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访者简介

黄承元

女，詹可生妻，1932年8月出生于江苏省镇江市。1950年江苏省师范高中毕业，离开家乡参加革命工作。后被选拔进入浙江大学铁路建筑专业，该系调整至同济大学。再被选拔留苏，在北京俄文专科学校学俄语一年，1954年赴苏联，分配在列宁格勒建筑工程学院建筑系学习6年，获苏联建筑师文凭。1960年回国，入同济大学建筑系城市规划教研组任教，“文革”后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曾获华东六省一市村镇规划优秀奖、河南省焦作市规划奖项，发表论文十余篇，内容有关住区规划和环境及社会心理影响等，合著有《城市社会心理学》（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1988年），参与翻译校对《苏联城市规划设计手册》（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4年）。还曾任铜陵市城市规划顾问及上海市委社会学学科研究委员。

采访者：钱锋（同济大学）

文稿整理：钱锋、罗元胜

访谈时间：2019年4月3日

访谈地点：上海市同济新村黄承元、詹可生教授府上

整理情况：2019年11月10日整理，2020年1月18日定稿

审阅情况：经黄承元教授审阅修改

访谈背景：随着近期国内几位曾在20世纪50年代留学苏联学习建筑和城市规划的前辈相继去世，越来越多的建筑历史学者意识到需要抢救这一批学者当年留学的记忆，为研究苏联对中国建筑学科产生的影响搜集史料。采访者从清华大学建筑学院高亦兰教授处得知同济大学来增祥教授曾经留学苏联后曾希望对他进行访谈，但十分遗憾，当时他已经卧病在床，无法交谈。幸运的是，承来先生家属告知，黄承元和詹可生教授伉俪当年也曾留学苏联并与来先生同学。我们拜见并采访了黄老师，詹老师却因病住院未能参加访谈。

2019黄承元教授在同济新村严毅摄

黄承元　以下简称黄

钱　锋　以下简称钱

钱　黄老师您好，您和詹可生老师2曾经在20世纪50年代留学苏联，可否请您谈一谈当时的情况？

｜黄　我大学读了8年，在苏联待了6年，前面还有2年。本来国家主要是在高中毕业生中抽调留苏生出去，但感觉他们学习比较困难，后来就改从大学一年级学生中抽调。这些学生学过“联共党史”3、政治、数学等课程，再去学习就方便多了。我是1954年出国，1960年回来的。

钱　您高中是在哪里读的？后来从什么学校去了苏联？

｜黄　我和詹老师简历差不多，他没有高中毕业，1948年就到解放区去了。那时候我们还不认识。我1950年从江苏省镇江师范高中毕业，毕业后参加革命工作，在镇江地区栖霞山搞“土改”，主要做前期的准备工作。我在农村工作了1年，后来江苏省苏南行署成立了监察委员会，就把我调到无锡的苏南行署。以前镇江是江苏省省会，无锡好像苏南省会一样。后来国家搞建设，要培养自己的干部，就从各行各业的年轻人中抽调去读大学。我和詹老师家庭都很苦，是城市贫民。因为出身好，成绩也好，所以就抽到我们了。我在暑假参加了一个培训，经过考试，被分配到浙江大学。我们都属于调干生，都已经入党，而且在一个党支部，所以开始认识。读了1年书，国家又要培养留学生，我们又都被抽到，就更熟悉了一些。

钱　这是在哪一年？你们是否经过政审？

｜黄　我们进大学的时候是1952年，读到1953年，经过审查、抽调，就开始做留苏的准备，然后到上海考试，在交通大学考的。

在浙江大学，詹老师读的专业是工民建，我读的是铁路建筑，当时都是自己填的志愿，我们都喜欢工程建设方向。后来院系调整，他还在浙大，我们铁路专业调到了同济大学。浙大的老师说，（出国）名单马上就要公布了，你肯定会被录取，就别去上海了。于是我在暑假就帮着学校做一些事情。后来都要开学上课了，名单还没公布，我就到同济来了。但没多久就公布了。这时其他人已经大队人马去北京“俄专”——也就是俄文专科学校的留苏预备班—— 学俄语了，而我是一个人去的。

