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　非常感谢您昨晚的介绍。能否请您再谈一谈有关留苏的这几位先生的一些细节情况，以及当时学习苏联对清华建筑系的影响？

｜高　我再讲一讲留苏的这几位：第一位是朱畅中先生，他是规划方面的。我们学校的规划系成立得很晚，但很早我们就有规划的专门化。朱畅中先生很早就到系里任教，新中国成立初期教过我们。他去苏联的时间比较长，回来时因为已经有规划教研组了，就进了这个教研组。我和他接触比较少，也没听过他的讲座。

其他四位先生中，我知道只有童林旭拿了副博士学位。你们可能想知道他们去苏联学习以后会把什么带回来，就像现在有些老师从美国回来后会介绍一些东西。可实际上刘先生和汪国瑜先生回来后就赶上了国庆工程，都参与在里面，所以回来后没有做过什么报告。不过刘先生写了一本关于纺织厂的论文，很厚，但没有答辩，也没有拿学位。

钱　是什么样的论文呢？

｜高　我现在都找不着了，好像是自己做的，不像是出版的，打印的都是俄文字，硬壳封面。

那本论文以前我还见过，后来不知哪儿去了。刘先生还写过一本教材，《工业建筑设计原理》，可能在这方面发挥了一些作用。童林旭研究水电站，但是后来1958年左右我们系和土木系合并了，他被分配到地下（建筑）教研组，那里大都是结构方面的老师，他是作为建筑方面的老师过去的，但后来再分系的时候留在了土木系，最后也是从土木系退休。他爱人原来是我们系的美术老师。

谈到这些人的贡献，朱畅中先生是规划方面的，以前的清华建筑系里没有规划，我读大学时只知道高班同学中有几位属于市政组。梁先生特别请他，派朱先生去学习，学了很长的时间。他回来后做规划教研组主任，给组里的老师讲过一些苏联的城市设计，有时也介绍一些建筑的情况，因为他待的时间比较长，了解得比较多。梁先生一直很重视规划，在我做学生的时候，梁先生曾经请陈占祥来给我们作城市规划方面的讲座，后来也派了一些老师去苏联学习规划，想加强清华这方面的教学。

刘鸿滨教授著作《工业建筑设计原理》

还有几件事跟学习苏联有关。当时来了一些苏联专家，前后来了三位，一位叫阿谢普科夫，一位叫伊利索夫，一位叫阿凡琴科；也来了一些俄文的翻译。后来因为这些翻译对于专业不太懂，所以50年代初学校又培养了一批我们自己专业的人来学习俄文。

第一位苏联专家阿谢普科夫是搞历史的，讲苏维埃建筑史。这位专家很注重历史和文化，所以当时系里掀起了一阵风，美术教研组给我们介绍了很多苏联的画家，比如谢史金（Ivan I. Shishkin / Ива́н Ива́нович Ши́шкин，1832—1898），列宾（Ilya Yefimovich Repin / Илья Ефимович Репин, 1844—1930）等，当时的专业报告都是这些。

第二位专家是伊利索夫，他偏于构造技术方面的，好像也带一点热工，当时还没有建筑物理这个概念。我听过他几节课。我的爱人刘先生和他是同一个方向的。当时我们系分了历史、美术、大民用、工业建筑与工程技术和规划等教研组。经过院系调整，清华合并了北京大学工学院。北大工学院建筑系的系主任是朱兆雪7，他们的人在工程方面比我们强，所以工业建筑与工程技术教研组有好几位老师都是北大来的。刘先生也是北大来的，所以他也在这个教研组，其实他以前很喜欢画画的。

第三位专家阿凡琴科是规划方面的，他的课我没有听过，就不太清楚了。

清华因为在首都，紧跟中央步伐，苏联和我们一建交，蒋南翔当我们的校长，就开始学习苏联，这方面抓得很紧。所以我们学校从1952年开始变成六年制，不知道其他学校怎么样。

