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20世纪80年代后，“多元文化主义成为一种时代精神”。^[45]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之下，美国学者提出了更为现实的文明观，“任何文明都是历史的产物，有其内在和特定的价值体系，没有一种文明可以宣称比其他文明更为优越，也没有理由以主流文明自居，并歧视、否定甚至取代其他文明”，其理论核心是“承认文化的多元性，承认文化之间的平等和相互影响，打破西方文明在思维方式和话语方面的垄断地位”，强调“对于不同民族文化的保护和尊重”，认为“无论是在美国内部还是在世界范围内，都需要建立一种更为现实的相互认可和尊重的文化和政治关系。”^[46]这种理念直接影响了美国学界对中国传统史学态度的转变。

前述华兹生与倪豪士在英译《史记》时无论是在对原文文本的认知还是在语言和文化差异的具体处理上都存在巨大差异，这种差异即是美国学者对中国传统史学态度转变的例证。华兹生在翻译《史记》时采用的是“归化”策略，即“译者通过严格使用现代英语用法、保持连续的句法、确定某种精确的含义来保证译文轻松、易懂”^[47]；通过这种流畅、通顺、透明的“归化”翻译，华译《史记》行文流畅、自然优美，具有现代英语散文特征，从而增加了译本对美国普通读者的吸引力。倪豪士等人在翻译《史记》时采用的是以再现异域文化为特色的“异化”翻译策略，它不再以流畅、自然、透明作为衡量译文质量的标准，译者有意识地打破了英语语言规则，努力再现中国文化和语言的异域风采，甚至在译文中添加了人名、地名等汉字，使用很多古语措辞。同一个国家在不同时期采用不同的翻译策略来译介同一部外国作品决不是一个孤立的翻译行为，它要受当时文化氛围的影响并反映美国人对包括中国传统史学在内的中国文化的认知及态度。华译《史记》所采用的“归化”策略反映了在美国掌控文化输出主导权的时代环境下，美国想掠取中国的传统经典及其思想以为美国文化建构服务以及利用美国意识形态来阐释并改造中国传统文化；倪译《史记》所采用的“异化”翻译策略则反映在全球化与多元共生语境中，对中国文化异域特色的尊重与保留。^[48]

美国学者对中国传统史学态度的转变，还体现在他们致力通过比较以探寻中国传统史学的独特性。1995年，哈佛大学教授史华慈在题为《中国文化之历史观：若干比较性思考》一文中，着重探讨的是中国史学的独特性问题。他通过比较中国史学与西方史学中关于“史”（history）的不同解释，认为中国史学最关注的是人的历史与非人的历史之间的关系；换言之，中国古代史学主要研究人与道的关系。他认为，“天或道的看法显示出中国人还是相信历史中存在着一些非个人的形式或力量，而且我认为像中国的势、时、自然这类的词汇，会令人联想到我们文化中那种有关自然发生、非个人的过程的观念”。^[49]2001年，史嘉柏出版了《过去的模式：中国早期史学的形式和思想》一书，作者运用文学批评、历史著作分析以及中西传统史学比较的方法，综合研究《左传》和《国语》的修辞、叙述模式、美学及思想内容，力图寻找中国史学的独特起源。史嘉柏认为，《左传》和《国语》这两本历史掌故集实际上可视为公元前4世纪左右一种非常活跃的史学编撰活动的遗迹。同时，他指出公元前的这两本著作，其实质是以孔子的观点解释过去并为现实的人提供训诫，这显示聪明的中国人知道如何撰述历史。^[50]吴百益的《儒者的历程：中国古代的自传写作》，从中西个人传记的比较研究出发，对自汉至清中国古代自传写作的形式、内容及旨趣进行研究。他指出，中国古代自传写作与西方早期自传相比有许多独特之处：早期中国自传以“传达”有价值的历史事实为宗，并肩负“教化”重任；当中国传统文化在处理与“传”或“史传”有关的叙事文字时，他们关切的不是个人主观思想、情感、内心的呈现；一直到16世纪，中国的自传作者始终都以客观自许等。^[51](www.daowen.com)

克拉克在2008年出版的《班固的中国早期历史》一书中，对于后世将《汉书》的编撰成就仅视为史家在史书结构、体例和历史记录方面的贡献这一看法提出了异议，指出班固以“宣汉”和“断汉为史”为理论指导撰著《汉书》，其目的在于歌颂东汉统治的正统性与合法性，相较于司马迁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史诗风格不同，班固简洁、文雅、冷静的叙事风格为后世多数史家所效仿，并对后世的史学、诗歌、叙事文学作品影响深远。这些论述均是有见地的。然而，他认为《汉书》是一部建构在班固的“自我认同”之上、体现着作者的存在、类似于“自传”的著作，正如詹姆斯·乔伊斯将个人意志与荷马的尤利西斯贯穿到自己的作品《尤利西斯》之中一样，这一论断则显然混淆了史学与文学的界限，显示出克拉克对于汉代历史文化背景、班固的撰史宗旨，以及中国古代史学传统的隔膜乃至误读。

与此同时，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学者重视探寻中国传统史学对西方史学的借鉴意义。例如，葛朗特·哈代在题为《一个中国古代的历史学家能对现代西方理论有所贡献吗？——论司马迁的多重叙事》的论文中指出，《史记》全书结构和布局所反映出来的历史编撰方法与西方传统的史学编纂方法相当不同，从不同的视角不止一次的叙述同一事件，而且对同一事件的叙述也并不完全一致；在西方史家看来，这似乎象征着历史真相有某种程度的失真，可是司马迁在他的叙述中又经常显示对事实真相的关注。葛朗特·哈代的解释是：与西方史学一元化的叙述相比较，司马迁自相矛盾的叙述在许多方面能更加准确地反映过去。司马迁特有的历史观念是承认史家和证据的局限，提供了多重解释的可能性，并聚焦于道德的省察；对西方人来说，这似乎有些陌生而混乱，司马迁的叙事理论也许为那些寻求逃避传统史学著作模式的现代历史学家提供了一个值得关注的样本。同时，他还提到尽管司马迁的叙事方法看上去经得起明克（Louis Mink）与海登·怀特的结构主义理论检验，但用西方理论去解释一部植根于非西方历史编纂传统的著作终究并不恰当。^[52]可以想见，随着文化多元主义理念为更多人认同以及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日趋活跃，未来会有更多像葛朗特·哈代这样致力于探讨东西方史学差异及不同史学模式交汇的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