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回国时赶在那个当口，国内连吃饭都有问题，工程建设根本就没有！我后来在上海搞了不少地铁，但那都是70年代以后了，80年代开始，做了不少工程。我现在还做市政府建设中心专家组的组长，比如重大国际会议在上海开的话，都是我们一个组，管会场里边的装修、照明，等等，也做过人民大会堂里面的国宴厅、上海厅。我们做胜利油田，我也带了一个组，相当于做了半个城市。后来我们做的东西多了，现在可以说还是特别忙。尽管我今年已经81岁了，但最近还做了好几个大工程；还有很多学术活动。比如现在搞软装，soft decoration，就是房子装修好了以后，里边的家具、灯具、纺织品的配置，做得很多。

苏联的地铁站艺术性很强，但也不全是艺术性的。30年代他们有一个理念：地铁是劳动人民的地下宫殿，所以苏联30年代的地铁做得比较华丽。他们觉得地铁是为劳动者、为普通老百姓服务的，要让他们感觉走在地下都像在宫殿里一样。但现在他们也不这样做了，现在做得很简洁，毕竟没有必要。新的地铁站做得也很好，我最近去，都把它照下来了。50年代那时候还比较华丽，但比再早的已经简化了一些，不过也还是有很多装饰。列宁格勒的地铁比莫斯科的晚一点，就是在我们念书的时候建的，我们的老师就是设计地铁的。我们也去看，听他们讲一些体会。

我们国内做地铁比较晚，北京地铁算早一点的，也没有什么装饰。我在北京做了两个地铁车站，当时叫副八线，在长安街下面，一个天安门东，一个天安门西，有一点装饰，但做得不很复杂。我们在上海有一个团队，至少做了五六个车站。我们没有做装饰，也不见得就是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苏联人的理念不一定对，因为交通建筑本身主要是要简洁、便捷、安全，不是让你停下来，在里面欣赏；人就是通过，所以即使有钱，也不应该这么个花法。北京奥运会的时候，做了两条地铁线。北京早期的地铁做得比较简陋，比较难看；但是奥运会这条线就做得蛮好。我们搞建筑，是讲一个建筑，无论是电影院，还是音乐厅，还是火车站，还是地下渠道的交通，都要有性格，跟人一样。但是性格不能错位，错位就没有意思了。

我们后来做的，多数不是赚钱的项目。像设计（中、俄、哈、吉、塔）五国元首会议的会场、上海的APEC（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会议的会场、上海的亚信会（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的会场，还包括做人民大会堂。我觉得我们当年学的还是有用的。另外我始终有一个观点，觉得我们应该为国家作贡献，因为在生活中的重要阶段，是我们国家的老百姓和我们的政府花了很大力量培养了我们。我始终是这样一个观点，从来没有觉得做一点东西就应该拿多少钱。这种思想我现在也没有。

我认为，我们跟国外建筑的差距主要不是工艺，而是在理念方面，业主和设计师的理念都有差距。我们现在的社会跟国外一比，特别浮躁，比较急功近利，这个现象很明显。最近我到东欧去，到波兰、捷克、匈牙利去了一下，也顺带去了奥地利，奥地利不算东欧。我总觉得人家过得比我们文明，人家生产也搞得很好。我们本来的好多东西丢得比较多。我最近听报告说，我们的总产值已经超过美国了，这也没什么可以骄傲的，因为一除以人口，我们就在一百位以后了。整个社会比较浮躁，不光是建筑方面，都一样。

我去了东欧以后很有感受，觉得东欧要比西欧文明得多。我在欧洲还做了工程，在鹿特丹做过工程。最糟糕的是阿姆斯特丹，这个城市有它自己的文化，吸大麻是合法的，妓院也是合法的，在东欧看不到这个情况。东欧几个国家，人都很文明，穿着也很得体。我特别比较了一下，因为我在西欧做上海酒家，一样的中餐馆，装修方面东欧比较文明；菜也是，东欧的中餐馆比西欧的中餐馆好，价钱又便宜，人也比较文明。我就是最近国庆以前去了一下，去考察建筑。

我们现在比较浮躁，也许这是个历史阶段。现在的大学，总的来讲，教学质量并不高，好多老师和校长，心思没有放在教学上，这很不好。这方面我们不如美国，也不如日本、韩国。我到韩国、日本去讲过课的。包括我们香港的大学，也是一本正经在搞教学。国内这方面不是很好。我的这种价值观念与当年在苏联所受的教育可能也有一些关系，我觉得至少在50年代、60年代初，在我们留苏那段时间，苏联社会总的来讲还是比较健康的，比较好的。