原来我们中学学的都是英语，所以要从最基础的字母开始学起。我们在“俄专”学了一年。那时各个地方、各个单位都抽了一些人过去，由苏联老师来教我们。说是一年，实际上还要政治审查，花了很多时间。审查很严格，因为当时很少有人出国，与“地、富、反、坏、右”沾边的以及有海外关系的人都不能去。

我们去苏联是在1954年8月下旬。当时也是填专业的，要填三个志愿。我首先填了铁路建筑，第三志愿是建筑学。詹老师也是第三个志愿填了建筑学，他第一志愿也是原来的专业，但后来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们都分在了建筑学。他在莫斯科，我在列宁格勒。当时国家抽调了大批人员，在我们之前已经去了一部分人，比如延安来的。在我之前的1953年去的人也挺多，但再前面一批1952年去的人少一些。我们学校有好几十个中国留学生，各专业都有。我这个专业一共有6人。清华去了2个，其中1个是来增祥4。

黄承元和詹可生20世纪50年代在苏联

当时国家选拔的人里面还有一些是工农出身，他们学习比我们更困难，毕竟我们还是学生出身。我们班有些东北去的工农出身的学生，发音发不出，记也记不住。但我们那时候气氛特别好，一定要保证所有的同学都能跟上。我们互相帮助，总是尽量争取都能够出去。

到苏联后我被分到列宁格勒建筑工程学院，詹老师被分到莫斯科建筑学院。我们学校几十个人，基本都是学生出身，学习都很不错。大家学习非常努力，因为知道，国家培养我们一个出国留学生，相当于培养国内好几个大学生的投入，所以我们都很感谢党，感谢毛主席，给了我们这个学习的机会。

我以前特别喜欢学习，但自己家里没有条件。后来上了大学，又留苏，心里好开心。但是学习也有很多困难，因为要过语言关。在苏联学工程比较容易，比如力学、数学这一类，因为我们在中国大学里都学过了，而且一般来说抽去的学生成绩都还比较好。我们班就抽了2个人，另一位同学比我年龄小，因为我是调干生，毕竟工作了两三年，在班里年龄大一些。詹老师班就抽了他1个。

整体来说我们在那里都非常用功，那时候也年轻，都拼命干。当时也不懂什么叫熬夜，反正每天都要搞到一两点钟才睡觉，早晨八点钟要上课，一天睡不了几个小时，更谈不到休闲了。

在我们所学的课程中，最麻烦的是历史。苏联老师强调潜移默化，培养学生这方面的修养。他们有着深厚的基础，总的来说我们国家在这方面和他们没法比。他们的小孩在很小的时候就被带着去看博物馆、画展，听音乐会，所以他们对画家、建筑师都很熟悉。我们国家因为比较穷，一般人对这方面都不熟悉，所以本身有着一定的差距。

通过外语学历史就更困难。有时老师提到一个人，到底是这幅画的作者呢，还是这幅画中的人物呢，我们都搞不太清楚，一节课下来，笔记也记不完整。后来苏联同学就和我们结对子帮助我们，把他们的笔记借给我们看。我们自己更是字典不离手。

原来我们在国内虽然学了1年俄语，但实际上只有7个月，其他时间还要搞政治运动。大家俄语都有些困难，所以学习必须特别努力，晚上都要复习白天上的课，听得不完整的地方，一定要从苏联同学那里借笔记抄，不懂再问他们，要完整地理解课程内容，所以总是马不停蹄，没有休息的。

一年级的时候最困难，我们建筑学要学6年，他们打基础就是从看幻灯片学历史开始，从埃及、古希腊建筑讲起。我们这方面底子比较弱，所以很难。但是到了二年级就基本过关了。

做设计要有素描基础，清华来的学生原来就是做设计的，还比较好，但我们都是调干来的，没有这方面的基础，要拼命学才能跟上，有时水彩画和素描还能得到老师的表扬，不过毕竟底子还比较薄。总的来说，苏联的老师都很感动，经常在上课的时候，拿我们中国学生做例子，夸我们用功。因为刚经过“二战”，很多男同胞都阵亡了，上课的有不少是女老师，都很努力。苏联同学好像心理年龄都比较小，有的就像小孩一样，上课还吃糖、玩耍、调皮捣蛋，等等，但他们底子都很好，接受起来比我们快得多。

