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汉学界乃至英语国家第一部详细研究司马迁的著作是华兹生的《司马迁：中国伟大的历史学家》。由于华兹生这本著作针对的是汉学家和受过教育的普通读者，故此其著述“故意选择忽略有关《史记》编纂的某些方面，如司马迁所依据的史料、中国学者的校勘、《史记》的文本”等^[17]。但是，华兹生通过他的分析和雄辩动人的英语成功地向西方介绍了《史记》的文学风貌。例如，华兹生如是描述司马迁在传记方面的创新：

在他的传记中，司马迁并没有简单地详述一系列的个人生平，他也通常不是像人们所希望的那样通过有密切关联的年代或地理来把握其主题。他深信那些来自他之前时代的经典和哲学著作是深刻的，人类历史事件的过程中潜藏着永恒不变的道德模式。他遵循着便利的年代顺序，但在他看来年代顺序应从属于他认识过去时代人们生活的那些模式。他根据他们的生活和激励他们的雄心将其研究对象划分为不同的群体……无论我们如何想象这些群体的生活，我们必须承认激发司马迁和他的同胞们所致力探寻的基本的哲学思维模式已展现出来。在司马迁之前的时代，残暴昏君和有德之君、正直大臣和谗谄奸臣的典范在历史上已树立。思想观念的模式和模式本身在司马迁时代已过时。正是司马迁认识到它们不仅适用于远古时代的人们，也同样适用于他自己所处的时代。于是，他拿出过去那一成不变的陈旧纸板，在上面描绘出有血有肉的鲜活人物画像：他发现被已往忽视的黑白讽刺描述手法的精妙之处，但是他从来没有放弃人类在历史上所具有的真正价值是由人们生活的基本道德模式决定这种观念。当传记成为官僚成员而非个人的创造物时，后来的中国史学著作都漠视这种古老的方式，即不管他们的生活经历是否真值得记录或具有价值，都为所有最高阶层的官员立传。但是，《史记》的惯例却是，不仅为那些在他们各自所处时代的重要人物立传，同样也为那些能够作为具有高尚道德品质的范例而在中国文献著作中继续发挥影响力的人们立传。司马迁之后不久，出现了一大批像刘向的《列女传》、皇甫谧的《高士传》这类传记著述，这应归功于司马迁的榜样作用。这类传记的对象都是那些显示出相同道德模式的个人。这种源自于《史记》的表和《汉书》的列传的新式类型一直到现在仍然在中国传记写作中占主流。^[18]

上述这段话向西方介绍了有关《史记》的两大问题：一是在中国长期以来被公认但却不为接受过古典训练的沙畹们所重视的《史记》文本质量问题；二是《史记》对于传记类型发展的影响。再如，华兹生在著作中设想应用《史记》所采用的体例描述美国史，“《史记》分为五个部分：本纪12卷、表10卷、书8卷、世家30卷、列传70卷。这种形式完全不同于西方所流行的关于历史形式的概念，因为西方要求对历史进行大量的解释。各种不同部分的重要性和作用取决于整本著作的结构和有效性；我认为对其解释的最佳方式是采用这种形式编纂一部美国史。如果读者能够容忍在美国史与中国史之间这种充满幻想的思想观念和明显的差异，我将尝试略述这样一部著作可能会是什么样”^[19]。显而易见，华兹生的著述成功彰显了《史记》的文学性，使《史记》在西方读者中复活。

但是，美国汉学界真正从文学角度研究《史记》，始于约瑟夫·艾伦（Joseph Roe Allen）。他的《〈史记〉叙事结构初探》一文将罗伯特·司格勒斯（Robert Scholes）和罗伯特·凯洛格（Robert Kellogg）从西方古典文学叙事中发展出来的方法论运用于中国传统叙事学。在文中，艾伦考察了《史记》在不同部分运用的一些叙事技巧，并尝试对《史记》卷66《伍子胥传》和卷109《李广将军传》进行精细分析：

根据我们所看到的结构，这两则传记明显不同。我们应用托多罗夫（Todorov）关于传说规律和传说价值的观点来讨论这两个情节结构的形式应该是恰当的。根据这一点，在《伍子胥传》中我们着重强调的是其单线性和动词导向，在《李广将军传》中强调的是插入和形容。一个在行动上是一致的，另一个则在主题上是一致的。这两则传记在主要情节结构形式上相互之间并不排斥，应该可以用来分析《史记》中或单独或综合运用的其他叙事方法。司马迁所寻找的方案，就是超越那种单纯按照事件编年史方式写作，这在列传的叙述中尤其多。我们应该可以发现这两种结构形式的规律、价值及表现。……伍子胥和李广的性格特点是静止的、无发展变化的，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是不变的、几乎是一维空间。吴所刻画的特色主要在于他的复仇，尤其是他复仇的决心；李广所刻画出来的特色在于他的军事才能和勇敢，并掺杂着一定程度的非正统性和傲慢自大。司格勒斯和凯洛格在讨论所刻画的主人公性格特征时更侧重于其中的一面，但如果相对应地应用到这里那将是危险的。另外一项研究中，司格勒斯为所刻画主人公的性格提供了一个举止文雅的弗莱模型。这个模型是根据模拟主人公所生活之真实世界（包括人和环境）的质量而设计出来。再者，尽管对西方评论流派进行归类可能不完全恰当，但这种归类的方法大体上还是有效，特别是由于史诗中的人物如此之多。虚拟的人物模型按照从高到低的顺序排列。处于上端的男主人公在地位上优于众人但不包括环境（在它上面是传奇与神话），处于下端的男主人公则低于上述两者（如喜剧）。当然，李和伍都处于这个模拟世界中上层部分。然而，我们应该可以想象得到李广的位置非常之高，或许已事实上接近于传奇与神话；然而，伍子胥靠近中间位置，与现实更为接近……这两个人无论是在艺术意义还是历史意义都是真实存在的人，但李缺乏生动性，这是他性格特征和情节结构的结果。^[20](www.daowen.com)

