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54年去留苏的，那个阶段是留苏高潮，1956年以后就少了，因为当时中苏关系不是很好14。我在列宁格勒建工学院念书的时候，比我们低一届的还有，再往后就很少了。

当时跟我们说，国家是用一车皮一车皮的甘蔗、花生或其他东西换了外汇供我们的。我们当时的助学金是一个月500卢布，研究生是700卢布。我1957年回国休假，按照当时的比价，500卢布换成了250块人民币。那时中国人的工资一般才几十块钱，250块钱是很大一笔数。所以我们感觉，我们是欠了老百姓培养我们的债的。当时有一个要求，出去以后不能跟苏联女孩子谈恋爱，要谈恋爱你就自己回来。现在我跟他们说起来，大家都笑，因为俄罗斯姑娘很漂亮。但是你看国家花了那么大的力量，要你回来建设，要你好好学习，你出去分心了，要谈恋爱，我觉得是很不应该的。当时确实是那样。

我记得刘少奇的儿子15当时也在那里。传达下来跟我们说，刘少奇曾告诉儿子，你要是考3分，就自己背着铺盖回来！3分按理讲是及格的。1952年出去的大部分是高干子弟16，不像我们，是从一般人里挑选出来的。

我出国以前，尽管在俄专学了一年俄语，而且还是苏联人教的，但出去以后上课基本上是“坐飞机”，因为口语听不懂，每个老师的口音也不太一样。但我们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就是在清华1年，高等数学、力学都学了。数理化这些课程我根本不在乎，学得比他们还好。另外，我们国家的数学教学水平还是很高的。我去了以后发现，苏联同学还在学解析几何，而解析几何我们高中就学过了。在清华1年，微积分也学了。所以数理化这些课程，我们课下不用花很多力量，基本上不听课也考得出来，所以就将全部力量都投入学联（共）党史，学苏联建筑史，学设计。这些课程，包括有些技术性课程，词汇是比较难的。所以一开始我们怎么做呢？一下了课，我们就找几个学得最好的苏联学生，跟他们借笔记，马上抄。但是到了高年级就反过来了，苏联同学有的喜欢玩，有的时候旷课不来，考前就跟我们借笔记，抄我们的。

我们列宁格勒建工学院建筑学系里，共有六名中国留学生，四个女孩子，两个男的。系里有两个专业，一个是规划，一个是建筑学，专业从一年级开始就要选定，不像我们国内，有的学校前面一两年课程都一样，到了高年级再分。我们中国留学生的专业不是苏联人定的，也不是国内定的，当时征求了我们的意见。我们两个男生都有国内学建筑学的背景，所以都选了建筑学；有三个女生原来都没学过建筑学，所以她们干脆就选了规划专业。还有一个姓赵的女孩子17，也学了建筑学。她的绘图没有我们强，但数理化很好。我们几个人中好像就我一个是清华的。

我们中国同学毕业回国的时候，多数人的毕业证书都是红皮的，红皮就是отличник，优秀生。我整个6年学下来，只有一两门课是4分，其他全部是5分。我去的时候，已经在清华学了渲染。上渲染课的时候，教授拿起一个石膏的西洋建筑史里铸图上的门檐，让大家一起学着画。教授评图的时候，带人走一圈，挨着看。我得到了最高的5分，教授还在我的图下面签了“выставка”，意思是这个图是可以展出的。这说明我们清华的渲染是很不错的。有一位教授很幽默地说，你这个渲染作品是装在箱子里从中国带过来的，意思是我在国内就学好了，不是他们教的。

来增祥从列宁格勒带回国的渲染图

他们的考试都是口试，有个固定的做法。你进去以后，有很多билет，就是考题卡片。卡片放在一个盒子里，由你自己抽；抽出来以后，你准备一下，给你一刻钟，最多半小时的时间。考试的老师一般有两三个，他们根据你抽的那个卡片上边的问题问你，最多二十分钟，不会超过半小时。前面有人在考试的时候，你就在后面准备，然后过去口试。6年都是这样一个模式。口试时老师跟你面对面，实际上对你真正掌握的情况是比较了解的。我们国内统一采用闭卷笔试，我觉得这种方式有它不完善的地方。