钱　同济大学是到1955年变成六年制的。

｜高　我是1949年入学的，学了3年就让工科提前毕业，直接参加教学。当时的六年制，前两年是初步，画渲染，还要学古典；到三四年级学建筑设计，其中有工业建筑设计；到四年级后期分专门化：民用、工业和规划；然后五年级的是毕业前设计；六年级的是毕业设计。毕业前设计就分成了三个方向，各有各的任务。

前两年因为很古典，就把建筑初步落到建筑历史教研组，所以我在历史教研组待过一段。我自己上学的时候，梁先生还在提倡新建筑那一套东西。让我们教六年制，我们都没学过，只学过从浅到深、从深到浅的渲染，所以只能一边上课一边自学，备一部分课，上一部分课。那时我们学古典也不知道要学维尼奥拉（Vignola）。当时苏联出了一本书叫《古典建筑形式》。我这个班除了我和童林旭，还有十几个人，有几个是转系来的。陈志华先生从社会系念了两年转过来，还有一位董旭华8先生是历史系转过来的。陈志华先生可能学过一些俄文。后来领导叫我们翻译这本书。那时我们年轻教师都得学俄文，要上一个学习班，每天早晨还要抽一点时间学习。那时我们上班挺早的，七点半就要上班，上班的时候先学一段俄文，如果有不懂的地方就向我们系里懂专业的翻译请教。那是我的一位大师姐，毕业后学了俄文，她辅导我们。这本书是我的俄文还比较弱的时候和陈志华先生一起翻译的，由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我翻译了前面一小段有关柱式的部分。陈先生翻译得比较多，后面大部分都是他翻译的。

陈志华和高亦兰教授翻译苏联著作《古典建筑形式》

当时我学俄文，也把翻译这本书当成学习的一个内容，不懂的地方请人辅导。陈先生俄文比较好，他不用上这个俄文班。后来我就拿这本书给1954年入学的班级讲课，当时正好翻完了。你们上学时还学古典吗？

钱　学的，但没有这么多。

｜高　我们当时前两年，第一年学制图和西方古典，第二年偏中国古典。所以学生做设计，做过一个西方古典设计，也做过一个中国古典设计。因为我们在北京，中国传统的东西很多。一二年级是小亭子设计，然后是小住宅设计、中型公共建筑设计、住宅设计，工业建筑设计也在里面。好像学完住宅就慢慢分专门化了。分在民用方向的，就要做大型公共建筑；分在工业建筑方向，要做大型工业建筑；在规划方向的，要做规划。专门化好像就是在“文革”前这一段，之后就没有了。

60年代初期的时候，我们发现民用教研组的任务太重了，初步也并在民用了，因为觉得初步和历史还是不太一样，要画渲染图之类的，就都并给民用教研组了。后来感觉民用教研组特别大，又觉得既然有规划教研组，就把住宅给挪过去吧。我在六几年时还教过住宅，之后才转过去。当时我们还写过一本住宅教材，是张守仪9先生、李德耀先生、何重义先生和我合编的《城市型住宅》，那时住宅设计归民用教研组教。张守仪先生做过民用建筑的教研组主任，后来是胡允敬先生，都是老中大的一批。改革开放以后，明确了住宅设计归规划教研组。

原来的工业建筑教研组老师们觉得总是设计工业建筑也没什么意思，后来就改成“科教建筑”的题目了，研究实验室、教学楼之类建筑。之后他们又搞了校园规划。成立建筑学院以后，就改为研究所了。成立了民用一、民用二、民用三这三个所，最后又合并成一个所。之后有建筑、历史、美术、规划等几个所。

钱　学院是什么时候成立的？

｜高　1988年。之前“文革”结束后刚刚恢复教学时，大家觉得六年制太长了，说我们改五年制吧。那时好像别的学校都是四年制。从那时起教学也改了，不再学习古典了。

1952—1955年左右入学的学生，美术课都很重，素描一年，水彩一年。实习也学苏联，有测绘实习、参观实习、工地实习、工长实习等，好多内容。我们教了古典以后就带测绘实习。那时候凭一封介绍信，学生们就都能进颐和园，也不用买票，拿皮尺等工具把一座座房子都给测了。