与他的分析相一致，艾伦认为《史记》对中国后世文学有着深远的影响力：《史记》是由众多独立的叙事所组成，这些叙事在结构上存在相当程度的变化。所讨论的这两种要比《史记》中所发现的其他叙事手法更具象征性，但正如我们所说它们并不具有典型性。我们怀疑在被传统所束缚的叙事手法中绝大多数都比模拟更具有象征性。情节、性格、观念及意义混杂在一起，从而使我们看到的这两种叙事手法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史记》中表达意义的方式象征着对先前历史经验主义传统的偏离，转向更具传奇小说意义。我们认为，在这两篇传记中所发现的叙事手法不仅可以在《史记》的其他部分找到，而且也可以在更富虚构性的中国经典叙事著作中找到。^[21]

李乃萃（Vivian-Lee Nyitray）的《美德的写照：司马迁〈史记〉中四位君子的生平》，是艾伦之后第一部研究《史记》文学性的著作。这篇博士论文主要是采用文学批评方法分析《史记》中所描述的生活于公元前3世纪的战国时代并被同时代人视为封建贵族楷模的齐国孟尝君、赵国平原君、魏国信陵君、楚国春申君这四位贤士列传。在文中，李乃萃运用源自法国结构主义的叙事理论、英美新叙事学、西摩·查特曼（Seymour Chatman）的电影叙事批评以及中国传统美学理论分析了《史记》文本中具有重要意义的结构元素，并描述了读者通过了解人物行动来判断其中所蕴含之道德内容的过程。这篇博士论文的中心是考察信陵君与看门人候赢之间引人注目的关系、仁与德之间的区别。通过分析，作者认为那些真实的榜样都必能具有缺陷，但正是他们的不完美性增加了他们的吸引力，这也解释了文本具有持久的文学力量。^[22]《史记》的叙事魅力及其空间而非时间法则是简小斌（Xiaobin Jian）的《〈史记〉的空间化》的主题，他的博士论文分为五个部分：导论、作为理解模式的空间化、《史记》的撰著与史学的传统、《史记》的建构与特征、结论：建立极权体系和塑造一种多重空间化的映象。总体上，简小斌采用的方法是《史记》应被视为中国伟大传统史学的一部分以及“空间”位置比任何特定的编年史著作都重要。在结论部分，他写道：总体上看，《史记》中的所有部分组成了一座宝塔形体系，这个体系具有明确界定且相互关联的层级和区分法则。在所建立的这种体系中，任何空间中存在的裂缝都经过测查，所经历过的时代都被系统化。尽管个人传记中所出现的表和日期使人感受到历史真实性，同时作为年代顺序的一种参考它也是需要，但是这种不受任何时间影响的框架体系突出表明的是一种永恒……司马迁……更为在意的是人物的总体形象和他们在整个体系中所处的正确位置。^[23]

为西方读者提供一种文学体系和理解《史记》的新方法，是杜润德（Stephen W.Durrant）撰述《模糊的镜子：司马迁著作中的紧张与冲突》一书的目标所在。杜润德首先确认《史记》在文学风格、道德判断甚至是事实描述方面所出现的众多矛盾之处，并以此说明“文礼”之间所存在的紧张关系。在他看来，《史记》文本中存在自由与控制、综合性与一致性、冗长与简练、文本的世俗愉悦性与传播规范的意识形态之责任等广泛的矛盾。杜润德认为，所有这些都源于一个根本性的矛盾：宣称是“第二个孔子”的司马迁却不愿意追随这个他自认为是典范的榜样，这并不是宣称司马迁本质上是反孔子的。在提出文与礼之间存在紧张关系这一基本前提后，杜润德认为司马迁的挫折在于，误解孝这种职责并以此否认他放弃了自杀，而这又迫使他流露其苦恼，这种苦恼的流出物即变成了《史记》。仔细分析司马迁的《孔子列传》显示，司马迁将其个人等同于孔子提出了一个不可能的挑战：以《春秋》中所采用的传统避讳和影射方式将整个中国历史综合为统一标准并自成一体的著作。杜润德认为，不可能的原因不仅是因为司马迁对于材料十分笨拙的处理，更为重要的原因还在于司马迁自身的强大影响力以及他对于讲述一个好故事的热情。随后的几章主要是致力于小心翼翼的分析司马迁对早期史料的处理以及其著述中所存在的矛盾，以此说明他自己的经历对于他的解释以及传播其所接收到史料的影响。^[24]识别并清晰叙述《史记》背后之文学模式的聪明才智，使他的研究为一种新研究流派奠定了重要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