我到二三年级都是系里的优秀生。当时在我们学校，一个班里有两个班长。一个正班长，是个退伍军人，年纪比较大才来上学的；我是副班长，也没特别多的事，就是对我们的尊重吧。

设计课不考试，是看你的作业，最后还有一个毕业设计。毕业设计要求选一个切合实际的题目。我毕业前在莫斯科设计院实习，去了将近半年。6年中间还有很多生产实习，也是比较真刀真枪的。印象很深的是到西伯利亚去实习那次，做工长，在工地上劳动，学习怎么管理，学得比较扎实，所以他们对我们评价还蛮高的。

三年级以后，可以自己选择去哪里实习。1957年，中国驻苏大使馆留学生管理处允许我们6年里有一次回国探亲，路费要自己出，这样我就选择在西伯利亚欧亚交界的地方实习，然后从那里回国，等于一半的路费学校已经给出了。路费花了多少我不太记得，不是一个很小的数目，但也不是特别大。另外做工长实习是有工资的，对你是按工长的要求，所以给一些报酬。去实习的那个城市叫 Березники（别列兹尼基，在俄罗斯乌拉尔山西坡的彼尔姆州），从苏联地图上看，靠近欧亚交界处。我在那里做工长，大概有两三个月吧，报酬也不记得，但不是一个很小的数目。我觉得苏联这些方面做得非常好。

1957年我回国。那时“反右”，我们在学校里也搞了，我们留苏的时候也有的。回到国内，感觉倒不是特别明显；但我1960年回国的时候，就感觉到非常严重了。1960年是“三年自然灾害”，也有我们人为造成的，饿死了不少人啊！那时候我们留苏的人，家里人在乡下的就有饿死的，但是也不敢说。1959—1960年就是这样的状况。1958年所谓“大跃进”，其实搞乱了，把一些资源都破坏了。

我1957年回来，也就是见见亲戚，自己家里走走。我回来，父母当然很高兴。我父亲虽然有点资本家的性质，但当时各方面还不错，当了工业局的副局长，是政府干部。他的成分对我出国没有一点影响。另外他也比较能响应党的号召。1957年我从苏联回来，他很高兴，还把我带到他办公的地方去。有这么一个儿子，他也很高兴嘛！此外我就到上海亲戚开的布店去走走，然后很快就回苏联去了，没有做什么特别的社会调查，所以也没有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

我1960年回国后感受比较多，最突出的一点是，国内对苏联根本就不了解，比如很多人问我们在苏联吃饭是不是很困难，吃饭是不是没有面包，是不是吃黑面包，讲法很可笑。但我们当时还不好直接回答。当时的苏联有两种餐厅，一种叫ресторан，就是比较正式的饭馆；一种叫столовая，就是食堂。我们一般是在食堂里边吃饭，面包放在中间，一半白面包，一半黑面包，不收钱，你愿意吃多少就吃多少，而且黑面包营养更好。我们国内当时有人可能是想污蔑苏联，故意要这么讲话，好显得国内不错，其实我们回来的时候国内最困难。

1960年我们学了建筑回来，可那时候没事情好干。另外一个到苏联去学结构、1958年毕业的同学，回来赶上了好时候，那时工程很多。而我们1960年回来，讲得难听点儿，连个造厕所的任务都没有。当时我们是很想做些事情的！

当然我后来还是有不少机会。我现在在上海市政府的专家组。我们搞人民大会堂，搞一些重点工程，还做了很多国外的工程—— 我当学生的时候做过苏联的达尔文博物馆，后来做俄罗斯“波罗的海明珠”；在香港做了一个小城，同济做的规划，我在里边也参与设计。最近每年去一次，我都去看看，一年比一年好。我做过埃及国会大厦里边的部分，当然还有其他老师一起搞。埃及的国会大厦是中方援助的，主要是上海在搞，我们做里边的一部分内装修。我还做过荷兰鹿特丹的上海酒家。总之，做了不少国外的东西。