后来的工地实习，学生们要到工地去学习砌砖。那时苏联的一套规矩比较刻板，他们有“施工组织设计”这门课，还有工长实习。这些内容很多，一下子6年就填满了。对于这批学生，我觉得他们美术比较好，所以现在他们一到校庆回来，总是送给我很多自己出的画册。

钱　那六年制应该算是延续到“文革”结束？

｜高　理论上“文革”前进来的这些人有些都没有念完，但是还算都是六年制，后来搞“文化大革命”了，搞得很乱。1964年入学的应该是1970年毕业，我们把这个班叫作“零”字班。1965年入学是最后一班，就是张复合老师那一班，他们好像是五年制，也是1970年毕业，我们就叫他们“零零班”。1966年“文化大革命”，之后应该就没有学生了。

“文革”以后，我们的教学体系又改了。初步课程以前要画古典的“大构图”。把一个柱式放在前面，整体放在一个框里，我们那时都没学过，都是边学边教。改革开放后，我们觉得思想不一样了，体系就改了。实际上我们在60年代的时候，已经开始看英文书，而不太看俄文书了，因为看俄文书很累。可是那时候还有些任务，比如莫斯科西南区规划设计竞赛，李德耀当时回来带着学生做这个设计。那时还看点俄文书，60年代中期主要就是看英文书了。觉得英文得捡起来，不然会忘了。

1978年我们系开始招生。有的系1977年就开始招了，所以也有其他系的学生在1978年转到我们系。

1978年入学的学生学5年，1983年毕业。1978年后过了一两年可以招硕士研究生了。我们当时招的研究生有的是“文革”前毕业的，工作了很多年，个别过来。还有的是其他学校的，比如南京工学院的艾志刚（后任教深圳大学，是汪坦先生的论文博士，论文关于超高层建筑设计），浙江大学的毛其智等。他们四年制毕业，我们这边五年制还没毕业呢。他们这个研究生班一共有5个人。

受苏联的影响，“文革”之前我们的初步课程比较古典，改革开放以后就不学这套纯古典了，开始兴构成，我们又请工艺美院的老师来教课。慢慢地各个学校的教学可能也就差不多了。学科专业指导委员会也会定期碰头，学哪些内容，不学哪些内容，慢慢就趋于一致了。

几位去苏联进修的除童林旭是副博士，其他好几位都没转。土木系也有很多去苏联的，他们转的比较多，他们大概觉得有学位比较好。

钱　当时他们怎么转读副博士呢？

｜高　他们本来是进修，出去之后，可以办一个手续，申请转读副博士。我记得汪国瑜先生出去一年就回来了，参加了国庆工程，他画的画特别棒。刘老师也喜欢画画，这是他画的画。俄罗斯的谢史金是画油画的。刘老师退休之后也开始画画，他从图书馆借来谢史金的画，用水粉（因为是不透明的）去模仿。

刘鸿滨教授绘制水粉画

钱　那几位去苏联的老师是不是学到了工业建筑方面的一些内容，把它们带回了国内？

｜高　我觉得他们回来发挥的作用比较有限，因为童林旭回来后主要参加工业建筑设计的教学，后来他在另一个教研组，我和他接触不太多。我爱人刘先生回来后就搞国庆工程了，恢复教学后他又继续教工业建筑设计的课。他当时有一些这方面的资料，但没给我们老师做过有关讲座。他的一些学生后来分配到几机部带有工业性质的设计院去了，后来他们成立了一个工业建筑专业学术委员会，开了好几届会议，90年代就有了。有一位费麟同志，他经常叫刘先生去开会，因为刘先生是他的老师。

后来刘先生退休后不教课了，他的课就转给我们学院的邓雪娴老师，她的丈夫是栗德祥10。她是（从）纺织设计院来的，现在也退休了。

刘先生后来还开了一门课，给全校开了一门叫“工业建筑”的选修课程。清华是以工科为主的，全校有好多院系毕业生要去工业部门，他们有些人也想知道工业建筑是怎么回事。

钱　这大概是在哪一年？

｜高　大概是在90年代吧。

钱　那他从苏联学习回来后50 — 60年代讲过什么课？(www.daowen.com)

