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三四十年代美国传教士来华后，基于传教事业的目的，意识到如果对中国历史一无所知的话，就不可能对生活于此的民族有深刻了解，也就无法在他们中间进行传教。郭士立曾言：“如果我们不对他们的历史形成有透彻的了解，我们要解决他们长期的政治存在的问题，发现令他们不能与其他民族相融合之秘密的努力，都将是徒劳的。这个民族与世隔绝的原因不被发掘出来，则将他们与世界其他民族相分隔的万里长城就不能被连根铲除。”他进而呼吁道，“只要我们还欠缺一部好的中国历史书，我们就不可能对中国民族形成正确的认识”；如果我们无法“认识他们的真实性格和状况，就难以与这个拥有无数人口的民族共享”基督教真理。^[3]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亦言道：“如果我们对中国的丰富历史及其与亚洲其他国家的联系茫然无知，我们就不可能对这一地区的人民形成正确的看法。”^[4]

出于对中国历史和文化了解的需要，来华传教士对中国传统史学关注有加，撰写了一批介绍中国传统史学的著述。仅以由美国来华传教士创办、发行于广州并销往美国等地的综合性英文月刊《中国丛报》为例，1832年创刊至1851年停刊这20年先后刊载的有关中国史学的文章及译作有：1833年6、7月号上刊有郭士立的《中国的历史和编年学》；1834年6月号上刊有郭士立的《中国史著的特点》；1838年9月号上刊有郭士立关于《三国志》的长篇书评；1840年7、8、9月号上分别刊载了柯立芝夫人（Mrs Coolidge）介绍法国汉学家雷慕沙（Albe Remusat）关于马端临与《文献通考》、司马迁父子与《史记》、司马光与《资治通鉴》的研究；1841年1月号上刊有裨治文对《纲鉴易知录》的介绍性文章；1841年3月号上刊有裨治文介绍中国干支纪年方法的《中国人的年代学》等。除此之外，《中国丛报》还译载过《南宋史》、《明史》、《大清一统志》、《八旗通志》等历史典籍。由此可见，来华传教士对中国史学的关注。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传教士对当代中国史学动向的关注。其中，《中国丛报》1847年9月号上刊有郭士立对《海国图志》的评论文章、1850年5月号上刊有裨治文关于魏源《大清圣武记》的介绍文章、1851年4月号上刊有卫三畏关于《瀛环志略》的长达26页书评即是显例。郭士立认为《海国图志》这部著作“可以看作一部外国事务文摘，涉及政治、历史、统计数字、宗教，等等，是一部在中国文化史上罕有其匹的编纂物”。他从序言和第1卷看出，这部书的“伟大宗旨是讨论夷人的战略才能和优越之处，以及可供采纳以打败他们之武器”。显然，他注意到“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是该书的中心思想所在，但他将这一思想理解为好战姿态，说“我们宁愿要一部关于维持和平的作品”。^[5]郭士立对该书内容的评论，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即凡是书中引用中国史籍，说明中国周边诸国之历史状况以及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关系，而为“我们所不知道”的，他都认为具有价值；而凡是书中根据西方文献、涉及西方国家，以及非洲、美洲等在中国传统史籍中缺乏记载的，他都用蔑视和嘲讽的语气，指其内容颠倒、错漏不堪。这恰与中国学术界和思想界对该书的态度相反。例如，在谈到书中关于安南、暹罗、缅甸的内容时，他认为“非常有趣”，其中的“各种论述我们从未在其他书中看到，而可以从本书收集”；他觉得第12卷关于日本的内容“是原创性的，资料丰富，很少为我们的作者所知”；但认为关于印度的部分，那就“编排混乱，错误百出，大部分内容采自外国人的叙述”；关于非洲的部分，作者所知“不比一个小学生多”；而关于欧洲和美洲的部分，按郭士立所言，那简直就不堪卒读了；他对《海国图志》所绘地图尤为不屑，认为它“塞满了对我们的地图的可悲的模仿”，其所载世界地图“还是一千多年前绘制的”^[6]。实事求是地说，魏源引以为豪的“以西洋人谈西洋”的内容，的确存在很多错误，这在晚清时期已逐渐为中国学者所认识；但在中国知识界建立关于整个世界的知识体系的早期阶段，这部著作还是具有关键性的意义。