关于列宁格勒建工学院建筑学系与国内大学建筑学系教学的主要区别，这方面我是有体会的，列宁格勒建工学院当时已经有百多年的历史，教的不是一般的工程建筑。这个学校虽然不是университет（大学），只是个college（学院），但实际上它的历史很长，沙皇俄国时代就已经比较好了，很出人才，在苏联是名校。一讲起列宁格勒建工学院，就像我们国内讲清华北大，都是很尊重的。它的毕业生，很多都是列宁格勒的总建筑师、设计室的室主任。我们去留学的时候，它在教学方面已经比较成熟了。教基础课的老师水平都非常高，师资特别好。所以我们去，享受到了这个条件。

我们学工的一定要上一门课，叫投影几何或画法几何。我在清华已经学了一遍了，印象非常深，清华教这门课的老师也非常好。但是我们一到苏联，发现教这门课的老师真不得了。教画法几何，有的时候要画圆，他为了省时间，在黑板上画圆根本不用圆规，抬手 “啪”的一画，两头交在一起，就滚圆滚圆的！他自己也很得意，画完转过身来说：“你们看我这个圆！”这些老师非常有经验，我印象非常深。尽管我在清华学过这门课，但比起来还是不一样，人家这个学校毕竟有百年历史了！

还有，我觉得他们学的是一种大建筑的观念，这个跟我们当年在清华学的吴良镛那套差不多，就是也学规划。6年里到三年级的时候也做了一个村镇的规划，都是由设计院那些主管的主任工程师来带。比较直接地跟设计院相关的，是列宁格勒的地铁，我的老师当时在做列宁格勒的地铁18，我也跟着学到不少东西。我回来以后设计过上海、北京的几个地铁站，当年就学到了他们设计院做地铁的一些的经验。

结构方面我们学得也很多，当时都是用手算，没有电脑。手算结构，包括木结构、空间结构。我毕业回来并没有做结构，但是我认为，一个比较有修养的建筑师，一定要懂结构，有了这方面的知识，跟结构打交道的时候就知道应该注意什么了。我不一定去包揽结构的工程，但是我都能算。五年级去莫斯科设计院实习，一年后从列宁格勒建工学院毕业的时候，学校发给我们苏联的注册建筑师证书。那个证书我现在还有。

他们本科六年制，我们五年制。我们后来有一段时间也是六年制，我知道清华1958年进校、1964年毕业的是六年制。清华建筑学本科生原来一直是五年制的，但是有那么两三年，时间不长，也改了六年制。我不太同意那种观点，说什么好些东西你们学校里学的，到了外头没有用。这些人很浅薄！我觉得学建筑学专业，培养建筑师，知识面要非常宽，因为科学技术也得学，像力学、结构都得学；文化艺术也得学，素描、水彩都学；还要懂一定的社会学知识。要我是主管教学的，我觉得不要一刀切，我赞成一两个学校的建筑学专业可以搞搞六年制。

苏联的六年制跟我们的五年制比，不是简单机械地多出来一年。他们学生的知识面比我们的宽得多！绘画一直学到三四年级，连素描、水彩、水粉、麻胶版（有点像木刻）、人体画都画！所以不一样，并不只是多出几门课。清华当时已经算好的了！本科我们那一届最后是四年制还是五年制我不知道，因为我去苏联了。国内五年制的建筑学是否学苏联的那些课程，我也不太清楚。1964年有从清华毕业分到同济来的，很不错。我问过，他是六年制，但六年制实行的时间不长。现在同济、清华的建筑学都是五年制。5年也可以嘛，再少就不行了。

我觉得在列宁格勒建工学院，除了师资特别好，就是跟生产实践的联系特别紧，总建筑师做教研室主任。还有一个，就是他们的课程非常成熟。我们毕竟战乱折腾了很多年，刚解放不久，有些东西就显得根底不够。尽管有像清华这样的学校，但跟他们一比，也还是差得很远的。他们在沙俄时代一百多年前就有了一个很好的工程技术学校的根底了。

