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不仅是一部文学名著，更是中国史学史上第一部贯通古今、网罗百代的通史名著。因此，在美国学界有不少学者从史学角度研究《史记》。基尔曼在译注《史记》卷80—83即《乐毅列传》、《廉颇蔺相如列传》、《田单列传》、《鲁仲连邹阳列传》的基础上，探究司马迁的史学态度。他认为，“司马迁写作通史的预设目标是涵盖所有重要的事情和人物，但司马迁不允许被其创设的体例所支配”，司马迁主要考虑的是“所挑选的人物代表什么、他是如何成功、他的故事如何能恰到好处的融入《史记》的总体架构等因素”，“要重建司马迁的态度，研究列传是最为重要的”。至于司马迁自己的政治态度，基尔曼认为“司马迁将描述和对历史的评价视为一种庄严而神圣的使命，因为它保存了指引子孙后代的大量传统；司马迁的这种使命感，亦反映他对所遭受刑罚的愤恨以及对中央政府所采用体制的厌恶”。^[25]

大卫·詹森（David Johnson）的《早期中国的史诗与历史：伍子胥问题》，考察了由“事变”话语及与伍子胥有关联的人物等素材所组成的五种传统文献：（1）《左传》提供了这场阴谋的内核部分；（2）《吕氏春秋》将伍子胥置于《左传》所设置的相同空间场景，但提供了有关伍子胥生活的各种各样的情景；（3）《国语》，可能是《吕氏春秋》的资料来源；（4）《史记》提供了有关伍子胥的完整生平记述，更重要的是提供了更多的细节；（5）《吴越春秋》中有关伍子胥的材料是之前版本的三倍，并把伍子胥视为一位占星师和了解风水之人。詹森认为要质疑《吴越春秋》中增加部分的材料来源、两种以伍子胥为主题的民间传说的影响力以及它与从汉代开始逐渐发展起来的祭祀伍子胥之礼仪有何关联需要大量证据。然后，他将想象力转向司马迁：

在对《吴越春秋》进行延伸研究之后，当我重读《史记》卷66时，让我立即想到的是司马迁一定熟悉比他所用的能提供更多有关伍子胥故事细节的版本。这样才能解释传记对某些材料简化的质量。当然，如果司马迁搜集了大量有关伍子胥生平及冒险的奇闻逸事，也同样能创造相类似的效果。但是，在我看来，这似乎使司马迁更像是一位通过一点一点拼凑故事的现代历史学家。我认为最重要之处不在于他对已经存在的具有统一形式的复杂叙述所作的高度概括，而在于他能够从犹如碎片且存在巨大差异的材料中构建一套完整的解释。^[26]

詹森推测，类似于传统的统治者和统治规则，在秦汉统一之时丰富的历史传奇故事必定已存在。但是，这种传统并不是单一的事情——它存于诸多版本中……我认为这些叙述可能出现在由说书人口述给作为听众的贵族和平民，这类叙述的存在可解释如没有准备或模仿这些资料，司马迁为什么会提及“伍子胥病倒在去吴国的路途中，不得不沿路乞讨食物”。詹森认为，所叙述的这些历史传奇故事被汉代统治精英查禁，这是因为：一、在中央政府努力维系中国统一之时，它们培育的却是地方主义自豪感；二、它们对于为统治精英所鼓吹的儒家教条而言具有抵制作用；三、它们挑战了官僚们所把持的历史著述垄断权。^[27]尽管詹森强调他的结论是假设性的，并拒绝宣称口头传说、地方性描述等确实存在，但对司马迁资料来源的描述是明智而富有创造性，为众多前辈们所坚守的立场提供极好衬托。

顾传习的《司马迁的吴起传》，以《吴起传》作为评价司马迁史学观的文本，其主要目标是确证司马迁所使用的文本中哪部分在历史上是正确的，哪些是假想的历史传说故事以及司马迁构撰这篇传记的资料来源有哪些。他的结论是尽管不可能像小说一样完全解构，但这篇传记是由松散有趣的轶事组成，一连串有关吴起的不同叙述已按照一定年代顺序被有效组合在一起：很明显，这篇传记的几个部分包含有令人生疑的情节及严重的时代错误，然而由呆板的文学修辞占支配地位的其他段落削弱了他们所声称的历史价值。一流的学者……已经注意到这些特征中的绝大多数。像吴起生活的时代接近于所显示的时代、他是魏国的一位将军以及与所提及的一些或全部诸侯国的将军非常相像，这种有关吴起的最低限度描述至少还可以被接受。^[28](www.daowen.com)

