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兹生于20世纪50年代开始英译《史记》，这是美国汉学界第一次对《史记》的整体性翻译。华兹生与《史记》的结缘，始于他的硕士论文选题。1950年，正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的华兹生在著名汉学家富路德（L.G.Goodrich）教授的指导下学习中国目录学。学完《古今图书集成》后，他决定去查阅“游侠”这个令他感到好奇的术语。后来，他在一部百科全书中查到了《史记》和《汉书》中有关于“游侠”的章节，因此他决定以“游侠及其在汉代社会的作用”为题撰写硕士论文。拿到硕士学位后，由于没有基金继续支持他攻读博士学位，华兹生接受了在日本同志社大学教授英语，同时担任京都大学中国研究系主任吉川幸次郎教授研究助手的工作。在京都大学期间，华兹生为狄百瑞（William Theodore De Bary）主编的《中国传统之本源》一书撰写了汉代思想一章。这使他得以更深入地钻研《史记》其他篇章。在与导师吉川幸次朗联合完成《文心雕龙》的翻译，并以翻译《颜氏家训》向福特基金会申请资助后，华兹生改变了他的想法。在获得福特基金会批准后，他开始将泷川龟太郎的《史记会注考证》作为他的底本，更为认真地阅读《史记》。1955年初，他完成了有关司马迁的论文初稿，并于那年暑期回到哥伦比亚大学继续完成博士论文的写作。由于一年来更为深入的研究，华兹生于1956年获得博士学位；经过进一步的修改，华兹生的博士论文以《司马迁：中国伟大的历史学家》为题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获得博士学位后的华兹生回到日本京都，但此时的他非常渴望从事《史记》的翻译。当时，狄百瑞教授有意将这一翻译纳入哥伦比亚大学东方经典翻译项目，于是建议华兹生向哥伦比亚大学申请卡廷研究基金。在获得卡廷基金资助后，华兹生于1956年离开京都，开始《史记》翻译工作。^[27]

自1956年后近40年，华兹生全身心投入于《史记》的翻译工作。到1961年，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便出版了由华兹生英译的两卷本《史记》译本。这两卷《史记》译本，主要包括《史记》共65卷的译文，其中56卷是全文翻译，9卷是节译，选材范围主要集中在汉朝^[28]。1969年，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华兹生英译《史记》的另一个译本，该书是从1961年版本中选出与汉朝相关的13卷译文和一个节选译文，然后又增加了5卷译文合成的，内容涉周、先秦时期的人物列传，如《伯夷叔齐列传》、《伍子胥列传》、《田单列传》、《吕不韦列传》、《刺客列传》等。1993年，华兹生于1961年出版的《史记》译本的修订本《史记·汉朝》，由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和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联合出版。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把1961年版中韦式地名、人名注音换成现代汉语拼音，并对部分语译给予更正。^[29]与此同时，出版的还有华兹生新译的《史记：秦朝》，包括《史记》卷5《秦本纪》、卷6《秦始皇本纪》、卷15《六国年表》、卷68《商君列传》、卷71《樗里子甘茂列传》、卷73《白起王剪列传》、卷79《范雎蔡泽列传》、卷85《吕不韦列传》、卷88《蒙恬列传》和卷126《滑稽列传》^[30]。到目前为止，华兹生已翻译《史记》130卷中的80卷，其译本是《史记》已出版译本中最完整的英文译本。

华兹生的《史记》译本，主要以普通读者而非专家学者为对象，关注的是《史记》的文学性，故其选译的多是能体现《史记》文学风采的卷章，在翻译时对原文采用的是自由性翻译并尽可能少用注释以使译文流畅、自然，具有可读性。正如华兹生在晚年回忆其从事《史记》研究与翻译时所说，“我对《史记》的兴趣一直以来主要是文学方面，我认为我已将《史记》中绝大部分富有文学价值和影响力的部分翻译出来”；“翻译《史记》的方法，采用的是完全为德效骞教授在翻译三卷本《汉书》时所拒绝接受的方法。由于年轻时的偏狭，我被那种极为生硬、晦涩的翻译风格所激怒，这显然冒犯了班固作品中那种高贵的气质，也破坏了英语的精髓所在。……我决定将介绍性部分和注释压缩至最低限度，将尽可能的空间用于翻译司马迁自己的话。”^[31]