老师在学校和设计院兼职，这是他们的特色。辅导我的那个教授是建筑学教研室的室主任，而建筑设计教研室的室主任就是当时列宁格勒的总建筑师。我估计我的老师两面都需要照顾，也都照顾得差不多。列宁格勒的总建筑师来得少一点，但设计院里一些主管的设计师都到学校来带学生，两边兼职。这点我感觉非常好。他们这种体系我们国内没有。当然只在学校里任职的老师也有，比如讲历史的。

当时教我的几位老师大概已经50岁左右了吧，都是列宁格勒设计院里的主任设计师，管一大堆事，手头都有很多工程，有的正在做地铁工程，但是在学校里面给我们上课或者做辅导，都是一课不落的，很不容易，不是我们原来想象的蜻蜓点水，难得来一下。列宁格勒的总建筑师来得少一些，他主要在设计院工作，但评图的时候他都来！到了这种重要的时候，他就会来看一下。改图的老师都是设计院里的主任设计师；教主要的专业设计的老师，都是设计院过来的一些非常有经验的建筑师。我们国内现在也没有这样做。

列宁格勒这个城市是非常完整的，非常美。当年彼得大帝嫌莫斯科太保守，要另立一个首都。他当时也跟我们现在差不多，请了法国和意大利的设计师，俄罗斯的建筑师作为助手，做陪衬。设计的意图是法国和意大利的，但是本身比较美，西洋古典的为主，很讲规划、景观。我们做了很好的规划作业，也有搞规划的老师做辅导，这样对整个城市的规划都有所了解—— 对城市整体跟环境的关系、跟文化的关系都有所了解，这些都比我们国内学得宽。当时国内的情况毕竟跟现在还不一样。应该说，我们都是受益匪浅的。

有些课程是可以一直在学校里学的，但像设计这样的东西，跟社会的生产、社会的需求各方面联系特别紧密。我们现在的老师有这个缺陷，不太做实际的设计；而设计院的人难得来学校参与指导毕业设计，来也是带有客串的性质，不那么投入。这个环节非常脆弱，不好。

我们留苏，在这方面当然是受益的，但这种经验没能带回中国，因为我们回来又不是做系主任，又不是做校长，这一套东西我们怎么推得动呢？我们同济大学也有过这个想法，成立同济建筑设计院，希望老师两边兼，或者两三年以后对调，这也可以啊！本来做设计教师的，到设计院去，设计院的过来当老师。可是这件事从来没有做到过，到现在也没有做到。当然我们的老师手头也做一些工程，但是跟设计院情况又不一样，兼职做不到。大环境我们影响不了，我们回来又是最困难的时候。我们好些同学到了二机部（后来的核工业部）。核工业部60年代做什么呢？做啤酒厂。实在是大材小用！现在可能好了。

有一段时间因为国家困难，根本不是说因为你留苏回来的，就马上用你，因为没有工程嘛，而且都搞政治运动嘛！像我回来以后，学校里边搞运动，虽然搞不到我们身上，但是整几个教授，叫什么“火烧文远楼”19，说他们搞资产阶级思想，搞“修正主义”的东西。后来又搞“文化大革命”，折腾了很长时间。

我大学毕业设计做的是个电影音乐宫，可以容纳4000人，可以看电影。放映厅可以分成两个小厅，也可以变成一个大厅。当时做了这样一个设计，但音乐宫后来可能没建。我们同班有一个跟我很要好的同学是共青团的小组长（即后面提到的维塔里·奥列霍夫），他做的是新西伯利亚的一个汽油厂，后来建起来了。我做的那个设计，结果如何我没问，大概没有建，是不是后来用了当时设计里面的一些理念，我也不清楚。但是我在莫斯科实习的时候，设计院里边搞竞赛，做达尔文博物馆的外装修，这个是建了的。作为实习的大学生，至少我碰上了这种竞标投标的机会。因为那时候我已经是五年级的学生了。老实说，学校里学的东西还是不错的。(www.daowen.com)