葛兰特·哈代的博士论文《〈史记〉的客观性与阐释性问题》，是英语国家第一部关于《史记》的英文专著。他这篇博士论文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部分：第一部分（1—4章）他为重新理解《史记》构建了一套理论框架；第二部分（5—7章）解释说明这种框架如何能够应用于独特的传记。哈代认为，司马迁是一位经常通过排除史料、精确复制史料、编排史料次序、更改史料语言、主要史料之外插入其他史料以及插入想象性材料等方式塑造历史以引导其读者的主动而积极的编者；同时，他相信《史记》在叙述中的变化也展示出司马迁的某种历史观——历史事实具有道德意义，但它不可能只具有一种准确无误的解释说明，相同的事件在不同的背景中具有不同的意义。总而言之，哈代认为司马迁的主要目标是通过历史确认道义原则，并借助历史校正过去不道义之处。^[29]此后，哈代继续致力于探究司马迁在《史记》中是如何既秉持史学的客观性又致力于向公众解释传递伦理道德法则，即如何调和客观性与阐释性。1992年，哈代在《司马迁〈史记〉的形式与叙事》一文中认为，司马迁在《史记》中采用的本纪、表、书、世家、列传这种断片式体例，通过浓缩精简、置换年代、在一定背景中突出强调某些事实、平行叙述重要事件、暗示因果关系、反复叙述单一事件等方式将未加工的原始性历史资料制作成连贯的富有深远意义的叙述；本纪、表、书、世家、列传这种断片式历史体例，是司马迁的解释工具；正是借助这一解释工具，司马迁将历史的准确性和道德性这两大目标完美地会聚在一起，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史记》作为道德解释性工具的作用。^[30]在《〈史记〉卷14十二诸侯年表的解释功用》一文中，哈代以《史记》卷14《十二诸侯年表》为例，通过对这一卷及其史料来源进行分析，证明司马迁组织这一表是表达他自己对于历史重要性的判断。通过他所挑选的事件，司马迁突出了《史记》叙述的要点、纠正补充《春秋》和《左传》，并提供了在一定程度上独立于史记其他部分的春秋时代的大纲。在哈代看来，司马迁《史记》的十表通常被认为是正文的补充，尽管他们作为并列的日历和为司马迁的历史叙述建立一种历史性框架方面非常有用，但他们本身也具有一种独立的解释功用。^[31]在《古代中国史家对现代西方理论能有贡献吗——司马迁的多重叙述理论》一文中，他通过对公元前205年魏豹反叛的五种说法这一多重叙事的典型例子的分析指出，从不同的视角不止一次地叙述同一事件，而且对同一事件的叙述也并不完全一致的冲突叙述，似乎象征着历史真相有某种程度的失真，可是司马迁在他的叙述中又经常显示对事实真相的关注。在哈代看来，司马迁自相矛盾的叙述在某种程度上比我们期望的西方史学中的统一叙事要更准确地反映过往。司马迁特有的历史观念是承认史家和证据的局限，提供了多重解释的可能性，并聚焦于道德的省察。虽然这对西方人来说有点生疏混乱，但却展现了司马迁历史方法论的清晰画面，对于寻求逃避传统历史书写模式的现代历史学家来说可能是个有趣的例子。^[32]