后来中苏关系恢复了，我们毕业30年，他们请我们过去。我在这以前就收到教育局来的邀请函，他们说是参加短训班，实际上是为了增进友谊，都是苏联人找来的资助。我得到一个名额，就去参加了，到母校看了看。我们班的班长，我们当时都叫他小名“尤拉”（尤拉·斯米洛劳夫），我还这样叫他。他悄悄对我说，快别这样叫我了，我现在是教研室主任了。

我去的时候给老同学带了一些酒和点心，他们马上就倒上酒喝起来了。他们说，你们这些50年代留苏的学生真好，很刻苦。现在那些留学生，都不太行。我去的时候是80年代，还没有到1990年，他们那时还是苏联。

俄罗斯人有个特点，很真诚，很热情，特别是老一辈的人，而年轻人都比较单纯。我们当初那些苏联同学，看上去都很大了，但感觉他们都很小。我们当时在那儿都非常用功，而后来80年代去的一些中国留学生都在那儿做生意，贩卖羽绒服和羊绒衫之类。这方面社会也有些问题，一些羽绒服说是100%羽绒的，其实里面都是硬梗。有些留学生做生意，也卖这些次品、假货，所以给苏联人的印象很不好。这些留学生去了以后基本都是以赚钱为主，每年来回跑。我们当时学习的时候，6年都不回来的，假期就去参观。因为我是学规划的，就到处去看他们的城市。我们只有假期休息，平时都不休息。

钱　您可否再讲一讲当时读书的情况。

｜黄　我们到了二年级之后开始做设计。如果我和苏联同学合住，就可以和她们交往，俄文会提高得快。但我们中国学生很多，住在一个宿舍。大家在一起，要用俄语交流和思考问题是不大可能的。大家都讲中文，这样俄文水平就不如单独和苏联同学住在一起提高得快。不过生活在这个环境里，比如去买东西，碰到的都是俄罗斯人，所以提高得也还不慢。我们越到高年级就越自由，后来生活上基本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列宁格勒到了冬天基本上就像黑夜一样。一到教室，窗帘一拉，老师就开始放幻灯片，潜移默化地熏陶我们，培养我们的修养。比如让我们看一张画，讲的什么内容，为何有名，它在各方面有什么意思，都要我们了解。介绍的内容也包括建筑。我们原来在国内都不懂这些东西，柱式、雕塑等，都是慢慢地受影响。另一方面也是看苏联同学的笔记。我有一个同学，叫丽达（丽达·维勒哈卡略达娃），我和她住一个房间，处得很好。我还保存着一张她送给我的自己与母亲和儿子的合影。后来慢慢学习方面就过关了。特别是我们搞设计，也不需要说太多，老师改图，这些都懂的。到了高年级就很自由了，也可以看看电影，同时提高俄语，了解他们的文化。

钱　您当时学了一些什么课程？

｜黄　我这里有一张当时课程的单子，都列在上面了，好像有三十几门课（见附文）。课程一方面以建筑为主，偏艺术，从概论、历史开始，也有像你们的建筑初步，一年级打基础，学这些课程，让学生对建筑的比例、尺度有初步的认识，然后再画渲染。

黄承元的苏联同学丽达·维勒哈卡略达娃（右下）和其母亲（左下）及儿子（中）

黄承元（右一）与苏联同学在其设计图前

当时中国学生把毛笔和中国的墨带过去了，他们非常喜欢。我们做的是黑白渲染。再后来测绘一座建筑，他们的典型建筑，再用渲染画出来。他们很注重这方面的培养和训练。

我们中国学生在这方面的基础本来比较薄弱。学工程、给排水、暖通的同学稍微容易一些，我们则比他们多了艺术方面的学习。建筑学要学6年，属于艺术领域，所以建筑系的学生到图书馆、博物馆，凭学生证都可以自由出入，我们也是这样。原来我们对艺术了解得较少，后来慢慢地也就很有兴趣了。平时有空的时候，也会去看画展、展览会，还经常去博物馆。

