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上可见，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华裔学者成为美国中国史学研究的一支重要力量。华人学者在美国的中国史学研究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朱政惠先生指出：“来自中国的历史学家或者华人历史学家，在美国对中国史学的研究过程中，始终有重要的影响和作用。”^[10]具体而言，华人学者对美国中国史学研究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传递中国史学信息。由于华裔学者具有语言优势及社会支援系统，使得他们在向美国汉学界介绍中国国内史学研究趋势及状况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例如，邓嗣禹于1949年2月在《远东季刊》上发表了一篇介绍20世纪初以来中国史学发展概况的长文《近50年的中国史学》。在该文中，他介绍了19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趋势以及中国史学在20世纪所出现的变化，重点是概述了自20世纪初以来至1949年中国的史学流派及中国学者在史前史、古代史、中国通史、社会史、经济史、文化史、专门史、中外关系史、艺术史等领域的研究情况；尤为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邓嗣禹对这近50年来中国史学各领域具有代表性的学者及其著述进行了精炼的评述。例如，他在介绍社会史和经济史方面的研究时这样评述道：“杰出的作者是郭沫若、李玄伯、陶希圣。前者受马克思影响，后二者受摩尔根影响。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带有很多革命思想和很有价值的观点，只是有些明显的错误……郭先生的贡献总是倾向于打破的古史体系，而陶先生的成就是揭示古代社会整体的真实情况，他重要的著作有《中国社会的分析》和《南北朝经济史》；吕振羽的《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和《史前期中国社会》同样价值连城，前者引用了很多新概念，后者是考古资料的简要归纳”；再如，在清朝学术史研究方面，邓嗣禹指出“尽管掌握材料的范围和方法如此不同，梁启超和钱穆的著作都必不可少；但应该先读梁启超的书，因为钱穆的书简要整理了别人讨论过的问题”^[11]。很显然，邓嗣禹通过此文将20世纪初至1949年这近50年中国学者的中国史学研究概况向美国学界作了准确而简洁的介绍，美国学者借助此文便可对20世纪初以来中国史学研究概况有了大致的了解。

1979年，中美关系逐渐走向正常化之时，美籍华裔学者相继回国探访并与国内史学界进行学术交流。他们返美后即撰写文章向美国汉学界介绍中国国内的史学研究状况。例如，刘广京、黄宗智曾先后于1979年底至1980年初回国，并同国内史学界进行了广泛的交流；返美后，他们分别撰写了《世界观与农民起义：毛泽东以后的历史学回顾》和《当前中国的明清史及近代史研究》，向美国学术界介绍“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史学界在农民起义、明清史及近代史领域的研究概况及其所出现的新变化。^[12]在中美因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及其他问题在政治及军事上处于尖锐隔绝对峙状态导致基本学术信息交流中断达20多年之际，刘广京、黄宗智等华裔学者所撰述的有关中国大陆史学研究概况的文章，无疑有助于美国汉学界了解封闭了20多年的中国大陆史学。改革开放后，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赴美求学，并有为数不少的人在美国高校执教，他们在中美学界间架起了史学研究信息沟通的桥梁。曾求学、任教于华东师范大学的王晴佳于1987年赴美留学，1992年获博士学位后便一直执教于美国罗文大学。近年来，他常往返于中美学界，将西方史学信息引入中国学界之同时，亦将有关中国史学的信息带入美国学界。概而言之，华裔学者利用较之美国本土学者所无法具备的语言和学术方面的独特优势，将中国史学信息准确而及时地传递给美国学界，使得美国本土学者得以了解和掌握中国国内学者在中国史学研究方面的理论方法及成果。