高　就是讲工业建筑设计原理，同时也教工业建筑设计。我那个时期被调去设计清华大学主楼，不太清楚他们的教学情况，他们的设计教学题目是什么我也不太记得。“文革”以前可能还是多层厂房一类的。

钱　是既上课也要做设计吗？

｜高　对，要上课，也要做设计，叫工业建筑设计。学生在三四年级的时候就要做一个工业建筑的设计，到了专门化以后也有工业建筑设计方向。

当时工业建筑设计教研组、规划教研组（朱畅中和李德耀先生）都有去苏联的，我们民用教研组的较少，不过当时看书还是都看苏联的。当时有苏联的CCCP杂志（Apxитектypa CCCP, USSR Architecture，《苏联建筑》），这份杂志我们看了很多年了，后来又做莫斯科西南区设计。“文革”前我最后教的设计一个是住宅设计，一个是旅馆设计，我记得教旅馆设计的时候看的都是英文书了。

钱　这大概是什么时候？

｜高　这大概是在六五届四年级的时候，应该是1963年左右。后来我被调到设计室去了，搞教学主楼设计。到1966年主楼竣工，我一直在设计室。60年代时政治形势对建筑影响很深，主楼的方案改过多次，1959年还有过一个这样的方案，带有一个塔楼，是受苏联的影响。我写过一篇文章《30年后的回顾》11，介绍了这些经过。

梁思成先生在40年代末的时候很追求现代主义，这个我给你讲过，后来学习苏联以后，他去莫斯科参观，觉得“社会主义内容，民族形式”也挺好，就把斯大林那套也搬来了。他写了相关的文章，所以当时盖了很多有大屋顶的房子。后来又要批判梁先生，成立了一个写作班子，在（颐和园）畅观堂组织写作。但之后文章没有发表，中央考虑到不要形成“二胡二梁”（二胡好像是胡风、胡适，二梁好像是梁漱溟、梁思成）的局面，就压着没发表。梁先生这件事就在我们政治学习时提了一下，说不要搞复古主义。

六〇届毕业设计：大型水电站设计方案

清华主楼带有塔楼的方案

我记得有一次，好像是要把天安门前的两个小型古建筑（三座门）给拆了，我们一些年轻教师不同意，这就被认为是不肯跟党一块儿走了。一天把我们党员都叫到彭真那儿去。那时我刚入党，很年轻，当时所有党员都很年轻。那天晚上突然开来一部车把我们党员都拉去了，好像是觉得我们不太听党的话，说“你们到底是信蒋南翔的党还是信蒋介石的党？”当时清华的黄报青12同志好像辩了几句话，但后来他也没再说什么。

钱　苏联专家是什么时候走的？

｜高　他们来的时间也不长。待个一年或者半年，来时讲了一些课，然后就走了。阿谢普科夫大概1952年就来了，伊利索夫好像来得晚一些，阿凡琴科更晚，大都是1958年前来的。

钱　他们上设计课吗？

｜高　他们没上设计课，主要是给我们教师讲课，我印象他们没怎么给学生讲课。阿谢普科夫主要是讲历史，但他参加过教师会，评论学生的设计图。伊利索夫讲的是构造，带点热工，不知道是不是和我们后来的建筑物理有点关系，我们后来建筑物理分了声、光、热，在工程技术教研组里有这些分支。土木系当时也来了很多苏联专家，他们那边主要是施工专家。我们这儿有一个老师程应铨13，外文非常好，会好几国的文字，他看了很多俄罗斯的书，他也是规划方向的。

你要了解这方面我可以问问朱自煊，他93岁了，我认识的人有好多都去世了。我的老师那一辈是老中大的，包括张守仪先生，北（大）工（学院）合并过来的。王炜钰先生也是北工过来的，师从沈理源先生，所以她的古典还挺好。北工来的在朱兆雪的影响下，有的老师自己都会算结构。