他们这方面的传统很深厚，也有很多世界著名的作家，我们当时也要读俄文小说，如高尔基的，等等，读了以后到课堂上要念给老师听。有时老师会挑其中的一段，要我们翻译成中文。这方面的训练6年之中基本不停。我们当时也可以选第二外语，但我们都没有选，因为觉得能把俄语学好就不错了。

老师还要我们看很多参考书，关于希腊的、埃及的建筑，等等，每部分都是一大本，很厚，考试会考到。我们看得似懂非懂，都是拼命塞，慢慢地就好多了。到了三四年级就不太费劲了，基本上一看就可以理解。没有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到冬宫、夏宫去参观，我们可以随便进，到里面去画画，画室内场景。

苏联人把建筑学看得很高。班上有名复员军人，年龄已经很大了，一定要学建筑，要做建筑师，不要做工程师。他考了7次才考上。有些苏联人看我们在画画，知道我们是学建筑的，就竖大拇指。他们都很喜欢艺术。后来我到高年级，也去看一些歌剧之类，增加这方面的知识和修养。

工程方面的课有钢结构、木结构，以及最基础的力学，还有数学、投影几何等。这些课我们学起来不困难。

艺术方面主要是要做设计，从初步开始。起初我们都在一起学习。我们大概两个班，好像一个小班30人左右，两个小班大概60人吧，我们中国人是6个。开始都一起听大课，这个教室跑到那个教室，刚去时我们都搞不清楚教室。我现在有时还会梦到找教室。

实习也有，测量也有，物理，包括光学都有，化学没有，建筑材料这些都学的，一共三十几门课。

四年级我们做了一个工人住宅区，这个设计不分专业方向。来增祥后来是建筑方向，也和我们一起做。到了五年级才分方向，我们五年级时做了办公楼，他们做了医院，医院的功能比我们办公楼要复杂得多。

四年级实习是到工地实习，做工人。我当时主要是砌砖，到斯大林格勒，就是到照片上这位同学家所在的城市。我们当时都住在帐篷里。那时候还没有分专门化，规划的，还有一个搞建筑的，我们3个人在一起，都砌墙。老师不管，交代任务后就走了，我们自己去做。这方面我觉得他们挺放手的，不像中国学生都得“抱着走”，样样管得很周到，就没有独立工作的能力了。(www.daowen.com)

黄承元在苏联的成绩单

到了五六年级就分方向了，我们着重在规划方面，但名称还是建筑师，是规划专门化方向。我们学校分民用建筑和规划等不同方向。我们6名中国学生，3个人搞规划，3个人搞民用建筑。规划的内容和范围慢慢就大了，有工业区规划，工业区又有工业厂房的要求，然后做了旧城改建，再做整个居住区规划、比较大的新区发展项目。我们的毕业设计是做一个新区，一个实实在在的题目，当然后来不会按照我们的方案来发展，相当于真题假做。要做一套完整的图纸，从大的完整的总体规划，一直做到细部，什么都要有。所以我后来一回国就带毕业设计。回国后的毕业设计一个小组8个人，集体做一套图，比如说你做幼儿园，他做住宅，总的拼起来是一套图。我觉得这太少了，我们当时都是一个人做一套图。我在苏联的毕业设计总体图有我的这扇门这么大。我寒假刚做过盲肠手术，出院不久就趴在图板上画图。大家都很刻苦。

五年级时我被分配到莫斯科规划设计院实习，做了莫斯科西南区的规划。之前他们竞赛已经做过了，不过拿这个题目让我们真题假做。我完成了一套图纸。

苏联学生年龄小，但都很能干。他们那里要下农庄，就像我们国家的“三夏三秋”5。他们下农庄我们也需要参加。有一次我们一起在那里挖“地窖”，把土豆之类的藏在里面。我们和苏联同学混在一块儿挖，他们挺会偷懒的，但他们力气很大，一会儿就能挖一个很大的坑。我们忙了半天，只能挖那么一点点。他们就对我们说，好嘞，休息，休息。农庄主任一走，他们马上就不干了，随时画素描，或者躺在那儿晒太阳，脸上找个东西一遮。他们叫我们也这样，我们都老老实实，不习惯这样。我们在那儿一块儿劳动，吃住也在那里。农庄给我们安排了一个大仓库，大家都睡在地板上，每人发一条毯子。这也挺好的，可以接触他们的社会。

