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的文本问题，尤其是《史记》与《汉书》间的关系，在西方汉学界一直以来是个争论不休的问题。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曾发表了《司马迁语言拾零》一文，认为司马迁并没有严格按照“他从先秦文本中所学到的文学语言形式”，但他可能受到其所处的汉代地方口头语言之影响^[3]。自高本汉论文发表后，关于《史记》文本研究的成果相继产生。吴德明（Yves Hervouet）通过研究发现，《汉书》的《司马相如传》和《史记》的《司马相如列传》在文本上有近800处差异；在他看来，这些存在差异的文本中有近一半是在这两种版本之间无法找到合理解释；但通过考查韵律、查验上下文之间关系、不同字形变化及其他因素，他认为《汉书》的版本“似乎更为理想”；另一方面，他又发现《史记》版本中有近29%之处要优于《汉书》。因此，吴德明在结论中非常谨慎地承认，问题可能源自于公元1世纪《汉书》经常被反复抄写，同时这种差异也可能是抄写员试图根据《汉书》重建《史记》遗失的篇章。^[4]何四维（A.F.P.Hulsewe）在仔细比较了《史记》和《汉书》的词及短语后断定，目前的《史记》卷123是尝试通过利用《汉书》卷61的材料和《汉书》其他卷章资料重建遗失的《大宛传》的结果。对于更仔细研究其他卷章的呼吁，何四维预言其结果是“我相信进一步的研究也将显示《史记》这本著作中有关汉代其他篇章的不可靠性。”^[5]鲁惟一（Michael Loewe）在为何四维的《中国人在中亚》一书所写的导言中讨论了这一问题。在经过考察大量资料、文本考辨及外部取证之后，他认为《史记》文本是衍生物。为支撑其观点，他提供了两个新的间接证据：一是本卷及《史记》卷130在内的简明提要部分丝毫没有间接地提到张骞、李广或大宛战役、俘获汗血马等这一卷所描述的主要人物及其重大事件，从这段话中也可明白，“一旦汉朝派遣使节去大宛时，地处边远西部的蛮族人便伸长脖子朝内看，希望观看一下中原大地”；二是《史记》卷123文本的前半部分确有张骞传……但是《史记》卷111不仅有张骞的简短生平传记记载，而且还列举了在《史记》其他卷中明确标明没有任何个人传记的将军们。^[6]1989年，何四维发表了《被遗忘的立国元雄：〈史记〉〈汉书〉贵族年表再考察》一文，将《史记》卷18与《汉书》卷16进行了比较^[7]。次年，他发表《〈史记〉与〈汉书〉间的惊人差异》一文，指出早在沙畹出版《史记》法文译注时，就注意到《史记》卷21《建元以来王子侯者年表》与《汉书》卷15《王子侯表》有明显的矛盾之处，年限相差竟有6年之久，并认为《汉书》中的记载更为可信^[8]。

然而，浦立本于1981年在《国际史评论》上发表论文《汉朝在中亚》，论述了《汉书》与《史记》的关系，就《史记》、《汉书》记载西域问题孰先孰后对何四维和鲁惟一的观点提出了异议^[9]。同年，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教授鲍则岳（William G.Bolb）也在《亚非学院院刊》总卷44第2期上发表书评，认为在两者孰先孰后的问题上，何四维只是提出了一个观点而非证据。^[10]次年，达费纳（P.Daffina）又在《通报》上发表《〈汉书·西域传〉重译述评》一文，也就这一问题阐述了不同见解。^[11]榎一雄（Enoki Kazuo）的《〈史记大宛传〉与〈汉书张骞李广传〉的关系》一文为反驳何四维的观点提供了间接证据。榎一雄认为《史记》在卷123中遵循了古老的名称使用方法，不能就此认为是从《汉书》中复制而来；吕宗力（Lu Zongli）的《重新思考〈史记〉卷123的真实性问题》也显示，尽管何四维和鲁惟一都认为《史记》所记载的公元100年至400年这部分不可利用，但他们在著作中大量引用并参考有关这300年的记载即无法使人相信他们的观点；再者，何四维所引证的作为《史记》源自《汉书》证据的语言学范例总体上完全不具决定性。^[12]

20世纪90年代以来，《史记》的文本问题仍是美国汉学界的焦点问题。戴维·哈尼（David B.Honey）于1999年在《中国文学》上发表了《〈汉书〉、原稿证据及〈史记〉校勘：以匈奴列传为例》一文。他通过对《史记》与《汉书》中关于匈奴列传的文本分析，并借助信息传播理论中文本与版本间的差异区分，认为《汉书》中有关匈奴的叙述比《史记》保存得更为原始；除非语言学证明，否则一般说来在所有相同叙述中汉书应摆在首位。《汉书》总体上优于《史记》的原因在于，虽然《史记》在最初遭受冷落，但在此后的几个世纪里受到极大关注，这导致在传播过程中通过改换名称以使《史记》在一定程度上免遭污染；《汉书》卷94即是作为原始匈奴叙述传播的第二阶段，逃过了众多评论家的注意；由于司马迁的名声，他们所关注的是《史记》中的相关叙述，对《史记》叙述的关注不可避免地引入错误，并随着时间的推移对其添补。^[13]1999年，马丁·克恩（Martin Kern）在《美国东方学会学报》上发表了《关于〈史记〉卷24乐书的真实性及意识形态的注释》的评论文章。在评论中，他认为《史记》乐书这一卷并非出自司马迁之手，其日期是西汉晚期或东汉初期；乐书作为晚近编撰之物，其编撰者的意图在于从祭祀的古典风格这一视角对汉武帝的郊礼歌、壮观典礼及汉武帝行为所作的一种批评，以此获得在西汉最后几十年间的政治和文化统治权。^[14]2003年，克恩在《美国东方学会学报》上又发表了《司马迁〈史记〉中的司马相如传与赋的问题》一文，进一步阐述其对《史记》文本的怀疑。他基于对《史记》、《汉书》及《文选》中司马相如赋不同版本的语言学比较以及司马相如传本身存在的所有可资利用的证据，如这篇传记是《史记》中仅有的几处出现“谈”字的地方之一，汉武帝发现司马相如才华的故事明显荒谬而稀奇古怪，司马相如传富有极端的想象性，以及如果司马迁明确将赋这种文学形式作为对政治间接警告和讽刺批评的一种尝试，为什么单单关注司马相如的著作而忽视其他同时代作者和著作等，从而表明收入到现在版本《史记》中的这一卷并不是出自汉武帝时期，一定是更晚时期或几个世纪以后，它很有可能是基于《汉书》中相类似的人或物。总的说来，相互独立的几组证据不能不让人怀疑司马相如传无论形式还是内容都是一种异常文本。^[15]倪豪士则在其领衔的译著《史记·汉本纪》序言中，对“一小摄西方学者尝试证明《史记》有部分遗失，其遗失部分是复制于《汉书》”的观点进行驳斥。通过对《史记》卷8汉高祖本纪与《汉书》中相同部分的文本比较分析，他的结论为《史记》中的汉高祖本纪是比《汉书》是更早的文本。^[16](www.daowen.com)

高本汉在20世纪初发表的一篇小文引发了西方就《史记》与《汉书》之间的关系进行颇有希望的研究，目前这一领域的研究仍没有找到具有说服力的证据。无论是更仔细而广泛的语言学研究，还是从比喻、情节、叙述结构等方面搜寻辅助证据似乎都有必要，因为只有这样才更有可能找到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