卜德在1930年代先后出版了《中国的第一位统一者：从李斯的一生研究秦朝》（1938年）和《古代中国的政治家、爱国者及将军》（1940年），这两部著作分别是在对《史记》卷87《李斯传》以及卷83《鲁仲连邹阳列传》、卷85《吕不韦列传》、卷86《刺客列传》进行译注的基础上撰著而成，由此开启了美国学界选译中国正史之先河。^[3]

继此之后，魏特夫（K.A.Wittfogel）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下于1939年开始从事一项名为“中国历史研究计划”的庞大项目。该项目在冯家昇、王毓铨、房兆楹、瞿同祖、何兹全、陈学霖等中国学者的帮助下，致力于从《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中国史籍中摘录有关秦、汉、辽、金、清等朝代的社会经济史料，再翻译成英文。至1949年，该研究计划最终只完成了有关辽代部分的社会经济史料英译，出版了《中国社会史：辽（907—1125）》一书。^[4]德裔美籍汉学家艾伯华曾撰写《汉代中国人宇宙观思辨》一文，节译了《汉书》卷26《天文志》^[5]。1946年，杨联陞完成《晋书食货志译释》获得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主体内容即是如他自己所言，是将“第二、第三、第四世纪中国经济史最重要的文献”《晋书》“食货志”“作一便于阅读的英译，并以简明的方式加上一些必要的注解”^[6]。1947年，美国汉学家德范克（John de Francis）在《哈佛亚洲研究杂志》第10卷刊登了《淮阴侯列传》的译文，其中含有《史记》卷92《淮阴侯列传》、《汉书》卷34《韩彭英卢吴传》中关于淮阴侯韩信的相关文献英译^[7]。1948年，布露（Rhea C.Blue）在《哈佛亚洲学报》上刊载了《汉、魏、隋史：食货志的争辩》一文。该文章在讨论了关于食货志卷的性质之后，其主要部分是将《史记》卷30的刊后语、《史记》卷129的引言和结论、《汉书》卷24的引言和结语、《汉书》卷91的引言、《魏书》卷110的引言和《隋书》卷24的引言翻译成英文。^[8]1950年，孙念礼（Nancy Lee Swann）出版了《中国古代的食物与货币》一书，其中含有《汉书》卷24《食货志》和卷91《货殖传》的译文，并附有大量注释。^[9]1953年，基尔曼（Frank A.Kierman）出版了《司马迁的史学态度》一书^[10]，该书在翻译《史记》卷80—83即《乐毅列传》、《廉颇蔺相如列传》、《田单列传》、《鲁仲连邹阳列传》这四卷的基础上，通过对与战国后期有关的四篇人物列传的分析，探究司马迁的史学态度。何四维于1955年出版的《汉律拾零·〈汉书〉卷22、23注译与研究》一书，节译了《汉书》卷22《礼乐志》和卷23《刑法志》。^[11]1973年，坎德尔（B.Kandel）发表《一次政治复辟的企图——淮南王刘安》一文，其中含有《汉书》卷64“刘安135年上书劝阻对闽越兴兵”的译文。^[12]美国著名汉学家、翻译家康达维（David R.Knechtges）于1982年撰写的《汉书·扬雄传》，其中即包括《汉书》卷87《扬雄传》的译文。^[13]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自20世纪40年代末开始，方志彤在长达十多年的时间里致力于译注《资治通鉴》卷69—78，以探研《资治通鉴》的史料来源、司马光在史料相互矛盾时如何选择、如何通过删减长篇幅的注释使之作为史料以及他转换重点、风格的时机和方式^[14]。方志彤在英译《资治通鉴》卷69—78时，具有几大特点：一是力求“精确、清晰”，故在所有提及的人名、地名、书名、官衔以及难以表述和重要的引言之后都插入相对应的中文；二是注重“原始资料研究”，他的译本有大量注释并编撰了索引，同时还附有来自陈寿的《三国志》或其他史著中与这十卷文本相类似的原始史料及其英译。方志彤的英译亦有其不足，如官衔、地名等仅给出拼音而没有翻译；经常使用通用的术语来表述中文中具有精确和限定性的词语，比如用attack来表述“讨”、“击”、“攻”、“攻破”、“伐”等，用died来表述“卒”、“薨”、“崩”、“殂”等。总体上，方志彤对于《资治通鉴》卷69—78的英译是成功的。正如薛光前在评论时所言：“总体而言，这本著作对于中文历史著述尤其是第三世纪的政治发展的英译作出了无价的贡献。”^[15]芮沃寿亦认为：“对于他所定义的研究准确性而言，方无疑取得显著成功，他的这本著作非常重要，因为它提供了在撰著中国史学名著时所涉及的技术和编撰过程。”^[16](www.daowen.com)

概而言之，20世纪30年代以后，美国汉学界有为数不少的学者通过译注中国正史中的某些篇章以探讨中国史问题。正是通过这种方式，使得中国二十四史进入美国学界的视阈，让西方学者得以窥视中国传统史学的某一横断面。但是，这种节译无法展现中国传统史著的全貌，更无法让西方学者领略中国传统史学的精深和价值。由此，大规模的整体性翻译中国传统史著就显得有其必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