第二，矫正美国学界对中国史学的误解。美国不少学者认为，中国传统史学实为儒家史学，而儒家史学旨在为道德服务，故是有史而无学；没有史学观念的中国史学，只能收集与编排史料，缺少辨别真伪的能力；只知编年，而殊乏综合与解释的技艺，以至于史学意识停留在相当低的层次；对于中国的史官制度，则认为官修代表官方立场，史官为政府所雇用，必具官方的意识形态与偏见，甚至往往有违真实，无从具有个人独立的观点与立场。简而言之，中国传统史学受到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把重点放在褒贬上，沦为道德工具，而历代中国政权雇用史官，为其政治目的服务，又沦为政治工具，以至于没有独立的史学意识，在方法上亦因而停滞在编排与剪贴的层次。^[13]例如，萨金特认为，“中国史家的任务是维系政治道义的正统性，编撰史料主要是旨在暗示目前政治事件与这种正统政治标准的关系。历史记录目的在于将其作为一种对政治事件的道德解释，以指引后世统治者的政治道德。在他们的脑海中，最为突出的职责是有必要根据正统标准将历史描绘成它应该怎样而不是它是怎样。对于他们而言，历史不是综合全面分析经济历史与政治事件之间的关系，而主要是为统治者的政治道义教育服务”。^[14]葛朗特·哈代在文章中提到包括美国人在内的西方人批评司马迁的《史记》，“像一部没完成，未经整理，有点失控的史书；司马迁似乎像一个没有头脑的抄写者，他不加区别地乱抄乱写，自相矛盾，缺少编修所要求的一致性和控制力的感觉”。^[15]

对于美国学界在中国史学方面的误解，华裔学者自认为身在美国就应尽力予以矫正。例如，洪业在《公元708年前的唐代史学编纂署》一文中即对中国的史官制度进行辩护。通过对公元618至708年这90年间唐代官修史状况的研究，他认为“一些旧有的观念必定要受到挑战……唐代的国史馆从来都不是王公大臣或秘书处的附属机构，它实际上是一个固定不变的、独立于宫廷或政府任何主要部门的机构”；另外，洪业在文中还指出，“这90年应该视为一个整体。在最初10年，没有取得任何史学编纂成就，这主要是因为缺乏组织或监督；紧随其后是取得辉煌成就的20年黄金时期——二十四部正史中有六部完成于此时期，成功的原因之一在于这20年是一位英明而强有力的君王统治时代，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恰好有一位杰出的监修者”。^[16]又如，杨联陞在《官修史学的结构——唐朝至明朝间正史撰修的原则与方法》一文中指出，正史中具体呈现的原则中，最重要的是环绕在“为何”与“如何”等问题上。在回答“为何”这个问题上，记录的连续性与传达有用的参考资料为两个主要的原则；至于“如何”的问题，最重要者为两套相互矛盾的原则：忠实记录的原则之于伦理的偏见或专事掩饰，以及称颂与谴责（褒贬）的原则之于共同的评价。就此而言，中国传统史家编撰史书时所通常采用的春秋笔法也可说是在保存历史真相的前提下，维护儒家伦理的折衷办法，或如杨联陞所谓，史家鼓励道德而不失尊重实录之原则。与此同时，杨联陞认为官修史学所常采用的集体修史及纪传体的方法可弥补因官修史学原则导致减低对中国官修史书的信心与兴趣。^[17]洪业、杨联陞等华裔学者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减少美国学界对中国史学的误解。

第三，协力提升美国研究中国史学的水准。如前所述，在20世纪40年代之前真正从事中国文史研究的学者屈指可数；20世纪40年代后，在区域研究的浪潮下，美国研究中国的主流转向了以社会科学方法研究近现代中国问题。基于此，美国对于中国史学研究的基础相对而言非常薄弱。一直到20世纪末，美国本土学者撰著的中国史学史专著仅有嘉德纳的《中国传统史学》一部即是显证。^[18]

