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完整记载了西汉一代的历史，对西汉时期的政治、经济制度，文化、学术思想，民族政策与对外关系，社会生活与风俗，地理环境及变迁等皆有广泛而深刻的反映，是中外学者研究汉代史的重要文献。西方学者对《汉书》的译介始于19世纪后半叶。1860—1862年，奥地利的皮菲麦尔博士先后将《汉书》的《匈奴传》和《董仲舒传》翻译成德语出版。英国传教士艾约瑟（Joseph Edkins）亦在上海出版的《万国公报》上发表《圣经所载诸国见于〈汉书〉考》一文（《万国公报》1882年7月8日）。荷兰汉学家哥罗特（Johan Jacob Maria Dc Groot）是欧洲较早研究中国少数民族史的学者，在他的德文版著作《中国文献中的亚洲史》中，第一卷《公元前的匈奴人》和第二卷《公元前的西域诸国》，即出自《汉书》卷94《匈奴传》和卷96《西域传》的译文，由柏林沃尔特格律特公司先后在1921、1926年出版。《汉书》最早的英译本出自英国汉学家、伦敦会传教士卫礼（亦译为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出于对汉代民族政策和对外关系的关注，他的翻译主要集中在《汉书》的民族传，包括《匈奴传》、《西南夷传》、《朝鲜传》和《西域传》。第一篇译文《汉匈关系史：〈前汉书〉卷94英译》，连载于1873年5—9月的《上海晚邮》（1873年5月21日，6月10日，7月31日，8月12、15、25、29日，9月4、13、14日）上，和同年出版的《上海汇编》上，稍后又在《皇家人类学院院刊》1874年第3卷上发表。1874年，他编译的《〈汉书〉中的民族信息》一书，由伦敦人类学会出版。1878年，在佛罗伦萨举行的第四届东方学家大会上，卫礼代表皇家亚洲文会理事会宣读了论文《朝鲜的征服：译自〈汉书〉卷95》，该论文后收录于《第四届国际东方学家大会集刊》1881年第2卷，并于次年转载于《中国研究录》第2部分“历史卷”。1880年，《皇家人类学院院刊》第9卷又发表了他的两篇译文：《西南夷与朝鲜的历史：译自〈汉书〉卷95》和《严助传：译自〈汉书〉卷64》。此后两年，该刊物又陆续刊登了卫氏的《汉书·西域传》第一、二部分的译文。^[17]卫礼是西方最早对《汉书》进行研究并取得成果的汉学家之一。虽然由于语言限制和文化差异，他对《汉书》的研究尚停留在初步译介的基础上，且范围也仅局限于西汉时期中央王朝与周边地区和少数民族的关系，以及这些地区和民族自身的历史。但不可否认，他的研究引起了西方学界的关注，推进了欧美《汉书》研究的深入发展。

德效骞主持的《汉书》英译，则是美国学界第一次对中国正史进行有规划的整体性翻译。成立于1929年由著名德裔美国汉学家劳费担任主席的中国研究促进委员会（The Committee on the Promotion of Chinese Studies），在1930年召开的第四次会议上接受了法国汉学家伯希和的提议：翻译具有丰富史料价值的《汉书》。在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The 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和美国卡内基基金会的资助下，中国研究促进委员会挑选德效骞承担此项翻译。^[18]德效骞与其助手任泰、潘硌基，自1931年开始着手《汉书》的英译。按照计划，德效骞将首先进行《汉书》十二本纪的翻译，随后再着手翻译《汉书》的年表、志及列传。其中，本纪部分的英译本将由五册构成：第一册是关于《高帝本纪》、《惠帝本纪》、《高后本纪》、《文帝本纪》、《景帝本纪》的英译；第二册关于《武帝本纪》、《昭帝本纪》、《宣帝本纪》、《元帝本纪》、《成帝本纪》的英译；第三册则包含了《哀帝本纪》、《平帝本纪》和王莽传记的英译；第四册是班固的生平、《汉书》文本及其主要注释者等问题所作的批判性说明解释；第五册是专有名称词汇表。然而，《汉书》本纪英译本的第一册直到7年后才出版；1944年，第二册出版；1955年，第三册完成出版。进展之所以如此缓慢，一方面是在像《辞海》这类基本参考工具都还没有的学术环境下，翻译被誉为中国正史典范的《汉书》本身即是一项非常具有难度和挑战性的工作；另一方面，也与德效骞在英译《汉书》时所追求的体例结构与风格有关。德氏的《汉书》注译遵循了西方汉学注重译注基本汉籍的传统，他采用王先谦的《汉书补注》为底本，大量参考中外学者的相关著作，并由两位中国学者任泰、潘硌基协助翻译，最后再请荷兰的两位汉史专家戴闻达和龙彼得（Piet van der Loon）予以校正。译本采用中国传统注疏的方式，以“纪年”为主干，加入其他相关史事史料，并辅以“书志”作背景资料。每卷各章的“本文”为《汉书》各“帝纪”的英译并附有中文文本，再注入相关史事史料，下分数十节，每节中再逐日、逐月、逐年纪事。译注者尤其注重对所译、所注史事的精研与综合讨论，并将心得作为“导论”列于每章之首，对西汉诸帝之朝政大事及其史料应特别予以注意的地方加以分析；又于每章之末，列“附论”对该朝若干重要事项进行专题分析。其译风严谨，注释与考证力求精当，堪称学术研究型的典范译本。