最近因为工程的事情，我还常去俄罗斯，一年差不多要去一两次。拿小事情来讲，人家排队还是很有次序的，公交车上让座，公共场合不大声说话。对老年人和妇女的尊重，俄罗斯到现在也还保留着。这些方面我们就比较差。

跟五六十年前相比，我觉得他们的社会上的人好像变化不大。最大的变化是，我们在苏联念书的时候，蔬菜、水果很难吃到，但是最近我去，还专门跟着我们老板到菜场去看了一下，河鱼、猪肉、各种各样的水果，什么都有。谁在那里经营呢？我们那天去，看到的那个摊主是越南人，也有中国人。中国人到俄罗斯还养猪、养鱼。有些东西，像水果，是俄罗斯没法生产的，可能是从越南、从中国运过去的，这方面确实有变化。人的相互关系，我觉得跟我们当学生的时候差不多。

俄罗斯人喜欢喝酒，但这次去，我很少看到有人躺在街上，好像酗酒的情况也比以前好了一点。女孩子讲究穿着，一般在公共场合也有礼貌。我这次去调查了一些地铁，看到运行情况也不错。最近他们的生活中碰到一些困难，因为美国把油价压得很低，他们一年大概少收入1000亿美金，他们有一半外汇收入是靠石油和天然气的。另外，美国跟欧盟因为乌克兰的事情在打压俄罗斯，对他们的金融、经济影响不小，卢布最近好像贬值了40%。

我最近去，是因为俄罗斯有很多项目要我们中国人做。现在因为懂俄语又搞建筑的人不多，所以北京直接让我去。去了以后，我帮他们沟通一下。比如2018年的世界杯足球赛在莫斯科，我到现场去看了，还在等我们去造。最近还有个项目，是中西医合作的医院，30万平方米，北京国家设计院在做。

回国之后的来增祥
引自：《学子之路——新中国留苏学生奋斗足迹》

这些事让中国人做，是因为他们现在力量不在这个上面，他们关心军火、航天、石油、天然气；还有，中国人要稍微带一些投资。俄罗斯人现在就出土地，最好我们连建筑、连装修都给他们做了。我最近去了莫斯科一个很大的超市，可能还不是超市，是个综合体，里边有电影院，装修的东西全是我们国内的。他们这方面不重视，特别是装修，比我们差一点。土建方面，我去了看到，俄罗斯的工人很少，这方面他们可能不重视。设计水平不一定差，可是现在他们搞不过来。但是项目还有很多，所以我们最近还要去。搭上关系以后，他们一般希望我们一开始给他们垫一些资，比如搞一些材料、装修设备，他们提供土地。像老厂房改造，我们最近去也做了好几个。

我回国以后跟当年建工学院的苏联同学有过一些联系，但有一段时间因为中苏关系不好，就不联系了。后来记不得是哪一年了，我们不少人都回去，老同学相聚，我还住在老同学家，都蛮好。我有一个很要好的同学，他是苏联建筑工程科学院的院士，叫维塔里·奥列霍夫23，当年是共青团小组长。他人比较正派，父亲也是个上校。他设计了一个体育馆，在新西伯利亚，在那里造起来了。我到俄罗斯去，都给他打电话。他也曾经给我写信。但是今年我去的时候给他打电话，他说他在住医院。我说你要是能够到上海来，我就吃住、参观整个都给你包下来。他说很抱歉，由于健康原因，我可能最近去不了。我到列宁格勒去，就住在同学家里。这次去任务比较重，到“波罗的海明珠”那个地方去看工程，就没找老同学。我最要好的那个朋友在新西伯利亚，他住在医院里边，我这次也就没找他。

总的来说，过来这么多年，我们的关系还是蛮好的。大家毕竟在一起待过6年嘛。我觉得俄罗斯人其实是蛮包容的，老师对我们也都比较诚恳。我总的来说有这么个感觉，同学也都不错。

列宁格勒建工学院的中国留学生回国之后，彼此接触不太多。我们上海在欧美同学会下面有一个留苏分会，我是副会长，一年大概有两三次会碰头，比如过春节的时候。有时候请俄罗斯驻上海领馆的人过来，有时候他们的小孩也来表演节目。但碰面的机会不多，年纪都比较大了。年轻人有一些，但不多；他们也不太参加同学会活动，可能还在忙于挣钱。