为提升美国研究中国史学的水准，在美华裔学者或通过编撰工具书为美国中国史学研究创建基础，或通过课堂讲授、著述等方式加深美国学者对中国史学的理解，或通过书评纠正美国学者在研究中国史学中的谬误。洪业自1930年起在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主持编纂的64种索引中，有关于《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的引得，还出版了二十四史《食货志十五种综合引得》和《艺文志二十种综合引得》，这些引得为美国的中国史学史研究奠定了重要的史料学基础和方法论基础。又如，何炳棣曾以书评方式对美国本土学者的中国史学译著中所存谬误予以指正。他在评论美国学者华兹生的《史记》英译本时就曾指出，华兹生在翻译汉代独特表述时仅是根据字面意义而没有用心考查汉代的机构制度和社会背景，故此必定会使读者因其翻译而对《史记》产生误解，游侠这个词的翻译就是一个最为明显的例子；为此，他专门抽取了其中的四卷详细核查其翻译的准确性，并根据汉代制度和社会背景对其错误的翻译进行查明及纠正。^[19]

再以杨联陞为例，他在哈佛大学主讲中国史专题时，不仅系统地讲述了从商周一直到1800年的中国政治、社会及经济制度，而且对二十四史以及关于正史和其他史籍的各种各样注释作了重点介绍^[20]，从而使美国学生对中国传统史籍及学者对其所作的研究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另外，杨联陞通过其著述解答了中国史学中令美国本土学者不解的问题，在《二十四史名称试解》一文中他就尝试解答“在二十四史中，除《史记》与《三国志》外，有十三部称书，九部称史，这些名称纯为随意选择还是受到传统的影响”。对于这一问题，他给出的解释是：每一部取法《史记》的史书，其名称都以“史”字收尾，而以《汉书》为典范的史书则以“书”字结尾；最后五部正史之所以有所不同，具有意味深长的原因（涉及正统问题）^[21]。更为重要的是，杨联陞通过书评的方式对德效骞翻译的《汉书》、华兹生英译的《史记》、魏特夫主持翻译的《中国社会史：辽代》、嘉德纳的《中国传统史学》等美国本土学者关于中国史学的著述所存失误之处予以纠正。杨联陞在评论华兹生英译《史记》时认为，“大体上，华兹生证明了其精湛地把握了《史记》风格所代表的中国古典；根据可读性和可靠性的标准，他的翻译总体上的质量是上乘的”；但通过对照中文原文核查了卷一的3章和卷二的2章即发现了诸如将“旦暮”翻译成“日夜”等20多个错误；^[22]在为德效骞英译的《汉书》所撰写的书评中，他亦指出，“这是高度可信赖的中文文献的译本。正如上面所指出的，注释也具学术性。我注意到几个地方似乎需要修正或进一步解释。……如王莽国号的翻译、四种官方职位、生口等的翻译”^[23]。

洪业、杨联陞、何炳棣、邓嗣禹、刘广京、余英时、汪荣祖、王晴佳等华裔学者，把中国史学知识和方法引入美国，为美国的中国史学研究创建基础，并使美国人更为深刻地领略到中国史学的精深。余英时曾称杨联陞是“中国文化的海外媒介”^[24]，我们不妨借用这个说法，将这些在美国从事中国史学研究的华裔学者称之为“中国史学的海外媒介”，他们在中美学界之间架设了一条史学沟通的桥梁。

【注释】

[1]陈毓贤著：《洪业传》，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19页。

[2]William Hung，A Bibliographical Controversy at the T'ang Court A.D.719，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Vol.20，No.1—2（1957），pp.74—134；William Hung，The T'ang Bureau of Historiography Before 708，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Vol.23（1960—1961），pp.93—107；William Hung，A T'ang Historiographer's Letter of Resignation，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Vol.29（1969），pp.5—52.

[3]余英时：《顾颉刚、洪业与中国现代史学》，《中国史研究动态》1981年第8期。

[4]杨联陞著，蒋力编：《哈佛遗墨》，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303页。

[5]Lien-sheng Yang，“A Theory about the Titles of the Twenty-four Dynastic Histories”，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Vol.10，No.1（Jun 1947），pp.41—47；Lien-sheng Yang，The Organization of Chinese Of ficial Historiography：Princeples and Methods of the Standard Histories from T'ang through the Ming Dynasty，In Lien-sheng Yang，Excusions in Sinology，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9.