他们的课程里，只有一样我们不参加，那就是军训，所以我的成绩单上军训没有成绩，写着“解放”。

我觉得他们的一整套教学计划很完整，很成熟。我们空下来，业余的时候，还要自己画素描，最后要交作业的。他们那里有很多历史建筑，我们要自己出去画。我准备了一本素描本，画了不少内容。

教室我们可以随便去，苏联同学偷懒，都不大去。我经常认认真真在里面画图，画了很多有名的建筑。这也是一种练习，一方面增加对建筑熟悉的程度，另一方面也练习自己的素描。

规划设计方面，我们从组团做到小区，还要做模型。我们当时是到工厂去用木头做模型。后来还做广场的局部，自己用纸板做。毕业设计一学期，要做很多内容，都要独立完成。我们晚上都睡得很晚，但一早都得起来到教室等老师改图。改完图就比较自由了，一些苏联同学就回家了，但我们还接着做。有时候我们会去图书馆，不一定整天待在教室。毕业的那一年好像不上课，只做设计，偶尔有些讲座。

评图的时候，学生们都出去，由教研室主任，一位老先生为首，后面跟着一大帮老师，一起看图。苏联同学画得比我们好，树、水、风景都画得很活泼，但是设计没有什么内容，有时候老先生不喜欢，在上面打个叉，有的给3分，有的只给2分。得2分的苏联同学都哭了，因为不及格需要重做。我们中国学生都很踏实，一是一，二是二，平面图很实在，所以我们的设计基本上都在4分左右，好一点得4+，得个5-就很不容易了，得5分的人很少，通常最好就是5-。

我难得得了个5-，基本上都是4+，这就很不错了。素描，像我这个水平，通常在4分，有时候4+。苏联学生不大卖力，但他们底子好。他们比不过我们中国学生的，中国学生的成绩都在他们前面。但话说回来，我们有点死啃书本的感觉。总的来说，我们比较务实，他们比较浪漫。

在苏联的6年，我觉得是我这一生中最开心的时候，倒不是因为生活得好，当然比国内那个时候要好多了，主要是学了很多东西，见了很多世面。

当时很有趣，我们去的时候都有些“老土”，虽然都是从大城市过去的。他们是典型的欧洲城市，到处都是雕塑、山花墙，上面雕刻了一组组的故事，教堂也特别多。那些雕塑都是裸体的，我们刚去时，带我们去参观，我们都有些不大好意思，从来没有见过这些。后来逐渐我们就习惯了，还要画裸体人像，不画人像是学不到东西的。苏联人对来的模特很尊重，冬天（那时候条件也有限）就用取暖器给他们烘着，画的时候，他们把外套脱掉，休息的时候就拿大衣一裹。后来大家都很习惯了。苏联人顽皮归顽皮，但他们很正派，画画也很认真，这个气氛是不一样的。

他们那里，系主任主要管行政，重要的是教研室主任，是学术方面的权威。我们当时设计教研室主任好像叫维特玛（ВИГИА），大家都很尊重他。教我们初步的是有名的地铁建筑设计师，这些人都很文明、很文雅，非常有礼貌，我觉得我们国家开放了这么久，也没学到这些，欧洲人和我们亚洲人这一点是不一样的。

钱　你们在那儿的生活是怎样的？

｜黄　我们在那儿也闹了一些笑话。他们有一种植物油，方方的，像肥皂一样。我们刚去，有些老同学带我们去买东西，告诉我们想买什么如果不会说，就指着买。有个同学想买肥皂，结果买回来一块植物油，洗了都是油。不过慢慢地，大家生活上就都没有问题了，都很熟悉，也能一个人出去坐公交，很自由了。

我们应该看到苏联人有很多优点，要学习他们的长处。我觉得在为人处事方面，他们都很文明。就从他们的“醉鬼”来说吧，这最能反映他们的真实情况。他们喝“伏特加”很厉害，到青年联欢节的时候，喝醉的人都会被管起来，不让出来。所以莫斯科1957年青年节时，醉鬼一个都看不到。苏联冬天很冷，半年都是雪。他们有时候喝醉了，外面都是雪，出门风一吹，就倒在地上了。但他们从来不打人，只会自己唱歌，一大玻璃杯的酒就这么一口气能喝完。