1999年，哈代出版了专著《青铜与竹子的世界：司马迁对历史的征服》。哈代撰写此书的目的，“希望在司马迁的《史记》及其所处思想环境方面提供一种新颖的，可能也是富有争议性的考察”。在引言中，哈代对此作了详细介绍：“我认为这另外一种视角或许更为自由，同时与我的前辈相比更少一些文学性。我对于司马迁的个人经历如何形塑他对历史的理解以及他的这种识见如何体现在他的文本中也颇感兴趣，但这也许在一定程度上不同于西方史家，《史记》有一种强烈的表演成分？也许，《史记》不仅代表着司马迁关于历史的观念，也以一种醒目的、毫不夸张的方式代表着世界本身，并通过它的存在寻求改变世界。”^[33]这本专著的主要论题是“司马迁对历史的征服”：司马迁实际上是将《史记》视为一个微观世界，并运用这个“模型”来塑造现实世界。司马迁邀请我们进入他的这个模型，并让我们同他一道通过使用这个模型使历史富有意义。他一步步引导、鼓励我们这样做，以保证尽管我们从中发觉出自己的意义，我们仍不会将他遗忘；通过这种方式，司马迁征服了几乎不可避免地被破坏的历史：这就是使他自己在历史上得以永恒，将被千秋万代的子孙所想起和著述；正是通过这种方式，竹子（历史本身）超越了青铜（军事世界）。

司马迁编撰《史记》时文稿是写在什么上面？如何贮备所用文献？使用了多少草案？是否有助手帮助？编撰《史记》的具体过程如何？对于诸如此类问题，西方学术界偶尔提及，很少系统化。近年来，有关此类问题开始受到学者关注。倪豪士围绕《史记》是如何编撰这一问题发表多篇论文。1991年，他在《重新考察〈史记〉中的循吏列传》一文中指出，为什么酷吏列传中具有的年代顺序、共同主题、重复的关键词、传记主题间的相互对照等所有统一的叙述策略在循吏列传中都没有出现？传统观点认为循吏列传可能不是出自司马迁之手。但基于《史记》文本本身及文化背景，更为合乎逻辑的解释是司马迁在汉代皇室档案文献中找到被分类为循吏的文本材料，然后对其进行整理，循吏列传在编撰中经历了从档案文献到成为书的一部分这一过程。^[34]2003年，他在《〈史记〉文本问题的说明以及关于世家编撰的一些思考》一文中，具体阐述了《史记》部分是在司马迁指导下由助手帮助编撰，其中标签在这项工作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他在考察《史记》文本时，发现被高本汉称为“有依赖卷章”即《史记》关于前汉时期的卷章中存在与其文本没有任何语法联系的句子片断，仅世家就找到十四个。对此，倪豪士给出的解释是：司马迁编撰《史记》时有众多助手，他的助手为汉代以前的部分卷章准备了文本草稿，这项工作可能在司马迁作太史令的头几年期间就开始了；为文献资料和抄写草稿贴上以日期、个人姓名以及章节标题为主题的标签，不仅是司马迁编撰技术的一部分，“更有可能的是，放在顶端的第一片竹简是已写好的标签，表示的是与记录中的标题、日期及人物相关的事件。这些文件被贮存起来，直到被收入进整卷，作为最终组成部分。当成捆竹条从文件夹中取出来，很可能由不同史官或司马迁自己负责最终抄写。这就使得作为标签的日期、人名或章节标题这些字符很容易被抄写进正文中。这就可以为我们上面所看到的一种语法问题提供一种解释，也可解释为什么所有句子断片都出现在有依赖性的卷章中”^[35]。2007年，倪豪士在《缺乏掌声：关于晋世家与司马迁的春秋之说明》一文中，除了探究司马迁如何解读“春秋”一词的意思以及如何为了其目的改编《春秋》中的史料之外，着重从《史记·晋世家》中提供例证推测《史记》编撰过程中是如何使用《春秋》，以说明《史记》是如何编撰。他认为，“尽管司马迁在尝试重建某些事件时主要依赖于《左传》，但他经常参考其他三种传统注释，在重建事件中有一部分涉及对两种甚或更多的关于《春秋》的传统注释的异文合并；这种重建通常涉及缩写史料文本；有时候似乎并没有仔细地缩写，以致《史记》中有些段落的意思模糊晦涩，这显示有辅助或抄写员之手涉入这一过程。最后，根据以上以及在一个仅有口头传统和各种各样的笨重书写记录时代，很可能司马迁将春秋这个词理解为所有他学习过、记住的和阅读到的与经典文本有关系的整个资料库。”^[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