[6]Lien-sheng Yang，Review The History of the Former Han Dynasty by Pan Ku by Homer H.Dubs；P'an Lo-chi；Pan Ku，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Vol.19，No.3/4（Dec.，1956），pp.435—442；Lien-sheng Yang，Review 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 of China.by Burton Watson，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Vol.23，（1960—1961），pp.212—214；Lien-sheng Yang，Review 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Liao（907—1125）.by Karl A.Wittfogel；Feng Chia-sheng，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Vol.13，No.1/2（Jun.，1950），pp.216—237.

[7]S.Y.Teng&Knight Biggerstaf f，eds.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of Selected Chinese Reference Works，Peiping：1936；S.Y.Teng，Chinese Historiography in the Last Fifty Years，The Far Eastern Quarterly，Vol.8，No.2（Feb.，1949），pp.131—156；S.Y.Teng，Historiography of the Taiping Rebellion，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2；S.Y.Teng，Wang Fu-chih's Views on History and Historical Writing，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28，No.1（Nov.，1968），pp.111—123.

[8]Q.Edward Wang，Inventing China through History：the May Fourth Approach to Historiography，Albany：SUNY 2001；Q.Edward Wang&Georg Iggers（eds.），Turning Points in Historiography：A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Rochester：University of Rochester Press 2002；On-cho Ng and Q.Edward Wang，On-cho，Mirroring the Past：The Writing and Use of History in Imperial China，Honolulu，Hawaii：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05.(www.daowen.com)

[9]Ping-Ti Ho，Records of China's Grand Historian：Some Problems of Translation：A Review Article，Pacific Affairs，Vol.36，No.2（Summer，1963），pp.171—182.

[10]朱政惠：《海外学者对中国史学的研究及其思考》，载《史林》2006年第4期，第169页。

[11]S.Y.Teng，Chinese Historiography in the Last Fifty Years，The Far Eastern Quarterly，Vol.8，No.2（Feb.，1949），pp.148—149.

[12]Kwang-Ching Liu，World View and Peasant Rebellion：Reflections on Post-Mao Historiography，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40，No.2（Feb.，1981），pp.295—326；Philip C.C.Huang，Current Research on Ming-Qing and Modern History in China，Modern China，Vol.5，No.4（Oct.，1979），pp.503—523.

[13]汪荣祖：《西方史家对中国传统史学的理解与误解》，载汪荣祖著：《史学九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91—99、106页。

[14]Clyde B.Sargent.“Subsidized History：Pan Ku and the Historical records of the Former Han Dynasty”，The Far Eastern Quarterly，Vol.3，No.2（Feb，1944），p.134.

[15]［美］葛朗特·哈代（Grant Hardy），《文本中的世界：司马迁的〈史记〉》，载魏格林、施耐德主编：《中国史学史研讨会：从比较观点出发论文集》，台北稻乡出版社1999年版，第99页。

[16]William Hung，The T'ang Bureau of Historiography Before 708，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Vol.23，（1960—1961），p.100.

[17]Lien-sheng Yang，The Organization of Chinese Of ficial Historiography：Princeples and Methods of the Standard Histories from T'ang through the Ming Dynasty，In Lien-sheng Yang，Excusions in Sinology，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9，pp.101—108.

[18]参见朱政惠：《海外学者对中国史学的研究及其思考》，载《史林》2006年第4期。

[19]Ping-Ti Ho，Records of China's Grand Historian：Some Problems of Translation：A Review Article，Pacific Affairs，Vol.36，No.2，（Summer，1963），pp.172—173.

[20]Lien-sheng Yang，Topics in Chinese History，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0，pp.32—40.

[21]杨联陞：《二十四史名称试解》，载杨联陞著：《国史探微》，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第239页。

[22]Lien-sheng Yang，Review 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 of China by Burton Watson，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Vol.23（1960—1961），pp.212—214.

[23]Lien-sheng Yang，Review The History of the Former Han Dynasty by Pan Ku by Homer H.Dubs；P'an Lo-chi；Pan Ku，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Vol.19，No.3/4（Dec.，1956），pp.435—442.

[24]余英时：《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