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后，伴随着劳费尔、夏德、伯希和（Paul Pelliot）、戴闻达（Jan J.L.Duyvendak）等一批欧洲汉学大师相继赴美，美国的中国研究在欧洲汉学家影响下开始注重应用实证方法研究传统中国的历史、语言、思想和文化，由此美国的中国研究亦由传教士的业余时代进入到汉学研究时代。

进入汉学研究时代之后的美国汉学界，注重的是对中国经典史著的翻译和注释。潜心研究中外交通史和中国古代史的德国汉学家夏德于1890年左右开始着手《诸蕃志》这部中国古代记录海外地理的名著的翻译和注释工作，但由于种种原因在翻完几段后就停止了。1904年，在哥伦比亚大学担任汉学讲座的夏德听说美国外交官汉学家柔克义（William W.Rockhill）想把《诸蕃志》翻译成英文的消息后，立刻与他取得联系，于是两位汉学家开始联手展开翻译。6年后，《诸蕃志》的英译工作宣告完成。^[15]之所以耗时6年，一方面是因为夏德与柔克义各有其工作，致使翻译时断时续；另一方面，夏德与柔克义英译《诸蕃志》，并不仅仅只是文本的英译，他们在解释《诸蕃志》中出现的国家和物品时通常都将中文文献和德文、法文、英文文献进行对照。扎实的文献素养和严谨的学术态度，使得夏德与柔克义合译的《诸蕃志》成为一部高水平的学术著作。^[16]继夏德和柔克义翻译《诸蕃志》之后，德效骞（Homer H.Dubs）于20世纪30年代开始了《汉书》的英译。1938年，《汉书》本纪英译本的第一册出版；1944年，出版了第二册；1955年，完成第三册的出版。德效骞在对《汉书》本纪进行英译时，他不仅根据《汉书》其他部分所提供的大量间接史料对每一本纪所描述的事件作简要介绍，同时还特别注重考辨，故其译文后大都附有颇具学术价值的附录和详细的注释。正因为如此，德效骞主持的《汉书》本纪英译本被誉为“这是美国汉学界至今所承担的最伟大任务的第一个成果”。^[17](www.daowen.com)

在对中国经典史著进行译注之同时，美国汉学家亦开始对中国史学进行学理性的探究。1938年，嘉德纳（Charles S.Gardner）出版的《中国传统史学》一书是美国第一本有关中国史学通史的著作，也是西方学者对中国史学史研究相当早的著作^[18]。它被评价为具有开拓意义，是理解中国史学的指南，在未来若干年内还将是一本必读的著作。^[19]1940年，萨金特（Clyde B.Sargent）在哥伦比亚大学完成博士论文《王莽：从〈汉书〉看官方对其篡权的记载》，其序论及班固著《王莽传》时可能存在主观性。^[20]1944年，萨金特在《远东季刊》上发表题为《资治史学：班固和前汉历史记录》的长文，分析了《汉书》的组织结构、编纂体例、记载范围、史料来源、撰史的指导思想等。^[21]1946年，德效骞在《远东季刊》上发表了题为《中国史著的可靠性》一文，认为不能因中国传统史学没有达到西方现代史学的标准而批评指责他们，并指出“《汉书》及整个正史系列被攻击为不是历史，这是带有根本性的偏见。……孔子对于历史准确性的理想使中国史家在可靠性方面达到了相当高的高度。”^[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