那里的冬天非常冷，我们出门都要围个头巾，在国内一般都不围的。一出去就冻得很厉害，还得穿裙子。他们女性都穿裙子而不是长裤，这样才算文明。我们自己在国内买了到膝盖的棉毛裤，下面穿个长袜子，但还是冷得不得了，腿都发麻发木。平时在学校，我们宿舍在离学校不远的地方，还好到了室内就暖和了。一件厚大衣，公家发的，套在外面，里面只要穿一件羊毛衫，一条裙子就可以了。

但我们中国人在那里是有活动的，如有时候要去加里林工学院听报告，传达国内的思想。这个学院很远，坐电车晃晃悠悠过去要很长时间，人坐在里面都冻麻木了。没办法，慢慢地锻炼吧。我们在那里还要穿高跟鞋，平时在国内都不大穿高跟鞋的，地下又冻得硬邦邦的，一滑就要摔跤，经常摔的。不过也没关系，摔不坏，穿得很多，又年轻，没什么问题的。后来习惯了，也就无所谓了。

他们寒暑假有公费去休养所休养的机会，中国人也能轮到，有一个同学去过。在那儿很舒服，住的地方很好，周围都是树林。他们在那里没什么事情，就看小说、画素描或者水彩画。

我就喜欢去旅游，我们中国人自己组织了各种旅游活动，到各个城市去。我去过列宁格勒一个11世纪的古城，在里面看一个个教堂，都是些很旧很古老的建筑，有些建筑墙上的石灰都没有了，我主要看它的壁画和天顶画。我到过不少地方，沿着伏尔加河走，乌克兰、索契都去过，都是寒暑假去的，但高加索没有去。

我们当时很团结，都是一心为了祖国而奋斗。1957年毛主席到莫斯科接见留学生，我没有去，詹老师去了。他们当时在莫斯科，活动非常神秘。那时候，中苏关系很微妙。我们1960年回来的时候，中苏关系已经不好了，一些苏联专家已经撤了回去，帮助我们156项高精尖技术的人员也都撤走了。

我们这一生经历很丰富，从小日本人打过来，抗日战争逃难，后来在沦陷区也待过，解放战争也经历过，詹老师还渡江了。解放初期经历过各种运动，那时候很左的，人基本上都没有自己，都是“大我”，强调国家概念，党叫干啥就干啥，基本上每个人都是一颗螺丝钉。以前我入团的时候，还说我是个人英雄主义。“文化大革命”初期，我一个人住在一个土地庙，接受锻炼，其实心里很怕，但想着要“克服我的小资产阶级心理思想”，一定要锻炼自己。斗地主的时候说我是“小资产阶级情调”“温情主义”，一定要我提高斗争性。像我们这些苏联回来的都是“苏修分子”，还好没有说我们是特务，因为我们两个人背景上都没有什么问题。

同济在历史上比较倾向德国，不太喜欢苏联，认为苏联的建筑都是对称、方方正正的，其实也并不是这样。过去的建筑是这样，我们在的时候已经是自由式了，小区、卫星城、组团式，各种各样都有。在苏联，因为纬度高的关系，建筑不太强调朝向。中国的建筑都要坐北朝南，东西向的不好，他们没有关系，所以我们同济新村的“村”字楼是四个方向都有的，那是在苏联专家指导下做的。

我的毕业设计是一位苏联专家指导的，他到过清华。

钱　他叫什么？

｜黄　他叫阿凡琴科（Афеченко），毕业设计指导我。我和他女儿关系很好。还有一位专家是克涅亚席夫（Клязев），他来过同济，当时和罗小未、翁致祥6先生都很熟。翁致祥俄语也很好，他没有出过国。

我们回来的时候是1960年，正好中苏关系不好，搞“九篇文章”7，反对苏修。其实我们在苏联一毕业就是建筑师，但回国后不被承认，要从助教做起，而且我们都是调干，应该说不需要有实习期，但给我们都安排了实习期。不过我们当时都想着做党的螺丝钉，所以从来都不说什么，都是心甘情愿的。

