对于利用中文材料，常有模糊影响，不能充分了解之苦。”^[18]卡特的《中国印刷术源流史》一书，在张其昌看来“最可惜的是列用中文材料时，由于文字的不甚了解而有几处误译”。^[19]夏鼐在阅读完劳费尔的《汉代的陶器》后不禁感慨道，“氏为西方所崇拜之汉学大师，而此中汉译英之文句多不通句读，不解字义，西方汉学家多如此，又何足怪”^[20]。

对于美国汉学家在汉文史籍或史料译注中所存在的误译，民国学者多能以理解与宽容之态度视之。王伊同在评述卜德的著作时如是言道，“氏以西人，治汉学，文字转绕，尤异寻常。遗漏疏略，误译错解，属难尽免”。^[21]雷海宗就富路德翻译时出现的错误指出，“本来中国文字一向不加标点，国内读破万卷书的人也不敢自信对前代文字的句读有十稳的把握”^[22]。在陈受颐看来，“由于缺少标点以及对中文原文进行句读，从而在译者的脑海中有可能偶尔引起困惑、混乱以及英译的不一致”以及“汉代散文风格的晦涩以及汉代习语的独特性”，韦慕庭在英译时出现错误在所难免。^[23]杨联陞在评述《前汉奴隶制度》时指出：“我们现在大学里的研究生，读古籍多少人能有这种成绩，实在很难说。我以为读古书要有翻译的精神，一字不可放过，在大学史学课程中，遇有重要而难读的史料，教授应当在课堂中与学生共同讲读，不可强不知以为知，囫囵混过。中国人写论文引中国书向来不翻译，实在作者读不懂所引的书，有时候真成问题，西洋人引中国书必须翻译，所以他们的学者读书有时候很细，道是我们应该效法的。”^[24]

如果说美国汉学家译注史籍时存在误译尚能理解，因中文能力所限而使其无论是材料搜集还是材料审别都难以博雅，在民国学者看来不能不说是美国汉学的一大缺陷。“西文与汉语，性质悬殊，故彼等之通读汉籍，本非易事。欲其一目十行，渊贯经史，涉猎百家，旁通当代撰著，殊为奢望。”^[25]朱士嘉如是批评嘉德纳的《中国旧史学》，专究史学却不知刘知几、章学诚之作，“全书材料大都取自泰西学者之论文，搜罗尚属详尽，惜于中国典籍，征引较少。顾中国典籍，浩如烟海，西洋学者难竭全力以事稽考，然于其最重要之著作，似亦不应忽略。”^[26]恒慕义主编的《清代名人传记》，在王重民看来“诚然很清晰，很有用，胜于Giles者不止倍蓗。可惜分纂诸君子未够高明，一则立传之人未有通盘计划，故有有传而不必传与当传而无传者；再则取材稍滥，欲为第一流著作，而采用三四流史料，是其可议处”^[27]。陈受颐就梅谷的《满族统治中国的起源》批评道，“假如作者能涉猎诸如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中央’历史语言研究所、国立北平图书馆等机构已辑出的原始文献及孟森编撰的明元清史通志和朝鲜实录等重要编撰物中哪怕很少的一部分，将极大地保证其著作的科学价值”。^[28]韦慕庭的《前汉奴隶制度》，“尽管是一项值得称允的研究，但是它并非没有值得讨论的地方，如材料的遗漏。……大量关于汉代奴隶制的论文没有使用，甚至忽略了刊载在北平历史学会于1933年出版的《历史国学》的‘奴隶史特辑’”^[29]。卡特的《中国印刷术源流史》，“大体而论，似终不失为一巨著”，但其“材料出处不明细、多用间接材料而不求原料以及材料搜罗诸多不备”等皆是可议之处。^[30]赖德烈的《中国史与文化》，“关于中国史料，著者虽在中国多年，但限于言语文字，殆不能多看。故所列举者，或不免于错误，或不免于疏陋”^[31]。(www.daowen.com)

1943年尚在美国哈佛大学求学的杨联陞曾在致胡适的信中如是写道：“这个礼拜Wittfogel在这儿讲几点钟，我还没去听，昨天下午碰见他，一块儿在校园里绕了两个湾儿，他说讲中国上古史不可不念王国维、郭沫若的文章，不可不用金文、甲骨文，如司徒即是司土之类不可不知。我说这些知识，对于中人以上的史学系大学生，不过是家常便饭，无甚稀罕。他似乎觉得奇怪。我想这我没有吹牛。我又告诉他甲骨、金文可以用，不过妄用是很危险的。”^[32]在美国汉学界被奉为泰斗的魏特夫，其中国史知识尚且如此，其他美国汉学家的中国史知识可想而知。故此，在美国汉学家的著述中，民国学者常能找到一些一般史实的知识性错误。例如，嘉德纳将普通尊称的夫子误以为是最高之官衔；^[33]卡特将五代之国都误以为皆在西安，而北宋之国都在长安；^[34]富路德将灭蜀的司马昭与篡位及平吴的司马炎两个人混为一个^[35]；赖德烈关于宋代的几个历史家与他们的作品皆没有认清，《资治通鉴》始于公元前5世纪末期而非4世纪初期，《通鉴外纪》的作者为刘恕并非司马光，范围到周为止，并非宋代。^[36]

此外，由于美国汉学家生活于全然别异之环境，仅凭其所具有的汉籍之部分知识或在华之一时见闻而欲论定千古，常如隔雾看花，难求其情真理得。赖德烈在书中怪孔子不懂幽默，不喜爱儿童，除对已死的母亲略有孝思之外并不尊重女性，连自己的妻子也不恭敬。这种说孔子不幽默的论调本身就非常幽默，等于说孔子不是二十世纪的美国人。^[37]魏特夫在《商代卜辞中的气象纪录》一文中，根据其所选定的记有月份的317片卜辞，以统计方法得出“殷代气候稍为和暖”之结论。在董作宾看来，此结论甚不可靠，他认为要研究殷代气象问题，“第一，要深切的认识和了解甲骨文；第二，要能应用断代方法，精密的分析各时期的卜辞；第三，要彻底解决殷代历法的问题，以与现代测候作比较；第四，要从卜辞的字里行间，推寻卜者经验中表现出来的气象情况”^[38]。费子智将司马迁之周览天下山川为时代的风气而拟之于英国18世纪绅士阶级的大陆旅行、以匈奴为与后来入寇欧洲的匈族完全同族，乃至陈桥兵变中宋太祖全不知情，勉强以黄衣加太祖身上，则无疑是这位西洋老先生对中国历史的误解，以致被骗^[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