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冷战时代，美国学者对于中国传统史学并不局限于理解和认同，更多的是赞赏与褒扬。华兹生于1958年出版《司马迁：中国伟大的史学家》一书，他从“司马迁的世界”、“司马迁自传”、“《史记》的框架结构”、“司马迁的思想”等方面“向英语世界的读者介绍司马迁、描述其著作的形式和内容，并简要说明它在中国文化中的重要性”。^[39]华兹生认为，司马迁是一个具有理性主义思想之人，尊重其所掌握的史料，秉持客观公正的原则去评价中国历史及人物。同时，他亦是一个具有现实主义思想的人，如敢于将项羽、陈涉等没有被承认但实际上对他们那个时代具有巨大影响之人认为具有重要历史地位。在华兹生看来，司马迁著作中最为重要的特征是人道主义思想，“他对于过去具有深深的爱和同情，并不是以冷漠态度记述那些生活在过去时代的人们，而是与他们一同分享胜利与悲伤……没有任何人总是居于他批评指责的一侧，也没有任何人总是居于他同情的一侧。其著述中所透露出热情、亲切和人性化的特征，而不是其他任何东西，使他的著作赢得世世代代读者的赞美，并使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永恒不朽的价值。”^[40]斯普里克在《班彪、班固和汉代史学》一书中，认为“班固堪称中国最伟大的史学家之一”。^[41]倪德卫对以章学诚为代表的18世纪中国史家这样评价道，“一般认为，在古老中国家族就意味着一切，个人是无足轻重的……总体上它显然是一种误导。毕竟，在章学诚的史学著述思想观念中，个人的生活和工作构成了其他一切事情的基础。我们中有多少人曾经思考过为一个死去的亲友撰写一部传记？然而，章学诚及其18世纪的朋友们认为这种对一个人生命价值尊重的最后行动是士绅的责任或义务。”^[42]芮沃寿（Arthur F.Wright）认为中国传统史学，“一是具有史学著作多样性的特点：外观、目的、方法及体裁形式的多样性；二是中国史学传统的发展，尽管道德价值具有延续性以及梦魇般的无用惯例，但还是尽可能创新；第三具有批判性历史思想。”^[43]

美国学者在对中国传统史学表示赞赏的同时，却对这一时期的中国主流史学——马克思主义史学均持否定态度。在他们看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是一种“意识形态化的学术”，其最终目的是“将历史研究作为一种宣传，以使现存的政权能够获得中国人民永久的支持……”显而易见，美国学者对中国传统史学的褒扬或对中国史学传统及史学发展趋势为共产主义破坏和中断而感到遗憾，这背后都不同程度上隐含着冷战意识形态。其实，冷战时期的所有学术研究都或多或少存在这一问题。众所周知，制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各种因素中最根本的是学者生活于其中的政治、思想与文化的环境；学者们所遵循的取向、所提出的基本问题无一不是由学者的社会文化环境所决定。正如萨义德（Edward W.Said）所说，“学术研究领域——即使最怪僻的艺术家的作品也同样如此——是受制于社会，受制于文化传统，受制于现实情境”^[44]。受限于冷战时代环境，美国学者在评判中国传统史学时往往难以跳脱冷战意识形态的束缚与影响，进行客观分析；相反，他们常常超越学术界限而带有政治攻讦色彩。(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