钱　当时在中国流行过“社会主义内容，民族形式”思想和大屋顶建筑，不知道在苏联做设计有什么特点？

苏联老师阿凡琴科（Афеченко）

｜黄　那时候苏联都是各式各样的建筑，很自由了，像工人住宅这些。我们1960年回来的时候已经有很多很新的建筑了，他们也有老的建筑，比如大剧院这一类，金碧辉煌的，都是雕塑，但后来的建筑都很现代，比如医院，等等。原来我还有一些照片，“文革”的时候都毁掉了。我们当时还买了很多书，建筑书都是精装的，很贵。我们平时省吃俭用，但书一定要买。还有很多文艺小说，比如《战争与和平》等，都是原版书，还有芭蕾舞剧的唱片等，可惜“文革”的时候都扔掉了。如果被发现，要被当作“修正主义”斗的。所以好多东西都没有了，只是偶尔有一些和老师、同学的照片，保留了下来。

钱　您还记得当时有哪些老师吗？

｜黄　我这里有一张照片，是老师和中国学生们的合影。第二排中间四位分别是副校长沙德林（Шадрий），老师加里宁（Ганирий）、弗德洛夫（Фёдров）、尼考列斯基（Никольский），这是1957年11月7日在列宁格勒建筑工程学院的中国留学生和研究生与老师们的合影。11月7日是他们的胜利日。

当时国内搞“大跃进”，想让我们提前毕业，应该读6年，但要我们5年就回来。我们都做准备了，苏联人也不好干涉我们国家的事情，都放我们走。我们大家都依依不舍，觉得没有学完，最后的关键内容还没有做。但后来不知为什么又没有要我们提前回来。

钱　您可否再谈谈詹老师的情况？

｜黄　詹老师当时在莫斯科，研究工业建筑方向。他答辩的时候院士也来参加了，这位院士很欣赏他，想留他做研究生，但因为当初中苏关系不好了，不能留。他回来后一直在工业建筑教研室。

他是丹阳人，原来家境也比较困难，受进步思想影响，1948年和两三个同学一起去苏北参加了革命工作，所以他后来是离休。我也参加过革命工作，但我是在1949年10月1日以后工作的。镇江1949年4月23日解放，他就随着解放军一起过来了。在镇江地区团工委工作，从那里调去上了大学。我们以前不认识，我从苏南监察委员会调出来升大学。他1950年入党，我1952年入党，当时在浙大同一个党支部，因为党员也不太多，就认识了，也没有谈朋友。后来因为我们都出去了，读了同一个专业，有了一些交流，才慢慢熟悉了。

同济的傅信祁老师好像在1957年、1958年去了莫斯科，我们知道国内来人了，都要去接待他们。他对我们印象蛮好的，希望我们毕业后来同济。我们也不知道，以为是说着玩的，说我们还是服从国家分配。结果真的到了同济。来增祥的女朋友因为在上海，所以他也来了同济。詹老师来到同济后，进了工业建筑教研室，还做了班主任。

钱　好的，非常感谢您的介绍。

1957年11月7日，列宁格勒建筑工程学院的中国留学生和研究生与老师们的合影，黄承元藏。三排右二为黄承元，一排右三为来增祥

黄承元（上排左四）与同学们一起在列宁格勒

附

黄承元教授留学苏联列宁格勒建筑工程学院的成绩单中修习课程

联共党史、政治经济学、唯物主义历史、美学、体育、高等数学、普通物理、专门物理、投影几何、测量、力学（静力学、动力学、理论力学）、建筑材料、施工实习、房屋及其结构、钢筋混凝土、材料结构、木结构、给排水、暖通、经济、素描水彩、艺术史、俄罗斯和苏联建筑历史、城市建设史、建筑初步、民用公共工业建筑设计、城市建设、居民区设计、绿化概念和设计、安全技术、军训（未参加）、教学实践、生产实践、毕业设计。

