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早在19世纪三四十年代，美国来华传教士就已开始了解并向美国人传播有关中国传统史学方面的知识。美国来华传教士在对中国史学了解之后，大多认为中国史学源远流长，拥有其他民族所无法比拟的丰富史料记载。例如，郭士立在他的文章中写道，“没有哪个国家可以自诩像中国人那样长久而且持续地拥有历史学家。从出生于公元前550年第一个整理编撰古代记述并使之成为历史的孔子时代一直到今天，每个时代都有他们自己的历史学家”；他们“给我们提供了丰富而多样的资料，以供我们编纂关于这个最早存在的国家之一的历史，并追寻其自古至今的进程。”^[1]卫三畏亦认为，“中国人的历史，拥有经过仔细而公正地检验的编年史，在某些方面可以说超过任何民族”。^[2]

在肯定中国史学具有悠久历史之同时，来华传教士对中国传统史学更多的是蔑视。郭士立认为绝大多数的中国传统史学家都是好奉承之人^[3]，尽管在他们中间还是能够找到因其思想的独创性和精妙用语而引人注目的几本著作，但是不能指望从他们的著作中获取详细而相互联系的史实，因为中国史学家不进行这样的研究。^[4]例如，中国史家编著的《东华录》，在他看来只是“干枯的叙述历史事件”，“可谓是毫无推荐之处，仅仅是作为文稿而存在，其内容没有思想的深度，无疑是目前低劣文献作品的一个绝好范例”。^[5]对中国传统史学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及功能目的，郭士立则进行了更尖锐的批判：“考察中国历代各种史家针对他们各自时代所写的著作，我们发现……由于他们缺乏想象，并由此使他们既不能很好理解他们自己的奇特创造物是如何发生，也不能建立自己的理论。他们所有的目标只是考虑合适的风格，以标准的语言来表述他们的思想，并使读者在理解他们的思想时没有哪怕是一丁点的困难。他们所谈论的仅仅是握有统治权的君王，而不承认道德精神是世界事务的一部分。他们把它描绘成世界所有事情和秩序的源泉，而其他大洪水之前的人都只是跟随独裁者的乐趣而转动的傀儡，这就是真实的中国人。君王成为整个国家的象征，所有臣民都一心一意归顺于他。如果我以这种观念来看待中国历史，并牢记这是遍及中国所有历史著作的首要原则的话，我们就能完全理解他们叙述的精神实质。”^[6]卫三畏对中国传统史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亦批评道：“中国的史书一般都是这样写的：皇帝及其大臣塞满了整个历史的视野，极少记载人民的状况、习惯、工艺或行业，人民仅仅被当作帝王的随从。”^[7]裨治文则对中国古代人物传记进行了类似的批判：“中国较为大型的历史著作，通常都有关于著名历史人物的介绍。但是，他们通常都只有一个梗概。像大多数中国史学著作一样，他们除了骨骼之外没有任何其他东西——没有血和皮肤组织去填充和美化身体。传记通常由姓名、出生年月、出生地、担任职务及去世时间构成；这些事实通常是由以每月几两白银雇佣来的抄写员以一种僵硬、干枯甚至是错误拼凑的方式来叙述。”^[8]

在丁韪良（W.A.P.Martin）看来，在西方是美的观念主导历史作品的创作，而在中国，“历史的概念是一种简单的记录，而非一项艺术的工作”，^[9]故而中国完备的历史纪录体系虽成就了卷帙浩繁的历史文学，但历史材料并不能得以消化，“死的过去是被埋葬而不是被解释了”。若以培根为代表的将历史定义为“以例子来教的哲学”的西方眼光和价值标准来看，中国有年鉴，没有历史。他说：他们的年鉴精雕细刻，富于对人物和事件的尖刻的批评，但是他们的全部文学没有任何可以称之为历史哲学的东西。没有重新架构宇宙并将其原理用于解释人类进步规律的黑格尔；没有追踪旧文明衰落踪迹的吉本或孟德斯鸠；没有描述新文明兴起的基佐。他们甚至没有能由果推因、描绘一个时代全景的修昔底德和塔西佗。^[10]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丁韪良认为并不是中国人本性上缺少哲学能力，而应该归咎于中国的历史学之父孔子所确立的《春秋》模式。孔子的《春秋》连编年史也算不上，只是将大大小小的事件像念珠一样以日历串起来的一部日记。这种方法，虽令文体极其简洁，但却很难让人觉察到事件之间的联系。中国史家按照这种模式辛勤搜集资料，有“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缺点：中国的年鉴编撰者们热衷于将所有发生的事件按时间顺序分类，不能觉察到席卷所有国家以及长期持续的许多大的运动的趋势。他的日常琐事的记录如果说是历史，那也只能就每日对星星的记录就是天文学这样的意义上来讲。成千上万的勤劳的观察者所记录下的观察显然是做无用功，而开普勒之眼，掠过众多的事实，就能归纳出行星轨道是椭圆。难道我们不希望能产生一些精神大师，来揭示这些未消化的事实中所蕴含的统治律吗？^[11]