这还引起了我的一个历史问题，当时全国说工学院3年就毕业，我是1949年入校。到发文凭的时候发现我们建筑系的几个人，学了木工等，但没学钢筋混凝土。当时教育部说你们专业课没学能毕业吗？就把我们的文凭压着没发，北工来的都发了。还有一位物理系转系来的，他们比较早就学了这些课，他们的学分够了。教育部觉得我们这方面好像学分少了一些，所以我们有几个就压着没发。可那时又需要有人来上课，吴良镛先生主持系里的工作，我们也就一块儿跟着备课了，我们缺的课也没有补。到了1953年的时候，全国已经没有我们这样的人了，后来给我们发了1953年四年制的文凭，其实我们只念了3年。

童林旭回来以后一直在工业建筑教研组，去过密云水库。

钱　您说过他后来到了土木那边。

｜高　那是1958年建筑和土木合系了以后。开始我们教研组还没变，我们合系一直到1978年才分开，“文革”中就变成工宣队领导了，把教师们分成不同的小组去到不同的点，“开门办学”，这样教师们就被打乱了。“文革”结束工宣队撤走了，说恢复原来的教学组吧，这时候人员就可以重新考虑了。我当时没有回民用教研组，1978—1983年我调到了设计室，1983年我调回去。这时已经分系了，我当了建筑系副主任，李道增是系主任。后来1988年成立建筑学院，我就当了建筑系的系主任。我比较偏教学方面，管理整个本科教学。

我是上海中学考到清华来的，李道增也是上海中学毕业的，比我高两届，他是转系过来的。我在上海的时候，中学里有两个老师老是说清华，所以我后来就考了清华。我一考进清华，不久就举行了开国大典。

钱　可否请您再讲讲李德耀和刘小石的情况？

｜高　李德耀当时是地下党，我刚来的时候跟她住一个宿舍，她很自然就是领导。她也留过苏，去了以后两年可以回来一次，回来后她就没走，所以莫斯科西南区竞赛她负责了。她回来以后还属于大民用教研组。原来她和刘小石都是地下党。1952年刘小石调走了，她就是系秘书，梁先生是系主任。

刘小石刚毕业时，分配到一个外面的大专学校，后来那个大专并到了我们学校。我们在1952年时招过一批本科，也招过一批两年制的大专，除了我们的大专之外，外面的那个大专也并进来了。所以刘小石就转进来了，并做了支部书记，李德耀从苏联回来后就做了副书记。这批大专的学生我们也留了两位老师，一位是周逸湖老师，一位是宋泽芳老师。吴先生觉得他们学得太少，就派他们到同济去进修了两年。

其实当时清华录取的大专和六年制的学生水平都是一样高的，当时跟这些学生说，国家有这个需要，你们要报大专。后来派留苏的时候，大专里有几个学生被选派，作为大学生去留苏，不是教师去留苏，我记得有一个学生叫来增祥14。

钱　来增祥后来是同济的老师。

｜高　你可以问问他的情况。包括土木系也有一个本科留苏的，后来做了院士。

钱　好的，我再去问一问来增祥老师，非常感谢您。

2010年前后清华建筑系教师合影。左起：高亦兰、刘小石、关肇邺、童林旭、傅尚媛、刘鸿滨

1　本文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批准号：51778425）。

2　刘鸿滨（1927—2017），贵州贵阳人。195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工学院建筑系并留校任教，1951—1952年在哈尔滨工业大学就读研究生，1952年入清华大学建筑系任教，1956—1958年赴苏联莫斯科建筑学院进修，1986年曾赴日参加亚洲地区文教设施国际会议；中国建筑学会会员，国际建筑师协会教育与文化建筑工作组成员。长期从事工业建筑、大学校园规划和科学文化建筑的教学、设计及科研；参与或主持设计的建筑作品有：清华大学绵阳分校校园规划与教学主楼设计，山东大学校园改扩建总体规划与校行政、教学楼设计，西南交通大学新建园总体规划（获设计竞赛二等奖）；著作有《科教建筑》《国外建筑实例图集》《工业建筑设计原理》等 。