摄于来增祥大学五年级在莫斯科实习期间。背景是莫斯科西郊阿尔汉格尔斯克庄园入口处。这里现在开辟为一处著名的旅游景点

那次设计竞赛很有意思。莫斯科设计院是他们国内最大的设计院，设计方案用谁的不是大家讨论，而是由总师来定。当时莫斯科设计院的总建筑师由于什么问题从莫斯科的总建筑师被贬到设计院总师的位置，但业务没得说。我们学校的水平很高，所以他们内部竞赛方案一出来，莫斯科设计院的这位总师一眼就选中了我的。方案被选中后，接下去怎么装修，怎么出施工图，他们所有的人都听我的，我觉得受宠若惊。他们当时就是这样。所以当时列宁格勒建工学院学建筑学的五年级学生，到了设计院，我估计只要有机会，都能出成绩。刚好那时他们的工程也比较多。他们不在乎你是中国人，是学生。我们在那里算老外了，是吧？他们不管，你的东西好，就用你的。苏联这一点我还是很有感受的。这个达尔文博物馆的设计，我印象很深，设计与生产实践联系得非常紧。

我们大学一毕业，就是苏联的注册建筑师，我看这个也是对的。你既然是学建筑学的，学了六年，你够本事，就是建筑师，不必另外再考什么，因为学生时代做了工长实习、设计院实习，另外跟了很多从生产一线过来的老师。这一点，即使现在看来，也是很有意义的，还是蛮好的。中国同学90%都很优秀，所以按成绩来讲，我们都是拿的红皮毕业证书。

艺术史课，我印象很深，因为我们既学俄罗斯的艺术史——这个在苏联学，我可以理解，还学世界艺术史。我记得教这门课的是一个女老师，胖胖的。我现在还是觉得受益匪浅。有人觉得社会上马上能用的，学校里应该教，社会上没有用的就不需要学，我觉得这样不一定对。对建筑学专业的学生来讲，学世界艺术史，可以一辈子受益。因为它不局限于建筑，它有俄罗斯建筑史，有世界建筑史；有俄罗斯艺术史，还有世界艺术史。还有些课程，比如人体工程学、环境心理学、景观学，那时候都有的！那时候国内恐怕连“景观”这个东西还不提呢，还早呀！英文叫landscape，俄文叫ланшафт，那时就已经有这门课了，所以它很新啊，非常新。设备也特别好，照明、空间条件都不错。当时学了采暖，结构计算也学了很多，我觉得一辈子受用，虽然我不搞结构。

在那里我可以感觉到他们对我们很关心,讲友谊，不把我们当外国人看。有几件事是我最近想起来的。比如从宿舍到我们上课的地方，要穿过一段街道，加起来大概有100米左右吧。头一年我们晚上睡觉不会超过四五个小时，因为学习比较紧张，那么多的课程，又都是用外语学。所以早晨急匆匆起来以后，就往学校奔。那里冬天零下20℃～30℃，我们有时不穿大衣，就直接往教学楼冲。我记得有几次管打扫卫生的俄罗斯老太太就指着我们说：“你这个小鬼，家里父母那么远，你这么跑，感冒了以后谁管你？前面有过的。”听到以后，心里确实很热乎。她们是真关心我们。我们早晨巴不得多睡一会儿，快要上课了急呼呼的，就顾不上穿大衣，室外温度那么低，弄不好确实会冻坏的。

摄于来增祥大学五年级在莫斯科实习期间，背景是位于莫斯科市中心以南柯洛明斯科耶村的喀山教堂。现已辟为博物馆

还有一件事很有意思。那时学校规定宿舍里一个房间住四个人，我们国内宿舍没有那么好的条件。四个人当中，他们规定只能有一个中国人，其他三个是苏联人，这样对练习语言比较有利。我刚去不久，大概才一两个礼拜，就有一个苏联同学怕我不好意思，偷偷地在我耳朵边讲：“你是不是最近没钱啦？”我觉得很奇怪，我们的助学金很高的，他为什么这样说呢？原来他在观察我，发现我们中国人喝红茶不放糖。中国人没有这个习惯，但是苏联人喝红茶没有不放糖的。所以他看我喝茶一直都不放糖，就推断我肯定是没钱了。他说：“我已经看到了，你一个星期喝红茶从来没放过糖，肯定是没钱了。你需不需要钱？我可以借给你。”这就是生活习惯的不一样。