华兹生以这种方法英译《史记》在当时的汉学界引起了不小的争议。正如杨联陞所说：“这是否是一种理想的实践当然值得公开讨论。”^[32]相当一部分汉学家对以这种方法英译《史记》表示欢迎。何炳棣如是评价道：“作为一名翻译者，华兹生最打动我的品格是他对古老陈旧的汉代文学风格所抱有的理解和同情态度，也许正是这一点使他的翻译大体上具有可信赖性和可读性。”^[33]杨联陞在《哈佛亚洲学报》上撰写书评认为：“这两卷具有高度可读性的翻译，为理解和欣赏古代中国的一部主要历史著作作出了值得欢迎的贡献。”^[34]葛朗特·哈代这样评价华兹生英译的《史记》，“总体上，华兹生取得了令人羡慕的成功，他的《史记》译本即可靠又可读”^[35]；在张磊夫（Rafe de Crespigny）看来，正是华兹生这种“最少注释的文学方法”，从而使得“西方普通读者得以欣赏到古代中国知识”。^[36]

然而，顾传习（C.S.Goodrich）认为，华兹生在英译《史记》时“尽可能避免注释”的方法并不可取，因为“对于普通读者来说，在译介诸如《史记》这样的任何一部古代文献时，任何情况下都极其有必要向其提供解释说明”。^[37]对于华兹生尝试用现代英语对《史记》作自由而流畅的翻译，顾传习提出了更为严厉的批评，“这种基于对原著的同情式理解，并不能使普通读者对公元前100年中国文明有更透彻的理解。一种虚假的现代表达的每一次出现，所带来的是对原著更难以理解或是对原著真实表述更为陌生”^[38]。在顾传习看来，“如果我们在翻译时只是选择译介的事件将立即能被理解从而因此可读的话，那么我们将局限于自己所定义的语言环境中；只能以我们自己的标准字面意义上复制荷马，司马迁也同样如此。在翻译古代或异国著作时，当务之急是在本国现代语言内的可读性，这是有问题的。这样做，我将忽略了显而易见即将到来的任务，即翻译古代历史学家事实上对于他们自己的世界说了什么。如果我们愿意让最简单明了的本国现代语来限制我们对古代人理解，那么我们会毁伤我们所应翻译的地方，并且使我们自己因为它而成为更为贫乏的可怜者”^[39]。概而言之，在顾传习看来，“华兹生的翻译……没有严谨充分利用汉学学识，也没有对其作出贡献；在风格和用语措辞方面，翻译似乎与原文背道而驰；偶尔有所注释，却极少传达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基于这些方面，这项工作可被认为是一种倒退，而不是前进。”^[40]德效骞对于华兹生英译的《史记》亦如是批评，“华兹生对原文作自由性翻译，这通常能呈现其意义但并非总能准确表达中文的意思。……华兹生在这两卷翻译中所做的，无疑值得称赞。然而，读者需要警惕的是，华兹生的翻译太过于望文生义”。^[41](www.daowen.com)

客观而言，华兹生以流畅而娴熟的英语译介《史记》中具有文学性的卷章，不仅有助于展现《史记》的文学风采，更为重要的是使《史记》得以走入西方普通读者的视野，并藉此加深对传统中国的了解和认识。但在缺乏具有学术性注释的《史记》英译本情况下，华兹生在英译《史记》时“尽可能避免注释”似有不妥。多年以后，华兹生在回顾其所从事的《史记》翻译时坦承道：“在我自己对《史记》和《汉书》的翻译中，我尝试关注著作的文学吸引力，将注释降到最低限度，并以尽力翻译数量庞大的材料来代替。由于在这样的翻译中，著名的希腊和罗马历史学家可为普通英语读者所利用，因此对我而言以同样的方式展现司马迁和班固似乎是合理的。我缺乏考虑的地方在于，用英语对希腊和罗马历史学家的著作进行‘大众化’翻译是可接受的，因为有关此类著作的学术性且具厚重性的注释翻译已经存在，英语读者可从中搜寻更为详细的资料以为参考；然而这样一种过程并不适合绝大多数的中国历史著作。”^[42]

