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结束后，为了维护美国在世界范围内享有的政治、经济霸权，美国政府很快出台了以美国文化为主导的对外文化战略方案，一方面把自己的思想价值观念灌输给全世界，另一方面又“在文化领域里攫取第二世界的宝贵资源”^[23]；同时，它以一种“君临天下”的姿态来对待外来文化的异域特征。这种对外文化态度在美国国内创造了一种单语的、只接受满足美国人期待的外来事物的文化氛围。外来文本被按照美国现代英语的诗学机制进行了改造，同时还渗透了一些美国当时流行的价值观念。以流畅、自然为主要特征的“归化”策略在当时占据了主导地位^[24]。这种主流翻译策略在美国英译中国经典的过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当时中美关系处于敌对状态，美国一方面想掠取中国的传统经典及其思想，为美国文化建构服务，另一方面则想利用美国的意识形态来阐释并改造中国传统文化。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政府和各大基金会投入大量资金，以资助翻译中国经典的大型工程，其中包括对《史记》的英译。华兹生（Burton Watson）于1956年获得卡廷基金资助后，便全身心投入于《史记》的翻译工作。到1961年，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由华兹生英译的两卷本《史记》译本。华兹生在英译《史记》时，避免使用《史记》中对当时的美国读者来说很难理解也很别扭的专业术语或称号，尽可能少用原文中的汉语度量衡单位，且当度量衡的准确数值对于叙事的意义似乎不太重要时就使用了英语中的相关单位予以替换；在人物姓名、头衔的翻译过程中，除了刘邦以外，其他人物都用一个名字表示。另外，华兹生翻译的《史记》为选译本，内容集中在汉时的人物本纪、列传等，译本颠倒了原文的排列顺序，基本上按照西方小说叙事的方式排列译文：从陈涉起义开始，叙述了失败者项羽、胜利者高祖，并选译高祖崛起之反思，接着把各种人物按照他们在《史记》中的历史定位重新排列，这构成了比较典型的西方历史叙事小说的结构模式。^[25]

美国学界亦开展了对中国传统史著和史家的研究。例如，华兹生于1958年出版《司马迁：中国伟大的史学家》；毕斯利教授（William G.Beasley）与浦立本教授（Edwin G.Pulleyblank）主编的论文集《中国和日本的历史学家》于1961年出版，该书收录了崔瑞德（Denis Twitchctt）的《中国的传记》、格雷（J.Gray）的《中国20世纪前的史学著作》、何四维（A.F.P.Hulsewe）的《汉代历史编纂学简论》；^[26]1964年，斯普里克（Otto B.Van dcr Sprenkel）出版专著《班彪、班固和汉代史学》；倪德卫（David S.Nivison）于1966年出版《章学诚的生平与思想，1738—1801》，其他还有罗杰斯（Michael C.Rogers）的《苻坚载记：正史的一个案例》（1968年）、毕德生（Willard J.Peterson）的《顾炎武的生活》（1968年）等。饶有意味的是，美国学者对中国传统史著和史家更多是褒扬。例如，华兹生就认为司马迁是一个具有理性主义思想之人，尊重其所掌握的史料，秉持客观公正的原则评价中国历史及人物。^[27]倪德卫对以章学诚为代表的18世纪中国史家这样评价道，“我们中有多少人曾经思考过为一个死去的亲友撰写一部传记？然而，章学诚及其18世纪的朋友们认为这种对一个人生命价值尊重的最后行动是士绅的责任或义务。”^[28]崔氏的《中国的传记》、格雷的《中国20世纪前的史学著作》、何氏的《汉代历史编纂学简论》从探讨班固史学观的角度研究《汉书》的编撰方法，就其继承《史记》体例、完善纪传体断代史的成就予以肯定。斯普里克通过对《史记》纪传体通史与《汉书》纪传体断代史两种体例之间的比较，作者分析了司马迁与班固从个人学识素养到历史编纂方法的异同，得出“班固堪称中国最伟大的史学家之一”的结论。^[29]

与此同时，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后，中美因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及其他问题而处于对峙状态。基于冷战需要，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末、80年代初这一时期，美国学人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极为关注，出现了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热潮。这种研究热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及时跟踪了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概况。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史学会组织出版“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该丛刊出版后，费正清（John K.Fairbank）和芮玛丽（Mary C.Wright）即组织召开关于“中国近代史资料汇编”研讨会，邀请在美高校执教的华裔史学家和执教于华盛顿大学的德裔学者梅谷对“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进行评论。^[30]1958年，费维恺（Albert Feuerwerker）就1957年中国史学界出版的三部讨论资本主义萌芽的著作发表《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中国大陆最近的历史著述》一文，对其进行详细介绍，并就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作批判性分析。^[31]1976年，伴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出现新变化。对这一新变化，美国学者亦非常关注，进行了及时地跟踪了解。例如，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Jr.）于1978年在《中国季刊》上发表《粉碎“四人帮”之后的中国史学》一文，对中国史学的趋势进行分析和展望。^[32]当《中国历史学年鉴》和《史学简报》相继出版后，鲍德威（David D.Buck）即在《中国季刊》上发表题为《中国史学研究复兴的评价》的评论文章。^[33](www.daowen.com)

二是积极组织召开有关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讨会。1961年，包华德（Howard L.Boorman）邀请倪德卫、理查德·霍华德（Richard C.Howard）、威廉·艾尔斯（William Ayers）、约翰·A.加拉第（John A.Garraty）等学者召开“中国历史传记方法”研讨会，探讨“当代政治对人物传记写作的决定性影响”。1964年，在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acFarquhar）倡导下，《中国季刊》组织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学”学术研讨会，此次研讨会，吸引了卫德明、戴维·法夸尔（David M.Farquhar）、费子智（C.P.Fitzgerald）、何四维、约翰·伊斯雷尔（John Israel）、莫里斯·迈斯纳（Maurice Meisner）、包华德、郑德坤（Kenneth Ch'en）、詹姆斯·哈里森（James P.Harrison）、费维恺等学者参与，围绕中国史学家如何应用马克思主义开展史学研究进行了激烈的学术讨论。^[34]

三是出版众多有关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论著。詹姆斯·哈里森的《中国共产党和农民战争》（1971年）和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的《革命与历史：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78年）即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著作；较有代表性的论文则有，费维恺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弗格尔（Joshua A.Fogel）的《中国史学中的种族与阶级：对于辛亥革命中的章炳麟及其反满主义的不同解释》、冯兆基（Edmund S.K.Fung）的《1949年以后中国大陆关于1911年辛亥革命的史学》、德里克的《中国历史学家与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的概念》等。^[35]

值得关注的是，20世纪50、60年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美国学者看来一概是完全政治化的史学。直到1972年尼克松访华，尤其是中美关系逐渐正常化后，美国学者开始尽可能跳脱意识形态话语，注重挖掘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术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