然而，对稍晚于《海国图志》50卷本问世的《瀛环志略》，《中国丛报》的评价却迥然不同。卫三畏为该书所写的长达26页的书评，对其作出很肯定的评价，对作者徐继畬也给予很多赞扬之辞。卫三畏文章的第一句就为他的评论定了调子：“这本书已经被恰当地成为‘在正确的道路上迈出的第一步’，而且我们希望它将是中国学者类似著作的序曲，这样的作品将告诉中央帝国的显贵和文人，地球上其他国家的位置、资源和产品。”^[7]他接着介绍了“这位杰出作者”的个人情况，简述了徐继畬1843年后的经历，以及美国传教士雅裨理（David Abeel）对徐继畬的评价：“他是我见过中国高级官员中最富有探索精神的人。”也许，这些人对徐继畬作出正面的赞扬，是因为徐对外国人明显的友善态度。雅裨理就说，“他对我的态度是尽可能地自由和友善”，尽管他有些遗憾地看到，“他对了解世界各国状况的心情远较了解关于天国的真理为急迫”，但认为“很明显，他学到了相当多的东西”^[8]。卫三畏在文中翻译了徐继畬的自序，摘译了他认为或值得注意的一些段落。他认为要判断徐继畬的贡献，只要把《瀛环志略》与中国人的其他类似作品对比一下就清楚了。他提到，在当时与西方人接触时间最长的广州，坊间所售的地图，都充满了极为低劣可笑的错误，而与此相应的是人们对外国的知识与两百年前并无二致，甚至对于自己国家的地理情况，“其无知也是令人吃惊的”。按卫三畏的说法，中国是没有多少人将地理作为学问来研究的，所拥有的最好的地图还是1705—1712年间耶稣会士绘制的，而“后来的修订版本完全是出于政治考虑的”。1840年钦差大臣琦善在大角炮台会见义律时，拿着这些地图向后者宣称，蕞尔岛夷妄想挑战中华大国是完全无用的；^[9]故“我们必须认为，徐继畬阁下正是在其所受带有偏见的教育的背景下，从如此黑暗的愚昧状态脱颖而出，希望通过考察中外著作，尝试摸索出自己的道路，以对他的四海之外的国家形成清楚的了解”^[10]。卫三畏还指出，徐继畬不像其他中国学者那样，在处理资料时以猎奇志异为目的，他是为了求得真知而谨慎选择。即使在今日，这样的评价仍然可以认为是中肯的。他还看到，徐继畬在提到外国君主时，虽然只用“王”、“主”，而只称中国君主为“皇”，但“在提到每个外国的人民时，都使用尊敬的称呼，而不加以蔑视或贬低，这样就会提高和纠正他的国人关于远方各国的观念”^[11]。卫三畏在对全书进行了评价后，对《瀛环志略》的内容逐卷进行评介。对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也实事求是地指出，如徐继畬将一些地名相混淆，只关心各国疆域的大小，地图没有经纬线，以及一些事实性错误，等等。他在结论部分指出：(www.daowen.com)

这部地理书有很多缺点和错误。它对很多国家提出不完整或错误的看法。世界各国的自然物产几乎没有被提及，这些地方人们所使用的语言亦未得到分析；对他们政府的形式，艺术与科学成就，或是叙述错误，或是根本未提；对他们的疆域、地形和资源的叙述粗糙；其地图质量较低，城市地点被错置。但这样说，是将之与用我们自己的语言写成的地理书相较——这是很不公平的标准，就像是责备李特尔教授（Prof.Ritter）或约马得（Jomard）关于《大清一统志》的札记不正确一样。考虑到作者所受的教育和所处的地位，它是他的研究工作，及其率直和学识的一座丰碑；可以将其看作与英国的战争带来的刺激所产生的第一个果实。我们认为它将极大地摧毁傲慢心态，驱散中国统治者和学究们的愚昧无知，证明他们所属的并非地球上的唯一一个国家。我们听说广州本地人士表示了他们对其内容的惊讶，带着轻率的疑心质问他们所读到的是否真实。^[12]

使卫三畏和其他西方人对《瀛环志略》及其作者怀有好感，还因为书中对基督教没有采取一概贬斥的态度，而是加以“尊敬”。卫三畏在文章的最后表示，他希望徐继畬能够对该书加以修订，将新的版本和其他作品贡献给中国人；“他的年轻的君主将因这本书而推行善政，嘉惠天下。我们还希望作者有一天会被征召到能够影响皇帝决策的位置上去”。在技术层面，他还希望，徐继畬在书中采用的各类译名能够被外国人所接受，以便结束在此方面的混乱状态^[13]。

由上亦可见，美国来华传教士对中国史学的研究尚停留在简单的了解和介绍层面，缺乏深入的学理性分析和探究。这一方面是由于来华传教士只是出于传教之目的而关注中国史学使然，所以他们更多地侧重于了解而不是分析；另一方面，这也与他们缺乏有关中国传统历史文化方面的知识有关。例如，在中国历史文化方面有一定造诣、本人也颇以此自豪的传教士郭士立就曾将正史之一的《三国志》与白话小说《三国演义》混为一谈。^[14]总而言之，19世纪来华传教士对中国史学的研究可称为美国中国史学研究的业余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