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我在苏联待了6年，那里有个规矩，男女同行，男士总要帮女士拿东西。所以如果我跟女同学一起外出，她的化妆包我不拿，但她手里拎的那个包，我一定得帮她拿；假如我不帮她拿，那我丢脸就丢透了。这个习惯我是在苏联养成的。回国以后到了同济，有一次我们带毕业设计，一起去的有女老师，也有男老师。那次是到另外一个城市去，路上我看到旁边有一个女老师，就帮她拿了行李。结果过了两三天，就有闲话传到我耳朵里，说我对她有意思。于是第二天我就不拿了。习惯不一样，要到什么山唱什么歌！不能把他们那一套东西都搬过来，要搞错的。在苏联，这样做是起码的，绝对是这样的，男的总归要帮女的拿东西。可我回来以后还这样做，虽然根本没有其他意思，但别人觉得你怎么会帮她拿行李？你肯定是对她有意思了。

还有些事，两边的习惯也不一样。在苏联的学校里，每年都有一两次师生聚会。学建筑的学生绘画水平很高，就把老师画成漫画，照我们看是丑化的，但你一看就能看出来是哪一个老师。到晚上大家联欢的时候，放幻灯片，那些老师坐在头一排，学生一放出来他们的“丑态”，他们就都哈哈大笑，特别开心，不像我们这里，这样做大概不行。我们的老师是不能被画成漫画的，这也是文化上的差别。在那边，你把老师“丑化”了，但一看就是他，他坐在下面还特别高兴。价值观不一样。

他们当时的教学体制比较开放，比如采用德国包豪斯体系，这是当时比较进步的一种建筑教学方式，做模型，等等。在我们国内，尽管清华当时比较先进，梁思成先生他们也都是从美国回来的，但我在清华学了一年，也没接触过包豪斯教学法。苏联引进德国的东西非常快。另外，设计课的课堂气氛也比较好，比如老师在改图的时候，学生可以放法国流行歌手伊夫·蒙唐（Yves Montand）的歌，当然声音不是很大。我当时是没听懂，他唱歌像讲话一样，非常有韵味。老师也不干预，你放你的音乐，他照样改图，比较宽松。我们觉得很不习惯，但老师觉得很正常，因为是改图，不是讲课嘛。

关于苏联人对犹太人的态度，我感觉有些讲法是不对的。苏联人对犹太人没有那么歧视。我们班上有个男同学，是犹太人，设计很好；他和班上一个俄罗斯女同学谈恋爱，后来结婚了，都很好。所以我看苏联人对犹太人没有多么歧视。他们对中亚来的一些少数民族也没有什么歧视。这一点，我们因为生活在那里，都看到的，感觉还是比较好的。

我去苏联时，带了一把胡琴。我从上中学的时候就喜欢拉二胡，比如《梅花三弄》；赶上有演出的时候，我就帮着配乐。我这个胡琴先带到了留苏预备部，当时要排一些节目，准备到了苏联演出。我记得京胡也拉过。留苏预备部人才很多，有做导演的——有的人不是大学生，是研究生。有个女孩子会跳《霸王别姬》里的舞，我就帮忙拉曲子伴奏。后来那个女孩子可能有什么事，没能出国。

到了苏联以后，我有的时候参加演出，在舞台上独奏。二胡这个乐器他们没见过。他们有时候有联欢会。我们系的中国留学生里有一个女孩子很会跳舞，有时候我们俩就一起去演出，我拉胡琴，她跳舞，苏联人看了很高兴。没有舞蹈表演的时候，我就一个人拉琴，有的时候还用二胡拉俄罗斯民歌，他们觉得很新鲜。有时候跟苏联的中学生联欢，有时候是开晚会，我们就是插一些小节目。这样比较亲切。