1　本文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批准号：51778425）。

2　詹可生，男，黄承元夫，1930年12月生于江苏丹阳。高中肄业时，1948年底去苏北参加革命， 1949年4月23日渡江后在镇江团工委工作，被选拔进入浙江大学土木系，后又被选拔考取留苏，分配至莫斯科建筑学院，学习6年；1960年回国后进入同济大学建筑系工业建筑设计教研组，任教至1991年离休。曾经编写多部教材，参加建设部住宅科研等，获奖多次，为《苏联城市规划设计手册》（B.H.别洛乌索夫主编，詹可生、王仲谷等译校，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4年）翻译校对主编，另翻译《科研建筑群设计》（HO.N.帕拉顿诺夫著，詹可生等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0年）等。

3　一本按照斯大林的观点论述联共（布）历史的著作。斯大林倡议并亲自参加编写，联共（布）中央特设委员会编，联共（布）中央 审定。1938年9月发表于《真理报》，10月出书。全书共12 章，叙述了1883—1937年联共（布）成立和发展，领导人民推翻沙皇制度，取得“十月革命”和“内战”胜利，建立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进行农业集体化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

4　来增祥（1933.12.29—2019.6.21），清华大学建筑系肄业，1960年毕业于苏联列宁格勒建工学院建筑学专业，获俄罗斯国家资质建筑师；长期从事建筑设计、室内设计的教学工作以及建筑与室内设计的工程实践；为国务院国家津贴专家；任中国室内建筑师学会副会长、上海市建筑学会室内外环境设计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建筑装饰协会高级顾问、上海市人民政府建设中心专家组成员等；曾获上海市重点工程个人立功奖章、上海优秀建筑装饰专业设计一等奖、北京人民大会堂国宴厅装饰设计荣誉证书、北京人民大会堂上海厅装饰设计荣誉证书等。

5　“三夏”和“三秋”，分别代表一年中两个重要农事活动，是江南农民根据时令和收、种、管三项农事所定的名称。“三夏”是一年中第一个大忙，从每年5月下旬开始，至6月中旬结束。此时，上年秋季播下的麦子、油菜成熟，需要抢时间收割，颗粒归仓；“三夏”，是夏收、夏种、夏管的简称。“三秋”是一年中的另一大忙，从每年10月下旬开始，至11月中旬结束。此时，要抓紧时间收割水稻，栽种麦子油菜，还要做好麦子油菜的田间管理。

6　翁致祥，1924年1月生。1945年7月上海圣约翰大学土木系毕业，1948年1月上海圣约翰大学建筑系毕业，学习期间曾在上海都市计划委员会作绘图员工作、曾在五联营建计划所任助理建筑师。1952年之后任同济大学建筑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为EAROPH（世界东部地区规划与住房组织）理事会常务理事、副主席。1990年作品双层外壳太阳能住宅（与王薇）获1990年中国建筑学会全国太阳能学术研究会荣兴奖。著作有《建筑学专业英语》《太阳能住宅》《长江三角洲地区被动式太阳能住宅》（获1986年澳大利亚阿德雷德EAROPH国际会议杰出论文奖）；译著有《建筑的未来》（弗兰克·劳埃德·赖特著）、《建筑与文脉》（布伦特·布罗林著）等。

7　1959年赫鲁晓夫访问美国前后，苏联的外交政策开始出现重大调整，赫鲁晓夫提出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和平共处、和平竞争，和平过渡”以及“争取建立一个没有武器、没有军队、没有战争的世界”。毛泽东及中共中央认为，赫鲁晓夫及苏共的这些观点造成了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思想混乱，于是在1960年4月连续发表了3篇文章 ——《沿着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在列宁的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列宁主义万岁》，开始全面批判苏共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修正主义”。1960年6月20 —25日在布加勒斯特召开了罗马尼亚工人党第3次代表大会，会议期间苏共代表团向以彭真为团长的中共代表团提交了一封信，信中系统地驳斥了中共上述3篇文章中的观点。中苏两党之间的论战就此开场。7月16日，苏联政府突然照会中国政府，决定撤走全部在华的苏联专家，撕毁几百个协定和合同，停止供应重要设备。1963年7月5—20日，中共代表团和苏共代表团在莫斯科举行会谈。在会谈期间，7月14日，苏共中央发表《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就中苏两党关系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问题全面攻击中国共产党。为了回答苏共的攻击，从1963年9月至1964年7月，《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联名发表了9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中苏两党关系急剧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