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　高老师您好，我和您再约一下明天上午对您的访谈，向您请教有关您先生刘鸿滨教授2当年留学苏联的情况，以及清华其他几位老师留苏的情况。

｜高　好的。我先给你大致介绍一下吧。我们原来有好几位老师都是留学苏联的，最早的是朱畅中先生3，他是我们老师辈的，毕业于重庆中央大学，现在已经去世了。

我们在1952年院系调整后，同时成立了三个专门化：城市规划、工业建筑和民用建筑专门化。其实我们当时大量需要的是民用建筑，可是上级说要重视工业，因为工人阶级领导一切，所以系领导成立了工业建筑设计与工程技术教研组。工业建筑教研组是比较小的一个教研组，负责工业建筑设计和构造。民用建筑教研组负责的范围比较大，包括住宅和各种公共建筑等。学生们毕业设计时分为三个方向：工业、民用、规划。

我的同班同学童林旭4，还有我的爱人刘鸿滨教授分到了工业建筑教研组。刘先生和你们同济的戴复东先生是从贵阳同一所中学毕业的，当时他们都喜欢画画，但不是同届。他1950年从北京大学工学院毕业后合并到清华。因为当时重视工业建筑，后来又选拔他们两个人去苏联。童林旭1955年去，到1959年才正式学完回来，拿了副博士学位。他们的副博士级别挺高的，因为本科学6年，副博士再学4年，时间挺长的，有人说相当于英美的博士学位。学校给他们定了研究方向，童林旭的是水电站，刘先生的是纺织厂。刘先生是1956年去的，学校对他说可以转副博士，让他也写篇论文。他说他不想转。为什么呢？现在我们拿研究生学位，前两年都要先学些基础知识，要qualify（资格考试）一下，是吧？当时在苏联前两年也要学一些基础课：一个要学政治，一个要学俄文。他们之前在国内的学校里也学过一些俄文，但那还不够。政治课要求用俄文写对列宁的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的认识，是很累的，所以刘先生说他不转了，这样就不用考政治。于是他进修了两年就回来了。他是1956年去，1958年回来的，回来后正好赶上国庆工程。

童林旭1955年过去，中间回来过一次探亲，好像是1957年，最后在1959年回国。他回来之后感觉跟不上时代了。1959年“反右倾”，1958年之后又是“大跃进”，又是“大炼钢铁”，他都不大理解，因为苏联那时候还比较稳定。回来后党内觉得他思想有些落后，还给他开过一次批判会。他业务方面学的主要是工业建筑，研究水电站。他在苏联参观，跟导师讨论，主要搞这方面。

我觉得学苏是这样的，那些搞“两弹一星”的科学家肯定是学到一些东西了，但刘先生他们在工业建筑方面学了很久，回来后发现主要根基还是在民用上，所以后来也往民用方面转了。我说的转向主要发生在改革开放以后，那时他们转向了校园规划和科教建筑，等等。(www.daowen.com)

还有一位去苏联进修的老师是汪国瑜先生5，他是我们老师辈的先生。这位老中大（应为重庆大学）毕业的老师建筑素养特别好。那时候我们没有计算机，都是用描图纸（Tracing Paper）来画，他的炭笔画有中国水墨画的基础，好极了，系里好多人都学不来。他的建筑设计也特别好。后来系里说建筑方面应该去个最棒的，结果就派他去了。他去了一年左右就回来了，在国庆工程中发挥了比较大的作用，基本还是靠他的原来的底子，做方案很棒。刘先生回来参与国庆工程也还是靠老底子。他原来画得还可以，但他进了工业建筑教研组，就得全心搞工业建筑了。

还有一个留苏的是我们系里的一位领导，叫李德耀6，原来是我们党支部书记，是地下党转过来的，后来留苏回来后是副书记。她去苏联学的是规划，也是两年就回来了。她回来以后负责我们莫斯科西南区的竞赛，那时我正好教住宅设计，建一班参加了。后来我们系里的党支书是刘小石。他（刘为清华大学营建系四八级学生）毕业时分到另外一个地方当干部，后来又转回系里。

刘先生在工业建筑教研组，开了一门课叫工业建筑设计原理，一直教到改革开放以后。改革开放后我们有很多多层厂房建筑了，刘先生写的纺织厂已经有多层的了。

我们留苏这几位先生，朱畅中先生、汪国瑜先生、李德耀先生，以及刘先生都去世了，就剩童林旭先生，但他现在卧病在床，所以都不能访谈了，很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