3　朱畅中（1921.6.19—1998.3.8），出生于浙江杭州。1941—1945年在重庆中央大学建筑系学习，成绩优异，毕业时获“中国营造学社桂宰奖学金”第一名；1945—1947年任武汉区域规划委员会技术员、湖北省建筑工程处工程师、南京都市计划委员会设计室工程师；1947年受聘到清华大学建筑系任教，协助梁思成先生创办清华大学建筑系；1952—1957年留学于莫斯科建筑学院城市规划系，获副博士学位；1957年学成归国后，继续在清华大学任教，历任清华大学建筑系副教授、城市规划教研组主任及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中国城市规划学会资深会员、中国城市规划学会风景环境规划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建设部风景名胜专家顾问；1985年，受清华大学委派，兼任烟台大学建筑系第一届系主任。1950年，清华大学建筑系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设计竞赛中奖获选，是国徽设计小组的主要成员之一；1980年开始，主持黄山风景区总体规划；1992年在“风景环境与建筑学术讨论”中，组织起草并正式制定了《国家风景名胜区宣言》，成为保护风景名胜区的重要文献。

4　童林旭，童寯二弟童荫之子。1952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建筑系，1959年毕业于苏联莫斯科建筑学院研究生部，获建筑学副博士学位；回国后在清华大学建筑系、土木系任教；从1970年起，从事地下空间与地下建筑的教学、科研和规划设计工作，并到过许多国家进行考察和学术交流；1986年在日本工作期间曾受聘为日本早稻田大学理工学部客座教授；主持和参与多项地下空间方面的研究工作，其中有3项获部、省级奖。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和学术会议上发表论文80余篇；1990年因参与多项国家标准和规范的制定及审定工作，获建设部全国工程建设标准与定额先进工作者称号；1992年因对高校教育事业作出突出贡献，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证书；曾任中国岩石力学与工程学会地下空间与工程分会副理事长，中国勘察设计协会地下空间分会常务理事，美国地下工程协会（AUA）荣誉会员。

5　汪国瑜（1919—2010），1945年毕业于重庆大学建筑系，1947年应梁思成先生聘，执教于清华大学建筑系，1957年曾赴苏联考察访问，对宽银幕电影院进行了专题研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的设计者之一，着重于对大型公共建筑及民间建筑进行研究，参与国家剧院、中国美术馆、石家庄火车站、人大常委办公室、民族大厦等公共建筑的设计；1956年参加“杭州华侨饭店”设计竞赛获一等奖；1981年设计了黄山云谷山庄。曾多次举办个人画展，出版了《建筑——人类生息的环境艺术》《建筑绘画刍议》《半窗画教》等著作，1994年出版《汪国瑜文集》，2011年出版的《清华记忆：清华大学老校友口述历史》中收录了《意匠探微——汪国瑜口述》篇。

6　李德耀，1931年生。1948年进入清华大学营建系三年级，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学习专业，一方面从事政治工作。1951年在读期间曾担任“清华、北大、燕京三校调整建设委员会”基建工程方面的领导工作，当时周卜颐先生在委员会中任设计处处长，张守仪先生参加了住宅设计。1952年清华大学成立建筑系时，担任第一任支部书记。1956年留苏学习城市规划，1958年回国，苏联举办莫斯科西南区九号居住街坊规划设计国际竞赛，清华大学、同济大学和北京工业建筑设计院联合组成一个规划设计小组参赛，她负责带领清华大学学生参与了竞赛工作，最后中国参赛方案荣获二等奖。1959年秋，因丈夫周维垣被定为“反党分子”（周维垣与其同年进入清华并入党，学习水利专业，后为清华党委主要干部）受到一定牵连。20世纪50年代后期，参加了《城市型住宅》（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63年）一书的撰写，介绍了苏联工业化标准化住宅建设体系的特点。“文革”之后全力投入住宅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注重社会问题和社会效益，其对住宅问题的诸多见解来自对苏联该领域状况的熟识与思考。参见：曾昭奋《各具特色的学术研究》，《读书》，2007年，第5期，http://dushu.qiuzao.com/d/dushu/dush2007/dush20070514-1.html。