这样的机会不太多，一个月最多一次，我们学习也很忙，但是周末都有舞会，就是我们这种交谊舞，不是现在青年人跳的那个。比如跳华尔兹，比较优雅的。苏联同学周末一般会在学生宿舍的厅里跳舞，有时候我们也去，倒不一定是中国人跟中国人跳，都是学生，大家一起跳。

演出机会虽然不很多，但碰到就是任务，因为你不出节目，人家就会觉得很受冷落。那时候我们列宁格勒建工学院的留学生还排了一个很大的节目，一共有二十几个人，有扮新郎新娘的，是我们中国少数民族婚礼上的一种舞蹈，有集体舞，我帮忙伴奏。我们专业的一个女孩子扮新娘，另外一个学生扮新郎。这算是比较大型的演出；小型的一两个月有一次，就是女孩子跳跳舞，我伴奏。

还有的时候，到了周末我们中国同学自己放一些四步、三步的舞曲，有我们国家留苏的海军过来参加活动。他们学校离我们很近，但没有女生，他们过来就和我们这边的女生跳跳舞，大家都感觉很亲切。

我刚才讲排练那个少数民族婚礼的舞蹈，参与指挥的有韩中杰20，他也是留苏的，很有名。当时去的一大批学油画的21，回来以后都是骨干；学音乐回来的，有好几个指挥。当时还有一个唱女高音的，叫徐悦（音），很有名，也是留苏的。列宁格勒有音乐学院，学油画的都在列宾美术学院。

五一节游行。中间穿深色中山装者为来增祥

摄于莫斯科河岸上，背景是莫斯科市内斯大林时代比较典型的高层建筑一角

我们跟列宁格勒其他学校的中国留学生交往不多。有时候有一些正式的重要会议，大使馆来人做做报告。难得有几次我们到列宁格勒大学，中国留学生年底开个会，这样的机会不多。1957年毛主席到莫斯科大学给中国留学生做了那个很有名的报告，说我们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当时我们通过自己的学生组织提出也想去参加，结果使馆不同意，说：“你们还是在那里好好学，要是在列宁格勒大学嘛…… ” 这样我们就没能到莫斯科去。

那时校内中国留学生的政治学习不太多，主要是自己学校里的活动，像团员过组织生活，有的时候自己谈一些想法。1957年“反右”，学校里搞了几个学生，有的人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讲了一些话，不利于苏联或者中苏关系；有的人可能听了西方的电台，当时叫“敌台”，听了以后随便说出来，加上他们平时有一些言论，结果就被送回国了。当时不是觉得这就是“右派”言论嘛！这件事对其他同学影响不太大。我知道我们学校几十个人里，有几个是送回来的。

大家也不一定就因此吸取教训，毕竟当时有这样想法的人不多，他们被送回国以后，我也没有感觉到讲话要受约束。不是我一个人这样，因为大家主要心思都在学习上面。倒是1958年国内的“大跃进”对我们影响很大，出现了一些不踏实的、浮夸的东西。国内不是有很多这类报道嘛，什么一亩地产多少斤。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提出来除了学建筑学，还希望把第二个规划专业也学好；有的提出来要早点回去建设。不管是出于什么动机，就是想提前两年毕业，还要把课程都学好。但是苏联学校不理我们，觉得你这个提法不切实际；大使馆留学生管理处也没鼓励我们，都是留学生自发的，但最后没成什么气候，一阵也就过去了。

我们那时生活上最困难的就是蔬菜比较少，都是土豆、胡萝卜这些东西，但当时年轻，都适应过来了。学生宿舍里都有厨房，我们一般为了省时间，图方便，就买冰冻饺子，机器包好的。我记得3.5卢布一盒，买回来以后，厨房里水烧开，往锅里一倒，过一阵就能吃上，很香，也吃得很饱。我们一般不去 ресторан（饭馆）；在食堂里吃一顿，也就5个卢布，第一道是一个汤，第二道是主餐，有时候稍微吃一点冷菜，喝点饮料。就这样过来了，过得还是蛮好的！