正因为如此，德效骞主持的《汉书》本纪英译本甫一出版，便佳评如潮。孙念礼认为，“可以充满信心地断言，这项工作是如此的需要，以致美国学生将毫无疑问要从中挑选一部分来阅读，同时对于那些对《汉书》所涵盖时期感兴趣的历史学家而言它也是一件非常必须的工具。……等到五册都出版后，其他专业的学者将比直接关注远东的汉学家们更为全面地认识到德效骞对于美国学术界的贡献。”^[19]萧洛克（J.K.Shryock）则如是评价道：“这是美国汉学界至今所承担的最伟大任务的第一个成果……德效骞的著作是仔细而具批评性。尽管翻译并不总是与中文语法相吻合，有时也不一致，评论者没有找到会削弱不具中文知识的学者对于翻译依赖之信心的错误。……总体上，可以说西方史学家欠德效骞教授及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一个巨大的债务。”^[20]卜德也如是评价道：“关于翻译本身，它既准确又非常贴近原文文本……总体上，这本著作体现了译者对其经济资助者的极大负责……关于德效骞自己撰写的那部分，显示高超的学术性和矢志不移的品格，他应位于西方汉学界的一流地位。”^[21]杨联陞在评论《汉书》本纪英译本第三册时对其可谓是赞赏有加，“这是高度可信赖的中文文献的译本……注释也非常具有学术性。”^[22]译本前两卷于1947年荣获法国法兰西学院金石文艺院颁发的“儒莲奖”，由此可见译注者投入之巨、钻研之深，及其在西方汉学界的地位之尊崇。(www.daowen.com)

当然，德效骞主持的英译《汉书》亦有些遗憾。比如，因过分注重直译，使得整体文风显得不够流畅、自然。杜百胜（W.A.C.H.Dobson）就此批评道：“对于阅读而言，德效骞不是一个流畅的翻译者。”^[23]卜德亦如是指出：“事实上，如果允许对原文进行更自由的翻译，英译本有时可能流畅而悠闲，但许多学者将可能会认为这种无修饰性的翻译恰恰证明其准确可靠性。”^[24]最大遗憾则在于，德效骞并没有完成《汉书》的英译，甚至连本纪部分的英译计划都未能完成，这极大影响了西方读者对于《汉书》及其所描述传统中国社会的理解。正如萧洛克所说：“帝王本纪并不是我们这个世界的历史，而且它只是历史的一种框架。细节部分由《汉书》的其他部分来补充，尤其是传记。直到这些都被翻译出来，否则我们将无法拥有那个时代的全景画面。”^[25]

1925年出生于纽约的著名翻译家华兹生，于1974年出版了他的《汉书》选译本《古代中国的朝臣与庶民：班固〈汉书〉选译》。华氏译本包括《汉书》卷54、卷63、卷65、卷67、卷68、卷71、卷74、卷78、卷92和卷97。其底本亦采用王先谦的《汉书补注》，同时还参考了日本学者的译著，以及1962年中华书局出版、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文学史教研室编选的《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中有关《汉书》的注释。华氏译著得到了哥伦比亚大学东方研究院的资助，其所选译的《汉书》列传基本为首译，选译章节主要涉及汉武帝统治前后的史实。除部分章节进行了删减外，多数章节较为完整，每章开头均以《汉书·列传》中的相关论述为序言。与德效骞带有典型学术特征的译著风格不同，华氏译本旨在展示班固特有的史料采撰和编撰方式，突出其叙述风格及讽刺手法的多样性，并以此显示《汉书》对中国文化所产生的深远影响。由于译本主要面向普通读者，而非研究汉朝史的专家，因此译者并未采用直译方式，而是注重文字的简洁、优美，且很少加注，具有很强的文学性及可读性。^[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