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　伍先生，您好，感谢您百忙之中接受访谈，让我们有机会了解伍子昂老先生的一生。在您的眼中，父亲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 伍　我对父亲总体评价，他是一个爱国的知识分子。

于　从伍先生的个人档案资料获知，他是1933年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成归来，在20世纪30年代，出国留学尚属少数。伍先生出生、成长在一个怎样的家庭环境中？他是在香港完成的中小学教育吗？

| 伍　他出生在广东台山冲蒌镇。我2013年带着孩子回去探亲，寻访老屋。台山现在是一个人口负增长的城市，80%的人都在海外，大多是华侨世家。我爷爷是个商人，当时经营米行，卖粮食，后来改行做建筑公司。我父亲兄弟姐妹9人，其中8人在海外读书，接受西方高等教育，现在活着的就剩一个叔叔了，他退休之前是杜威公司的研究员。父亲在老家读了两年小学，后在香港完成的中小学学业。

于　伍先生出生在华侨世家，档案显示，1925年他在（广州）岭南大学读了两年预科后，1927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哥伦比亚大学土木工程系。这个专业选择是不是跟他父亲当时开办建筑公司有关系呢？

| 伍　应该有一点影响，但关系不大（笑），后面我再讲。他开始是在岭南大学就读，读了两年，正赶上省港大罢工1，学习环境不好，他觉得没法学习，自己跑到美国去了。读了一年的土木工程专业，因为数学和美术绘画成绩优异，在校长推荐下转到建筑学专业，学制是6年。

于　学费是家里资助，还是半工半读呢？

| 伍　这部分我父亲谈的不多。他说他在美国条件比较艰苦，是穷学生一个。但我猜测我爷爷还是提供了部分资助。

于　从照片上看，30年代哥伦比亚时期的伍子昂先生是位风度翩翩、很洋派的年轻人。

| 伍　我父亲1933年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当时他是这一届学生中唯一一名金钥匙奖获得者，（哥大）发给他一把金钥匙，全届学生就这么一个。只可惜，“文革”时被抄走了。“文革”以后，组织上让他提一些补偿要求，他就想要回这把金钥匙，别的什么要求都没有。但是无从找寻，遗失了。这是件很遗憾的事情。当时他非常自豪的，因为这是华人、同时也是整届毕业生里唯一获此奖项的人。他们那辈人在国外受到歧视，所以他经常讲要科学救国，满腔热情。

于　是不是这股科学救国的热情，促使他在1933年哥大毕业后作出回国的决定呢？

| 伍　我爷爷有9个子女，当时8个都在国外。父亲毕业的时候，爷爷给了他三个选择，一是留在美国，他那时候在美国不愁找工作，因为他是优秀毕业生；二是回香港，因为爷爷在香港，可以提供给他许多条件；三是如果实在不想回香港，爷爷在广州给他找了个工程活儿。这个建筑现在还在广州，就是爱群大厦2，当时是爷爷承包下来的，他想让父亲去帮忙。但这三个选项，父亲都不予考虑，他当时年轻，满腔热情想着科学救国，就想回来踏踏实实做一点建筑师的工作。所以，毕业以后，他虽在美国拿到了公司的聘书，但还是执意回国，只身一人到了上海。

于　25岁的伍子昂放弃了父亲给定的三条道路，来到上海的范文照建筑师事务所3，可以看出，他对未来的职业生涯，是有自己的想法和规划的。

| 伍　他回到上海后，在当时非常有名的范文照建筑师事务所工作。没几年就崭露头角，毕竟他是从名牌大学出来的洋派建筑师。当然，这都是我听说的，没有亲身经历。那时候，还没有我呢（笑）。关于父亲的学者身份和工程师身份，我可能提供不了太多的信息，因为他在家里从来不谈工作。我只能谈一些生活琐事。

于　好的。回国一年后，经范文照、李扬安介绍，伍先生加入了中国建筑师学会4。也是这一年，您父亲与您母亲结婚。我推测，这个时期应该是年轻的伍子昂先生的黄金时代。

1952年“三反运动”伍子昂在思想总结中对这段经历的叙述

伍子昂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哥伦比亚大学

| 伍　是的，应该是非常幸福的。父亲和母亲是自由恋爱，母亲叫欧阳爱容，也是来自一个大家族，兄弟姐妹18个，她也是广东人，上海广东人。所以他们有很多共同点。我姥爷欧阳星南是广东商会上海分会会长，去世较早，他和孙中山去世的时间相同，都是1925年3月12日，办丧事的仪式有冲突，后来家族还和政府协商这事怎么办。可见，我姥爷在当时社会地位也是很高的。父亲当时还是一个穷海归。听母亲说，当年他们恋爱的时候，父亲的家族曾坚决反对。我爷爷虽然是个商人，但是个小商人，觉得门不当户不对。母亲毕业于贵族教会学校，就是专门培养上流社会淑女的学校，她从小弹钢琴，弹得很好，外语也说得好，大学有三个毕业证书，钢琴、英语和家政，是个才女。后来，他们克服了很多困难走到一起。我们当时住在巴黎公寓45号，父亲和翻译家傅雷是邻居，也是朋友。母亲是（傅雷之子）傅聪的钢琴启蒙老师。5