留苏六年，加上清华一年和留苏预备部一年，一共八年。八年的高校生活，在国内要是搞得好一点，连博士都可以拿到了。但我没有什么遗憾，觉得还是很满意的。另外我自己确实比较努力。50年代能够挑中留苏的人，绝对是万里挑一，可能都不止，有这个机会非常不容易。在俄罗斯学习，那里的条件确实不错。尽管后来中苏关系不那么好了，但我们在学校里边，可以说一点都没有受到影响。国内1959年“自然灾害”，1957年“反右”，我们都没怎么受影响；1958年的“大跃进”有一点影响，但是对我们的学习直接影响不大。应该说，国家给我们创造了很好的条件。所以我真心诚意地讲，没有觉得遗憾。

我1960年回国时26岁，很想干事，但当时国内连吃饭都有问题，是最糟糕的时候。我们在苏联生活那么好，我一回来就因为营养实在差，一连生了几个月的病。我们学校早晨的稀饭里，就飘着几块山芋。天灾是有的，但人祸更严重。我们不能干专业，还要到农村去参加“四清”，搞到1966年还不让回来，还在下面。然后就搞“文化大革命”。在“文革”后期总算让我搞工程了，但大多数同事都没有得到这个机会。我们搞教学，带了一批“工农兵学员”去安徽，在那里设计兵工厂，算是搞了专业。后来设计了上海文化广场，所以我在“文革”期间还算幸运的，还做了一些工程。真正搞专业，是“文革”以后了，我还算做了不少东西的，国内国外都做了一些。

1960年回来以后不能发挥，也不能叫遗憾，因为国家就是那个状态嘛。我现在照理应该休息了，可是我现在特别忙。他们老说，你都81岁了，怎么还出差到处乱跑啊？要不要个人陪你一下？我说不，我上埃及、上印度都一个人去的，美国我去了三次。埃及是有工程，他们政府请我去的；印度是我们申请加入国际设计联盟，我到新德里去开会，都一个人走的。今年俄罗斯去了一次，去联系工程；然后到东欧去了一次；10月份从东欧回来，去香港；回来以后，已经到了厦门、武汉、北京；到青岛是讲课；又去了深圳、广州，昨天刚刚从广州回来。到处跑呀！也可能我脑子比较简单，总想干点事，八十多岁了还想干事，手里也做了几个工程，有广东一个工程，浙江一个工程。

1　采访者在1952年《人民日报》电子版上没有找到相关报道，应是《光明日报》之误。那时高考发榜，录取名单都刊登在《光明日报》上，《光明日报》也确实于当年9月底单独印发过“全国高等学校一九五二年暑期招考新生录取名单”，同时发布当年高考录取新生名单的还有各大行政区的主要报纸。

2　蒋南翔（1913—1988），1952年12月任清华大学校长、党委书记，后在北京市及教育部工作，但仍长期兼任清华大学校长、党委书记，直至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爆发。

3　钱伟长（1912—2010），物理学家、教育家，1949年以后历任清华大学教授、副教务长、教务长。1958年在清华大学被划为“右派”，仅保留教授职务。(www.daowen.com)

4　马约翰（1882—1966），著名体育教育家。1936年担任中国代表团田径队总教练，参加了在柏林举行的第十一届奥林匹克运动会。1914—1966年先后担任清华大学助教、教授、体育部主任等。1954年起任中国田径协会主席，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副主席、主席。

5　黄报青（1929—1968.1.18），1947年入清华大学营建系，1951年毕业后留校，任土木建筑系副教授，系党支部委员，民用建筑教研室副主任，1959年国庆工程国家大剧院剧院设计组组长。“文革”开始时不同意中央给原高教部长、清华校长党委书记蒋南翔定性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走资派”，为此遭殴打、侮辱和批斗，但他誓死坚持，曾自杀未遂，后精神恍惚，跳楼身亡。著有 《二层住宅及街坊设计问题探讨》（与吕俊华合著，《建筑学报》，1958年，第4期）、《中国剧场建筑史话》（《人民日报》，1961年12月31日）。另参见：曾昭奋《各具特色的学术研究》，《读书》，2007年，第5期。