7　朱兆雪（1900／1894？—1965），江苏常熟人。上海震旦大学肄业，1923年获（法）巴黎大学理科数理硕士学位，后赴（比）国立岗城大学皇家工程师研究院学习，获水陆建筑工程师文凭。1926年回国，曾任京汉铁路工务处工程师、奉天宝利公司建筑工程师、国立北平大学艺术学院建筑系讲师及教授等职。1938年后任北京大学工学院建筑工程系主任。1949年任北京市公营建筑公司经理兼总工程师，北京市建筑设计院及北京市规划局主任、总工程师，北京工业大学教授、校长。还曾任中国建筑学会第一（1953.10）、二（1957.2）、三（1961.12）届常务理事，第一、二届全国人大代表，1953—1962年任《建筑学报》第一、二届编委会副主任委员。

8 董旭华，1949年考入清华大学营建系，1956年毕业，获硕士学位，论文题目《综合医院设计——建筑组合分析及定型设计试作 》（导师：周卜颐）。“文革”中被判为现行反革命，并判刑10年。1984年12月参加组建苏州城市建设学院。

9　张守仪，女，1922年出生，河北丰润人。1944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建筑工程系，1949年获（美）伊利诺伊大学硕士学位。1952后任教于清华大学建筑系，并曾任清华大学工会副主席，1957年被打成右派，1959年被“摘帽”。还曾任中国建筑学会第二（1957年2月）、三（1961年12月）届理事，《住宅科技》编委会委员，中国房地产资源整合中心专家库专家，九三学社社员。编著有《城市型住宅》（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63年）、《中国现代城市住宅：1840—2000》（与吕俊华等合著，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等。

10　栗德祥，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

11　高亦兰《30年后的回顾》，《建筑师》，1995年12月，第67期，17-20页。

12　黄报青（1929—1968.1.18），1947年入清华大学营建系，1951年毕业后留校，任土木建筑系副教授，系党支部委员，民用建筑教研室副主任；1959年国庆工程国家大剧院剧院设计组组长。“文革”开始时不同意中央给原高教部长、清华校长党委书记蒋南翔定性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走资派”，为此遭殴打、侮辱和批斗，但他誓死坚持，曾自杀未遂，后精神恍惚，跳楼身亡。著有《二层住宅及街坊设计问题探讨 》（与吕俊华合著，《建筑学报》，1958年，第4期）、 《中国剧场建筑史话》，《人民日报》，1961年12月31日。另参见：曾昭奋《各具特色的学术研究》，《读书》，2007年，第5期，http://dushu.qiuzao.com/d/dushu/dush2007/dush20070514-1.html。

13　程应铨（1919—1968.12.13），江西新建人，林洙前夫。1944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建筑工程系，1947—1968年任清华大学营建系、土建系讲师，其间于1949年担任北平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委员，1956年作为中国建筑代表团成员赴苏联、波兰等东欧民主国家考察，1957年被打成右派，1968年自沉而死。译作有《城市计划大纲》（即《雅典宪章》，上海：龙门联合书局，1954年）、《城市规划与道路交通》（上海：龙门联合书局，1951年）、《苏联城市建设问题》（上海：龙门联合书局，1954年）、《柏林苏联红军烈士纪念碑》（北京：建筑工程出版社，1954年）、《城市规划（工业经济基础）：上、下》（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55年，1956年）。

14　来增祥（1933.12.29—2019.6.21），清华大学建筑系肄业，1960年毕业于苏联列宁格勒建工学院建筑学专业，获俄罗斯国家资质建筑师。长期从事建筑设计、室内设计的教学工作以及建筑与室内设计的工程实践；为国务院国家津贴专家；中国室内建筑师学会副会长、上海市建筑学会室内外环境设计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建筑装饰协会高级顾问、上海市人民政府建设中心专家组成员等；曾获奖项：上海市重点工程个人立功奖章、上海优秀建筑装饰专业设计一等奖、北京人民大会堂国宴厅装饰设计荣誉证书、北京人民大会堂上海厅装饰设计荣誉证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