继华兹生之后，倪豪士等人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着手《史记》的英译，则是美国汉学界对《史记》的第二次大规模整体性翻译。从1970年代就开始从事《史记》研究的倪豪士，有感于到20世纪80年代末《史记》中仍有相当一部分没有令人满意的西文译本。故此他相继与郑再发、魏伯特（Robert Reynolds）、陈照明、吕宗力组成翻译团体，于1989年中期计划翻译《史记》中既没有为沙畹（Edouard Chavannes）也没有为华兹生所翻译的30卷^[43]。在获得台湾文化建设委员会和威斯康星大学提供的资金资助以及来自众多学者的鼓励后，他们开始了翻译初稿工作。在翻译过程中，他们意识到《史记》应该是被完整阅读，没有完整的翻译将误导西方读者，他们于1991年决定尝试完整翻译《史记》。^[44]按照计划，《史记》的英译本将达9卷。到目前为止，已出版《史记·汉以前的本纪》、《史记·汉以前的列传》、《史记·汉本纪》、《史记·汉以前的世家（上）》、《史记·汉代的列传（上）》等五卷。

由倪豪士领衔的《史记》英译，其目标是译出一种忠实的、具有详细注解的，并尽可能具有文学性和流畅性的《史记》全译本。^[45]基于此，他们一方面对译本的体例结构进行了精心设计：译本保留了《史记》原文本纪、世家、列传的排列顺序，译本结构为对中外专家的致谢、序言、使用说明、纪年说明、度量衡对照表、缩写表、译文；在译文的页下，附有详尽的歧义考证、地点考证、相关章节成书说明、互文考证说明、文化背景知识注释及资料依据、词汇对照表等；在每章译文后面，附有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所遇问题的相关评注和说明、该卷已有西文和日文译本书目、关于该卷的中外研究成果等；每整卷译本的后面附有全书的参考文献目录，包括中外文的《史记》版本研究、参考文献、译本、历代注疏、关于《史记》及司马迁的研究、《史记》与《汉书》的比较以及其他中文、日文和西文著作等，还包括汉语拼音、汉字及官职英文译文的索引、春秋战国图、秦帝国图等。另一方面，他们对其工作程序亦作了特别安排：先由参加成员事先准备翻译草稿，然后由其他成员写出书面评论，最终提交团体反复讨论；其中有些篇章还邀请团队之外的专家学者做进一步的评论。^[46]

缘于此，倪豪士领衔的《史记》英译本受到学界的好评与关注。卜德认为已出版的英译本第一卷《史记·汉以前的本纪》是“汉学的一项伟大成就”^[47]；加里·阿巴克尔（Gary Arbuckle）亦认为已出版的《史记·汉以前的本纪》和《史记·汉以前的列传》“是一项非常了不起的成就，并对各领域的读者都将有帮助”^[48]；张磊夫对倪豪士领衔的《史记》英译本前两卷如是评价道：“翻译是可靠的，注释是清晰而有帮助的……译著将使更多英语世界读者感知《史记》的学术性……通过这些著作，西方的学术界和文学界将对早期中国的辉煌和浪漫有更多的了解，并对由伟大史家所展现出来的人类教训有更好理解。”^[49]葛朗特·哈代在对比华兹生的《史记》译本后如是评价倪豪士领衔英译的《史记·汉以前的本纪》，“从文学视角来看，华兹生生动的译本作为愉悦和悠闲阅读至今仍无人超越。……众所周知，司马迁将他的史著划分为五个部分：本纪、年、表、世家、列传，故事从不同的视角被反复多次讲述，有关特殊事件的细节被转移至不同部分。司马迁通过这种设计为其基于审美和道德考虑而安排材料提供了自由空间……当华兹生按照年代编排他的翻译时，他歪曲了司马迁的原始构想，相应的读者将不能察觉司马迁结构的意义。与之相对照，倪保留了《史记》的形式，允许读者尽可能猜想司马迁编撰的决心。……毫无疑问，倪的翻译由于没有省略细节、有无数的注解、有时迷惑的短语，从而提供了比华兹生更为缓慢的阅读进度，华兹生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本质上是一种小说形式的译文；但是，我猜想司马迁的本意是他的历史应该缓慢而仔细的品读。……倪的译注在朝着尽可能使英语读者理解司马迁所要求读者具有的这种留意、批判解释的漫长道路前行。我对华兹生的翻译保有一种亲密感，我仍旧欣赏。但是我认为倪的译著将更为值得仔细反复阅读。如果他和他的团队能够一直坚持到终点，他的翻译将是一个世纪以来或更长时间里最终的英译本”。^[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