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后，伴随着欧洲汉学大师和华裔学者相继移居美国以及其他因素的影响之下，美国的中国研究开始由传教士的业余时代进入汉学研究时代，^[18]出现柔克义、贾德（Thomas F.Carter）、德效骞、恒慕义（Arthur W.Hummel）、嘉德纳等一批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严谨而精细研究的学者。例如，柔克义与夏德在翻译《诸蕃志》的同时，对原文进行了细致的勘误，以考辨分析《诸蕃志》每一篇章的资料来源，对其史料价值进行鉴定^[19]；贾德通过严密的考证，用详尽的史实阐明中国印刷术发明过程及其西传轨迹^[20]；德效骞通过精细的史料分析和推理，论证公元5世纪在中国郡县名册中所载的“骊靬”城，实为罗马人移民点。^[21]基于这些学者严谨的研究，美国相继涌现出在中国传统史学方面具有学术价值的著作。德效骞译注的《汉书》，被称为是一本具有“永恒价值的著作”^[22]；嘉德纳的《中国传统史学》，被评价为具有开拓意义，是理解中国史学的指南；^[23]恒慕义主编的《清代名人传记》，被胡适称为“至少在目前来说，没有任何语言包括中文在内的著作可与之相匹”^[24]。

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社会的剧烈变化和二战的爆发，中国相对于美国而言具有了重要的战略利益；美国人的中国观开始由此前的蔑视、拒斥转变为同情、赞扬。^[25]尤为重要的是，法西斯主义的猖獗和二战的爆发对美国人产生了深深的触动。他们意识到必须从种族优越感的陷阱中拔身，否则世界不可能享有和平。正如卜德所说，“我们今天的思想意识和生活方式，不是某一种族的某一单独文明或地球上某一特定地域的产物，而是来自许多地区和人民对人类文明所作的贡献”，“只有诚实的承认世界各国越来越互相依赖，我们才能为未来在更加美好的社会中过和平生活作好准备。这常常需要我们改变对其他国家人民及其风俗的态度。而这种态度是长期遗留下来的，往往是不合理的。”^[26]由此，美国人对其他民族历史文化的态度开始有所改变。嘉德纳在二战行将结束时直言道：“我们对自己国家的无知、狭隘和地方主义有了一个新的认识，因此我们需要加深对中华文明的研究和了解，渴望从中得到启迪。……这一点已经变得越来越清楚。”^[27]

不可否认，这一时期依然有学者延续着来华传教士对中国传统史学的认识和评价。例如，萨金特就认为，后世中国史家所推崇的班固，“本质上不是一个历史学家，他只是一位认真仔细的编者；第二，他没有判断，仅有感想；第三，政治环境要求他对汉代历史的解读应与他的资助人——后汉的刘氏皇帝所希望的相一致。”^[28]对于后世“正史”之楷模的《汉书》，他首先肯定“班固的《汉书》是研究公元前209年至公元25年间中国经济、政治、社会、机构制度及历史的最为主要的史料来源；它也是后世任何有关这一历史时期的研究著作的基础”；但他同时指出，班固的《汉书》存在明显局限性，“编年史的独特性和严格的按照年代顺序排列史料，使后世的史学家在对汉代任何一个特殊阶段进行研究时难以使用它；同时，编者亦排除了对史料进行分析和综合的可能性。更为重要的是，作者的主要目标是为统治者提供一种政治道德指南，其结果是只关注皇室家族的活动及与其有关的事件，普罗大众以及一般的社会经济状况通常被忽视，除非他们实质上影响到王权或皇室。因此，我们与其将它称之为汉代史，不如称之为前汉时期刘氏皇族的政治史”^[29]。在萨金特看来，“中国史家的任务是维系政治道义的正统性，编撰史料主要是旨在暗示目前政治事件与这种正统政治标准的关系。历史记录目的在于将其作为一种对政治事件的道德解释，以指引后世统治者的政治道德。在他们的脑海中，最为突出的职责是有必要根据正统标准将历史描绘成它应该怎样而不是它是怎样。对于他们而言，历史不是综合全面分析经济历史与政治事件之间的关系，而主要是为统治者的政治道义教育服务”。^[30]

