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在嘉兴，后来上的浙江省省立嘉兴中学。那个学校的师资水平比较高，我成绩也比较好，在年级里一般都是在三名以内。我差半年高中还没有毕业，就考上了清华大学建筑系。《人民日报》曾刊登录取名单，上面有我的名字1。

我考建筑，不是像现在的考生对建筑学有那么多明确的想法。我念高中的时候，正是抗美援朝，有个美术老师画宣传画，忙不过来，因为我比较喜欢画黑板报，他就让我帮忙。在高中里，除了数理化都不错以外，绘画我也比较喜欢，虽然画得并不是特别好。我们邻居有一位在清华大学学数学的，我问他像我这样喜欢画画的，假如考清华，考什么？他随口说了一句：“那你就考建筑系嘛！”我就是这么进的清华建筑系。

当时考清华建筑系要加试美术。我记得是到浙江大学去加试，画伏尔泰的石膏像。伏尔泰是思想家、哲学家，能言善辩，嘴唇薄，有个性，这样的石膏像比较好画。后来有一段时间，建筑系不再加试美术了。其实我觉得加试是对的，因为数理化好的人很多，但如果喜欢美术或有一些美术基础的话，学建筑就会比较顺。

我那时已经是团员，当时不是共青团，而是叫“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我到了清华甚至后来到了苏联，都做班长。在清华上学，我感觉最大的特色是老师敬业。刚刚解放，老师都非常有热情。我记得当时有个教力学的老师，姓麦，应该是归国华侨，非常热心，非常热爱我们国家，所以教的时候，我能体会到他那种心情，不是一般的老师啊！不是一般的传授知识，有一种报答祖国的感觉。他对学生非常和善。当时有些学生水平比较低，学得吃力，他就在课后反复地辅导。这种印象，我一辈子都记得。

教我们素描的老师是徐悲鸿的弟子，素描水平很高。系主任是梁思成，在我的印象里，他非常亲切，眼光也非常和善。他的脖子稍微有一点勾，后来才知道，那是因为他搞古建测绘的时候从屋顶上滚下来，把脊椎摔伤了，到美国去装了一个不锈钢的东西。 当时的校长是蒋南翔 2，教务长是钱伟长3。有一个体育老师很有名，叫马约翰4，是个混血儿，冬天穿短袖骑脚踏车。

那时清华很流行“双肩挑”。建筑系的系秘书叫黄报青5 ，他又是总支副书记，又是系秘书，一方面管系里的学生工作、党务工作，同时还教书。他教建筑初步，教我们做科林斯柱式的渲染，给学生画示范图。他白天工作，晚上还加班。我们按他那个示范图，先用线条画好，然后用水墨渲染出阴影。很可惜这位老师在“文革”当中跳楼或是被人推下来了。蛮好的一位老师，我对他印象很深。

我的辅导老师叫李道增6，现在是工程院的院士。我今年（2014）到俄罗斯去出差，路过北京，清华的老师告诉我，他躺在床上，人也不太认得了。还有楼庆西7、高亦兰8这些老师。

整体上，那时候新中国刚成立，大家都非常热爱这个国家，老师的气质，还有学生，都跟现在不一样。我是深受教育的。老师对教育非常热心，有热情，特别敬业，特别重教，而且跟学生的关系非常亲。班里学生也非常友好、上进。过春节的时候，北京的学生还请我们到他们家里去包饺子。我是南方人，但在北方也觉得非常亲切。那个大环境能让每个人都很真心地、很兴奋地学习。那种状态，现在的人很难体会。我现在还是很珍惜那段时间的学习，尽管我在清华只有短短的1年。

1952年9月《光明日报》刊登高等学校新生录取名单(www.daowen.com)

清华当时给我最大的感觉，就是那种爱国的心情，整个真正向上的那种师生关系，现在学校里根本找不到，也没有那样的老师了。我可以讲实话，现在的老师，讲得难听一点，出于种种原因吧，很考虑自己挣钱，当然不是每个老师都这样，但学校里总的情况不好，跟1952年的大学比—— 我估计也不只是清华，整个不好比。那种状态，现在恐怕没有。

我们进清华以后，由于培养人才的需要，分成了三个专业，一个是建筑学本科，要读5年；一个是建筑学专科，学两三年就要进入社会；还有一个是搞暖气通风的，只学2年。我们都是报建筑学考进去的，但当时学校号召大家尽量报暖通专业，因为社会很需要这方面的人才。我最向往的当然是建筑学本科，但我是班长，又是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团员，当时团员不多，我不能不响应号召。暖通我根本不感兴趣，这样我就报了那个建筑专科班。当时班里的人有的毕业以后分到太原，后来做了太原的副市长，因为那是二线城市，很少有清华来的人，等不及你4年、5年毕业。如果大家都上本科，没人上专科，社会需要的没有人学，该多不好，所以我做了一点折中，也是响应国家号召。

我们当时有好几个班。1953年选拔留苏生，总共选了四五个人，我们班就我一个，但选上的人后来并没有都学建筑，有的分到了别的专业。我记得从清华出来之前，由总支书记找每个人谈话。我尽管家庭出身不是工农子弟、贫下中农子弟，但当时的政策还比较合理，并不因为你的成分比较高就不考虑。

解放初期，当时陈毅在上海对资本家的政策比较开明，不像后来有段时间做法很“左”。我们家也不是很有钱的大资本家。我父亲开磨坊，做经理，也有股份，但不是大股东。另外，从我父亲到我本人对党和政府都是比较拥护的。上面选留苏生就是先挑学习成绩好一些的，清华大学也没几个人送去留苏。我们这届建筑系共有两个建筑本科班，两个建筑专科班，还有两个暖通班，一个班三四十个人，我班里就我一个去留苏，可见还是比较难进去的，当时大家都觉得有这个机会不容易。

那时的留苏预备部9在北京石驸马大街（1965年改名新文化街），不是后来的北京外国语学院。校长叫师哲10，全部学生大概有千把人11。我们学得是蛮艰苦的，在那里学1年，基本上不出校门，好像只有一次带我们去看了场电影。教我们俄语的是苏联驻华大使馆一位官员的夫人，很年轻，很热心，教得也很不错。

同学是从各地来的。我又是做班长，我们班里只有我一个人是清华的。当时的留苏预备生有两类，一类是从高三选出来的优秀高中毕业生，还有一些像我这样，已经上了大学，从大学一年级里挑出来的。临走的时候，我有一个印象，有几位同学没能去苏联，有的是家庭有什么事，也有的是学习俄语有困难，但主要是因为政审。当时很讲究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12，他们可能是因为社会关系受到了影响。我班里就有至少两三个。有个同学叫鲍世行13 ，他跟我关系很好，也是清华出来的。俄专当时分很多班，他不是我这个班上的。结果临走的时候，他不能出去了。国家对他们很关心，因为在俄专待了1年，所以不去留苏的，国内大学愿意上哪个可以自己挑。他后来搞了城市学。

我们去苏联的时候，火车好几个车厢，都坐满了。当时留苏很不容易。有一点我记得很清楚，就是每人都发两个很大很重的帆布箱，里面有两三套西装，夏天穿浅色西服，非常漂亮，都是毛料的；还有深色西服。中山装至少也有两套；还有夹大衣、丝绵大衣、单帽和皮帽。因为苏联比较冷，我们去的列宁格勒（今圣彼得堡）更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