我们一个月助学金500卢布，只要没有其他大的开支，钱不一定用得光。有的时候苏联同学还跟我们借钱呢。有些同学是从中亚来的，有时手头一下子没有钱了，大家熟了以后，我们也借给他们一些。他们一般都还的，我们关系都蛮好。

前面说了，我们出国之前有一条明确纪律，有一个守则，就是在学习期间不能跟苏联同学谈恋爱。我记得是这样，但没说中国同学之间能不能谈。实际上中国同学五六年在那里，都是很好的朋友了，回来以后结婚的也很多。我记得我们建工学院有一对，一个中国男同学跟一个苏联女生谈恋爱。那个俄罗斯女孩子很正派，非常好，特别喜欢我们那个男同学。后来使馆也批准他们结婚了，但结婚以后没有好结果。后来他在清华，说他是“苏修特务”，一到“文革”就端出来上纲上线的。后来好像是离婚，女方带着儿子回苏联去了。我们整个建工学院就这么一对。他们这个关系，当时我们使馆也认可了，所以我们的一些做法也比较人性化。但大部分同学没有跟苏联同学谈恋爱。总的来说是作为纪律，毕竟当时国家条件那么困难，为我们花了那么多生活费，你谈恋爱多少要分心的嘛，所以大部分人还是注意的。

在这个问题上，对国家政策和对实际情况的态度，我觉得大家都看得到的，国内那么困难，把我们送出去，花了那么多的钱，苏联条件又那么好，应该好好学习；但是年轻人在那个年龄段，男女同学在一起时间长了，要是产生感情，我看也很正常。我出去的时候20岁，学6年到26岁。大家绝大部分精力都放在学习上面，这是肯定的。

列宁格勒建工学院的气氛应该讲是蛮好的；苏联同学、学校对我们也很关心。有的学生一开始俄语不够好，专业方面跟不上。下了课，学校还专门找几个人跟他谈谈，搞些小灶，但不是大规模的补课。当时除了我们，还有朝鲜的，有民主德国的，还有匈牙利的，因为这个学校比较好嘛。我记得有一个民主德国的同学，身体很棒，学习也很棒；但匈牙利来的那个老兄就不好好学，跟我们学校对面文具店里的一个女孩子谈恋爱，经常带着那个女孩子来参加活动。同学里各种各样的人都有。朝鲜人跟我们差不多，比我们还要保守一点，学习很努力，但是生活上比较单调。还有越南人；还有很多中亚的，当时也是属于苏联，哈萨克的、吉尔吉斯的，这些人一般学习稍微差一点，但对我们都很友好。

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秘密报告”22出来后，我知道原来有些派到苏联学军事的，那时就停掉了。再后来中苏冲突比较厉害了。我们听说了一些，“秘密报告”后来也都传出来了，但对我们的学习整体上没什么影响。不过也碰到一两件事。比如我们班上有个女同学，她爸爸是个上校，在部队里也算是中上级的官员。他们内部不知道传达了什么东西以后，这个女孩子就对我们说了一些不是很合适的话，觉得你们中国人怎么怎么样，但是边上的其他苏联女同学马上就说：你不要讲这种乱七八糟的话。这种情况我就碰到过一两次。我们1960年毕业，其实1959年关系已经很不好了，但是像我们这种专业的学习都没有受什么影响，我觉得都还是可以的。老师对我们的态度也没有什么变化。

总的来说，我觉得在苏联的学习是非常值得的，学到了不少东西，也开阔了眼界。当时不可能上美国去嘛，只能上苏联去。应该讲，苏联当时好些方面比我们国内强。我们刚刚解放，不管经济条件还是师资条件，都不是很成熟，即使是清华，一比也没有人家好。应该讲，清华也是很不错的。所以我觉得不后悔。清华一年，特别是苏联六年，我工作到现在，觉得是很受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