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赴美的华裔学者中，最早在美国开展中国史学研究，并对美国学界了解中国史学起着不可或缺作用的当属洪业。1928年秋，在美国哈佛大学讲学的洪业深感查检中国古籍十分困难，萌发编纂古籍索引的设想，1930年他向哈佛燕京学社年会提交计划并获得通过，在学社资助下组成引得编纂处。该处索引编纂工作采用洪业提出的“简而备，疏而不漏”的编纂原则，选题广及群经诸子、佛道子目、前四史、宋辽金元明清传记、类书、诗文和现代期刊，兼及专书、引书、刊误、书目、专题及期刊论文。标引深度达到逐词、逐条，兼及作者、人名。对各种不同类型的引得的著录都详加规定，参见（参照）方法也较为完备。为了方便读者检索，被索引的文献都采用了当时通行的版本，并编印了一批附有被索引文献的全文的“引得特刊”。为方便对比通行本的页数，该编纂处还发明了一种通行本页数的换算法。每种索引的正文都用中国字庋撷法排列，书后附笔画和拼音检字表。从1930年成立至1950年停办（1941年12月—1945年秋曾一度中断工作），该处在十几年间共编索引64种81册（其中正刊41种，附有原文的特刊23种）。洪业所主持编纂的这些引得，被誉为“20世纪上半叶研究中国文化最重要的参考书之一”。^[1]1946年春，洪业应聘到美国哈佛大学来讲学。从1946年到1980年，洪业发表了许多关于中国史学史方面的学术论著，如《公元719年唐朝廷的关于著书目录的辩论》、《公元708年前的唐代史学编纂署》、《唐代史官的辞职信》等。^[2]洪业晚年最精心的著作则是刘知几《史通》的英文译注。他对《史通》的兴趣发生得相当早，认为这部书是世界上第一部对史学体例进行了系统讨论之作。因此他发愤要把它译出来，让西方人知道中国史学造诣之深和发展之早。^[3]

继洪业之后，对美国学界了解中国史学发挥着启蒙作用的是对中国史学有着精深造诣的杨联陞。他于1940年赴美就读哈佛大学，跟随贾德纳（Charles S.Gardner）博士从事研究，1942年获哈佛大学硕士学位，1946年完成《晋书·食货志译注》，获博士学位。自此之后的近半个世纪，杨联陞一直在美国从事有关中国语言、官制、边疆史、史学史、经济思想史、科技史、书画史、佛教史等方面的研究，正因为如此，他曾自喻“敢比仰山杂货铺，何堪舜水再来人”^[4]。他在中国史学方面撰有多篇学术论文，如《二十四史名称试解》、《官修史学的结构——唐朝至明朝间正史撰修的原则与方法》等；^[5]此外，在20世纪50年代，杨联陞对《汉书》、《史记》、《三国志》等中国史籍的英译本撰写大量书评^[6]，对翻译的内容及其正确性提出独到而深刻的见解和商榷意见，纠正翻译中的史实错误或澄清专家所困惑已久的关键问题，其结果是把中国史学领域内的知识向前推进了一大步。(www.daowen.com)

从事中国史学研究并对美国中国史学研究发挥重要影响的华裔汉学者还有邓嗣禹、余英时、汪荣祖、王晴佳等。邓嗣禹于1932年燕京大学毕业后，留学哈佛大学，与陈寅恪等同为哈佛燕京学社成员，师从著名汉学家费正清，于1942年获博士学位，后长期任教于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并被哈佛大学等名校聘为客座教授，从事中国历史、中国史学史及目录学的教学与研究。在美期间，邓嗣禹先后撰述的关于中国史学方面的论著有《中国文献选编题解》、《近五十年的中国史学》、《关于太平天国起义的历史学》、《王夫之的历史观及其历史著述》等；^[7]在哈佛、耶鲁、普林斯顿三所大学任教数十年的余英时，在中国史学和史学理论方面有着精湛的研究，先后著有《十字路口的中国史学》、《历史与思想》、《史学与传统》、《论戴震与章学诚：清代中期学术思想史研究》等，他的英文著作较少，多以中文发表其学术著作，但并不影响其在英语世界的影响，2006年11月余英时获得美国国会图书馆颁发的有“人文诺贝尔奖”之称的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即是显证；曾在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执教30年的汪荣祖，先后撰著过《史家陈寅恪传》、《史传通说》等史学专著；现任美国新泽西州罗文大学历史系教授的王晴佳，其早年博士论文即是《中国史学家与西方：现代中国史学的起源》，自此之后长期致力于比较史学史、比较文化史及史学理论的研究，其英文著述有《通过史学创造中国：五四以来的史学方法》、《史学的转折点：跨文化视角》、《世鉴：中国传统史学》等。^[8]除此之外，房兆楹、何炳棣、刘广京等其他华裔汉学者或就美国本土学者的中国史学研究著述撰写过书评，或在中国史学方面作过一些研究。例如，何炳棣曾就美国学者华兹生的《史记》英译撰写过书评，评述其翻译中所存在的问题。^[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