6　李道增，1930年1月19日出生于上海市，祖籍安徽合肥。1952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建筑系，之后留校工作，1983年晋升教授，1985年晋升博士导师，1983—1988年任建筑系系主任，1988—1990年任建筑学院首任院长；1993年赴美国卡纳基·梅伦大学任剧场设计客座教授；1985—1997年任第2、3、4、5届校学位委员会委员，建筑学分委员会主席；兼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首都建筑艺术委员会副主任；1983—1993年入选中国建筑学会常务理事，1993年后至今任名誉理事，1999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曾主持庆祝建国十周年工程的国家大剧院与解放军剧院的设计（因国家财力所限未建），承担北京天桥剧场、儿童艺术剧院工程。曾为1998年国家大剧院提出可行性研究方案、为国际方案竞赛提供中央领导选择的三个方案之一。出版《西方戏剧·剧场史》（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

7　楼庆西，浙江省衢州人。1952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建筑系，后留校工作，参与梁思成教授主持的宋《营造法式》注释工作和中国建筑史研究。曾任党委书记。后升任教授、古建筑研究所所长。担任清华大学建筑系周维权教授领衔的《颐和园》一书，以及《中国美术全集》若干建筑卷的摄影工作。晚年参与陈志华领衔的中国乡土建筑研究。主要著作有《中国古代建筑》（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凝视：楼庆西建筑摄影集》（郑州：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0年）、《中国建筑艺术全集（24）：建筑装修与装饰》（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9年）、《中国建筑的门文化》（郑州：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年）、《中国古建筑二十讲》（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中国小品建筑十讲》（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南社村》（郑州：河南教育出版社，2004年）、《中国古代建筑装饰五书》（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年）等。

8　高亦兰，女，1932年3月生。1952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建筑系，毕业后留校任教，长期从事建筑设计的教学、设计实践和研究工作，为清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校长教学顾问。1988—1992年任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建筑系系主任。为中国建筑师学会建筑理论与创作委员会委员、全国高等学校建筑学专业教育评估委员会主任委员、国际女建筑师协会会员。曾参加或主持过多项重大设计项目如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清华大学中央主楼、毛主席纪念堂、燕翔饭店（1989年获教委系统优秀设计二等奖）等。1993年获全国优秀教师称号 ，其教学成果（合作）获1993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学成果奖国家级一等奖。

9　完整的校名是北京俄语专科学校，简称俄专。留苏预备部是俄专的二部。从1953年到1955年初，留苏预备部的校址在现中央音乐学院，后迁往魏公村现北京外国语大学校园。

10　师哲（1905—1998），陕西省韩城人，中华人民共和国俄语翻译家、苏联问题专家。1924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被选送留学苏联，先后于基辅联合军官学校、莫斯科军事工程学校学习，1928年毕业。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由周恩来安排，进入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简称格别乌）受训；1939年，专职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政治秘书。1940年3月回国到延安；1948年3月随毛泽东到西柏坡，任中共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随刘少奇所率中共代表团秘密访问苏联，任随行翻译。1949年后，分别任中共中央马列著作编译局、北京俄语专修学校、外文出版社首任局长、校长和社长，同时兼任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中共中央领导的俄文翻译，并参与《毛泽东选集》俄文版翻译。先后随毛、周、朱等人访问苏联及东欧各国，参加了中苏两国领导人对话。1957年1月离开秘书圈，出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1958年因生活错误被开除党籍，“文革”前夕被送进秦城监狱；1980年被安排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苏联东欧研究所（后改为东欧中亚研究所）任顾问。著有《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

11　据采访者了解，1953—1954年俄专的留苏预备生有2000多人，次年有1375人选送留苏。

12　据采访者了解，家庭出身一般指父亲的职业，社会关系则旁涉到亲戚的职业。当时选拔留苏生，社会关系远比家庭出身重要，很多人最终被取消留苏资格，不是因为本人成分或家庭出身，而是因为社会关系，比如有亲戚在海外。

13　鲍世行，1933出生，浙江绍兴人。195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建筑系，20世纪60年代初，先后在建筑工程部、国家建委、国家计委从事城市规划管理工作，后在四川从事城市规划设计工作。主持攀枝花市城市总体规划，曾获得省、部级奖。作为国家建委专家组成员参加唐山和天津两地震后恢复重建规划。80年代，在国家城建总局、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工作。先后主持《城市规划》，City Planning Review和《城市发展研究》城市规划界三大学术期刊，90年代后调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任副秘书长，主持常务工作，从事城市科学理论研究。主要编著有《跨世纪城市规划师的思考》（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0年）、《城市环境美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1年）、《城市科学 希望与未来》（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2年）、《城市流动人口研究》（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2年）、《城市规划新概念新方法》（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年）、《中国历史文化名城词典》以及《杰出科学家钱学森论城市学与山水城市》（与顾孟潮主编，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6年），《杰出科学家钱学森论山水城市与建筑科学》（与顾孟潮主编，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6年）、《攀枝花开四十年：1965—2005》（与陈加耘主编，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年）等书。曾任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中国城市规划学会、中国行政区划研究会、中国都市人类学会、中国城市生态学会的常务理事，以及《中国名城》《名城报》《地下建筑》等报刊编委。