美国来华传教士对中国传统史学的批判，可在20世纪的中国史学中发现相类似观点。梁启超曾批评中国传统史学有“四弊”、“二病”和“三恶果”：“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故其“能铺叙而不能别裁”、“能因袭而不能创作”，因此传统的史书“难读”、“难别择”，令人“无感触”。梁启超在对封建旧史“四蔽二病三恶果”一一澄清的同时，痛斥封建史学为“帝王将相家谱”、“相斫书”、“墓志铭”、“蜡人院”^[12]。19世纪美国来华传教士对中国传统史学的批判与20世纪初中国学者对中国传统史学的批判存有相似之处，这也许是我们须重视19世纪美国来华传教士中国传统史学观的理由，因为它不仅影响到美国人的中国史观，而且对20世纪初中国新史学的建立亦产生了一定影响。(www.daowen.com)

美国来华传教士之所以对中国传统史学持有这样一种认识，缺乏对中国传统历史文化深刻的了解和认识是其中重要原因之一。郭士立曾于1838年发表了一篇关于《三国志》的长篇书评。在这篇文章中，郭士立似乎将正史之一的《三国志》与白话小说《三国演义》混为一谈。他在文中提到：“当我们考虑到，这部作品出版于将近14个世纪之前，我们就会毫不犹豫地承认，中国人的文学天才在很早的时期就已得到发展。”^[13]这说明，他所指的确是《三国志》；但他的相关评论，却又使我们会“毫不犹豫”地想到《三国演义》。他说：“在中国所有的文学作品中，很少有像《三国志》这样流行的。老人和青年都读它，学者表示钦佩，而文盲也发出赞扬。所有的阶层都同意，它是古往今来最有趣的书；它的风格、语言和记述事件的方式，无论怎样称赞都不为过；它是一部杰作，在文学编年史上无与伦比。因此，它被置于一个叫做十才子书的系列之首：这些是标准的文学作品，是趣味阅读的文库。”^[14]他还说：“只要能看得懂一部普通书籍的人都可以读《三国志》。尽管该书不少于24卷，只有很少人读过少于一遍。即使是文盲，也会以不能谈论与它相关的事实为耻。”^[15]故可断定，郭士立介绍的“《三国志》”实际上是《三国演义》。这位在中国历史文化方面有一定造诣、本人也颇以此自豪的传教士，竟犯下如此低级错误，不免令人诧异。

美国来华传教士蔑视中国传统史学，更为重要的原因还在于这一时期美国来华传教士的中国观。从18世纪后期开始，伴随着工业革命的展开，西方不仅在物质文明方面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而且在思想领域亦正在发生一场重要的变革，自由贸易、反对专制主义的潮流不断高涨；与之相对的是，中国却仍限制贸易、坚持君主专制，顽固地抵制任何变化。由此，一度为西方所称羡的中国开始被西方视为一个过时的社会，注定要在一潭死水般的野蛮状态中衰落下去，直到一个生气勃勃，其活动遍及世界各国而又把各国加以世界主义化的西方，给她注入新的活动，使她脱胎换骨。^[16]处于此时代背景下的美国来华传教士，当然亦抱有相类似的中国观。正如有学者所说，“鸦片战争使中西方关系发生了急剧的逆转，也使西方对中国的看法从尊敬和服从转向蔑视和拒斥。……蔑视中国的始作俑者和最主要的鼓吹者是来华的美国传教士。传教士以狭隘的基督教标准审视中国社会，把中国描绘成堕落、黑暗、濒于毁灭的异教国度。”^[17]受这种中国观的影响，裨治文、郭士立等来华传教士在评述包括传统史学在内的中国历史文化时，采用的是以近代西方文明为判别文明的唯一标准、西方近代化模式为文明发展唯一模式的二极思维。这种以西方文明作为衡量其他非西方文明的思维方式，难以对中国传统史学做出正确的评价，亦无法认识到中国传统史学的独特性及其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