但是，伴随着对中国历史文化了解的加深、中国观的转变以及二战带给美国人的触动，已有不少美国学者对中国传统史学的认识不再像此前来华传教士那样，用西方史学标准来批判中国史学，无视其独特性及其所蕴含的思想文化价值，他们对中国传统史学有了更多的理解与认同。德效骞指出，中国传统史家的历史观明显不同于我们今天的历史观，“一直以来，中国古典的历史观就是对事件的记录。对事件的解释，只是在今天被认为是历史学家的主要作用，但这为正统的中国史家所拒绝，因为他们认为解释必定是主观的，然而历史被期望是完全客观的。中国史家也可能会以主观性评论而非客观性历史来指责现代欧美史家。”^[31]基于此，德效骞以《汉书》为例，认为不能因中国传统史学没有达到西方现代史学的标准而批评指责他们，“《汉书》被批评为不是真正的历史而仅是文献编辑。它是历史还是文献编辑，取决于我们的历史概念。如果我们所说的历史仅仅是历史学家收集、分析资料，并从他所挑选的论题中发现一种情形或趋向，然后运用资料对其展开以探寻结果的话，《汉书》当然不是历史；但我们将被迫也宣告希罗多德——这位历史之父也不是历史学家，列维也不是。事实上，在现代以前，没有任何地方的任何历史学家实际上是如此著述的。希望其他时代或地区的史家著述与我们目前的理想相一致是不公平的。今天我们认识到，如果因罗马史家拥有不同的历史观致使其没有符合我们的理想而批评他们是错误的。我们不应该认为我们目前的历史观就是唯一正确的。班固当然不是我们今天理想的史学家，《汉书》也当然不是现代的历史；我们只有当《汉书》没有达到他自己那个时代所认同的历史标准才能批评他们。”^[32]德效骞最后指出：“二十五部正史构成了世界上最大的仍未开发的历史资料保库。《汉书》及整个正史系列被攻击为不是历史，这是具有根本性的偏见。……孔子对于历史准确性的理想使中国史家在可靠性方面达到了相当高的高度。”^[33](www.daowen.com)

嘉德纳注意到中国传统史学与西方史学所存差异，“在西方，我们要求史家对史实进行分析和分类以展现其逻辑顺序，这似乎是他个人大脑计算的展现，不仅仅是他们的时间顺序，也是一系列相关联事物的因果关系。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求他创造出一种栩栩如生的值得信赖的由陌生地点和不熟悉人物所构成的过去时代。与此相反，中国人认为过去是一系列具体事件和公开的行动。将它们记录历史，即应该是准确不带偏见，无需透过记录者个人所作的任何推断。记录者必须尽可能克制这种通过他自己对真实因果关系不完美的评定所显露出的歪曲。”^[34]嘉德纳以文本校勘为例，认为中国传统史学在某些方面其实并不亚于西方史学，“从一开始中国人在文本校勘这一严谨的学术领域丝毫不落后于西方学术……只不过他们从来没有像受到赞赏的西方理论那样对其进行系统的和逻辑性的阐述。相反，他们通过具体的范例而发展、应用、传播这一学术”。^[35]在嘉德纳看来，中国传统史学具有不少值得西方肯定之处，如“学术的客观性”、“中国史家虽然采用非常原始的合成方法，但长期以来一直坚持着知识分子的正直性”。^[36]总之，世界上“没有任何其他古代国家拥有如此多的具有连续性和准确性的关于其整个过去的记载”^[37]。

在汉学研究时代，仍然有不少外国学者对中国传统史学持蔑视和批判的态度，认为中国传统史学受到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把重点放在褒贬上，沦为道德工具，而历代中国政权雇用史官，为其政治目的服务，又沦为政治工具，以至于没有独立的史学意识，在方法上亦因而停滞在编排与剪贴的层次。概而言之，中国是有史料而无史学，即便有所谓史学的话，也仅是关于皇族的政治史。^[38]但是，由于对中国传统历史文化了解的加深以及受其他因素的影响，已有为数不少的美国学者开始尝试不再仅以西方史学标准来评判中国传统史学，他们转而对中国传统史学与西方史学的不同之处多持理解与认同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