14　据采访者了解，1956年之后留苏大学生锐减并非因为中苏关系恶化，而是由于国家调整了政策，开始多派研究生。

15　刘允若（1930—1977），刘少奇次子。1954—1960年就读于莫斯科航空学院。

16　据采访者了解，1952年出国的220名留苏生里的确有一些高干子弟，但没有占到大部分。

17　赵晓津，1960年毕业于列宁格勒建工学院建筑专业学，回国后先后在国防科委和郑州设计院工作。

18 这里提到列宁格勒建工学院师生当时参与设计了列宁格勒八座地铁站中的五座，有设计者姓名，但很难从中判断哪位是来增祥先生所说的老师。后面他提到参与设计地铁的老师时，也是用的复数人称。参见：“圣彼得堡建筑工程大学建筑系历史”词条介绍，https://www.spbgasu.ru/Studentam/Fakultety/Arhitekturnyy_fakultet/Istoriya_%20 fakulteta/#after1945。

19　同济大学文远楼建于1953年，长期作为建筑系行政教学楼使用。“火烧文远楼”是指发生在这幢楼里的政治运动，共有三次。第一次是1958年，全国开展“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要求破除迷信，超英赶美，力争上游。学校党委发动一些学生“大鸣、大放、大字报”，批判建筑系“资产阶级教学思想”，要“破建筑系资产阶级顽固堡垒”，被称为第一次“火烧文远楼”。第二次是1964年，全国建筑界开展“设计革命化”运动，校党委派工作组进驻建筑系，发动学生写大字报，被称为第二次“火烧文远楼”。第三次是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学生造反，打烂专业，发动第三次“火烧文远楼”，批判专业培养目标中提出的“对人的关怀”是修正主义的，批判教学内容是“封、资、修”“洋、贵、飞”，整个建筑系是资产阶级大染缸。参见：董鉴泓、钱锋编《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原建筑系）50年大事记》，《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五十周年纪念文集》（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年）。来增祥教授此处提到的，应是第二次“火烧文远楼”。

20　韩中杰（1920—2018），上海人。1942年毕业于上海音乐专科学校管弦系。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南京音乐院讲师、上海音乐学院副教授、上海市交响乐团首席长笛兼乐园副主任。1951年后，历任中央歌舞团乐队队长、指挥、长笛独奏员。1961年获苏联列宁格勒音乐学院副博士学位。同年回国，历任中央乐团交响乐队指挥兼中央歌剧院指挥、中国音乐学院指挥系教员、中国音协第三届理事。曾担任歌剧《叶甫根尼·奥涅金》《卡门》及中外交响乐演出指挥。

21　据采访者了解，当时在列宁格勒列宾美术学院学习油画的有罗工柳（1916—2004）、李天祥（1928—2020）、全山石（1930— ）、林岗（1925— ）、肖峰（1932— ）、郭绍纲（1932— ）、徐明华（1932— ）、邓澍（1929— ）、冯真（1931— ）、张华清（1932— ）、李骏（1931—2019）等。这些人回国后分别任教于中央美术学院、浙江美术学院（现中国美术学院）、广州美术学院、南京艺术学院、南京师范学院（现南京师范大学）等，均为一线教学骨干。

22　1956年2月24日， 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在向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所做的报告中 ，首次揭露了斯大林时代对苏联党政军内部的大清洗真相。由于这个报告的内容不是由苏方公诸于世，而是流传到了西方之后才被披露，所以史称“秘密报告”。

23　维塔里·奥列霍夫（Витарий Орехов，1937—2014），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艺术科学院通讯院士（1988），俄罗斯建筑工程科学院院士（1998），曾获“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功勋建筑师” （1978）和“俄罗斯联邦人民建筑师”奖章。参见：https://ru.wikipedia.org/wiki/%D0%9E%D1%80%D0%B5%D1%85%D0%BE%D0%B2,_%D0%92%D0%B8%D1%82%D0%B0%D0%BB%D0%B8%D0%B9_%D0%92%D0%BB%D0%B0%D0%B4%D0%B8%D 0%BC%D0%B8%D1%80%D0%BE%D0%B2%D0%B8%D1%8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