哥伦比亚大学读书期间与朋友们在一起，右二为伍子昂

1933年，伍子昂获得哥伦比亚大学优秀学生金钥匙奖

于　您母亲当时从事什么工作？

1934年3月26日，中国建筑师学会在新亚酒楼召开1933年度会议。后排左四为伍子昂

| 伍　她一直在联合国救济总署，从上海的联合国救济总署，后来调到了青岛的联合国救济总署工作。1949年以后，由于各种原因，父亲不让她出去工作了。当时，有四五所音乐学院，想请母亲去上课。包括天津音乐学院、也就是现在的中央音乐学院，还有四川音乐学院，但父亲都不让她去。他们的感情非常好，父亲每次出差，一定会给母亲写信，每天一封，这是众所周知的，拿现在来说就是“妻管严”（笑），但那时候没这个概念。父亲去世后，母亲常年保持着每天下午14点44分，也就是父亲去世的时间，站在遗像前跟他讲讲话的习惯。所以，你说1934年是他的黄金时代，这个推断，我是认同的。崭新的事业，甜蜜的爱情。

1934年，伍子昂与欧阳爱容结婚

于　1937年上海沦为“孤岛”，由于战乱，经济很不景气，整个建筑行业也是萧条的。这期间，伍子昂先生又到了公利工程师行，同时还在沪江大学和之江大学作兼职老师。1945年，日本投降后，混乱的时局有所改观，上海的情况在好转，为什么伍先生选择在这一年举家搬到青岛呢？

| 伍　他的一个朋友，叫王华彬6，1945年，被选调到青岛作敌伪财产的接收大员。他当时正好有其他事情去不了，因为跟父亲是好朋友，就说：“子昂，能否劳你去趟青岛，帮我把这件事办了？”就这样，父亲坐着一条非常破的船，到了青岛。我跟母亲和哥哥是后去的，坐的那艘船叫“来兴号”，我记得很清楚，几百吨的船，又碰上大风浪，路上非常辛苦。

于　您是1940年出生，离开上海去青岛时，应该是5岁。

| 伍　1945年，我只有5岁。到了青岛以后，他不喜欢当官，但作为政府接收大员，总是要做官场上的事，但他又不愿意干。他特别喜欢青岛的环境，竟不愿意回上海了，就在青岛设计并建造了一座房子，是平房，还带一个大院子，地址在莱阳路59号。这栋房子的主体建筑现在还在。在父亲离开青岛后，童第周等知名人士都曾在那栋房子里住过。(www.daowen.com)

于　您父亲创办的青岛市第一家建筑师事务所 ——“伍子昂建筑师事务所”的办公地点就是在这所房子里吧？

1935年12月，伍介仁出生。1940年12月，次子伍介夫出生

| 伍　是的，就是在这里。但是时间不长，很快就停办了。1949年刚解放，当时我们对共产党根本不了解，就看着解放军进城，在那里散发传单。父亲当时已经不在政府机关做事了，自己开了家建筑师事务所，属于自由职业者。青岛解放前，我爷爷从香港来了电报说共产党快来了，叫他回香港。父亲说，我就不相信共产党比国民党坏，我不走，我要报效祖国。1948年，父亲曾带我们回去省亲，但很快就回来了。解放后爷爷又打来一个电报，说他快死了，叫赶快回去奔丧。父亲不信，他说，我不回去，在这儿挺好的。他觉得共产党不错，他就要留下。他就是这么个人，认准的这个理儿，谁说也不能动摇他。

青岛建筑公司给了他一个副经理的职位，但还是做总工程师的事。父亲很不愿意从政，人大代表啊、政协委员啊，帽子一大摞，他都（摆手）不去。开会也是从不发言，他就是一个学者，在家从来不谈政治。所以对他在外头的工作状况，家里人也基本不了解。

1945年伍子昂阖家赴青岛就任中央信托局伪产验收专员。
引自：青岛市档案馆

1947年，伍子昂在青岛自建“伍子昂建筑师事务所”

于　1955年举家来到了济南？

| 伍　对，1955年，“三大改造”时期，又下来一纸调令，调他来省府济南，他还是不服从分配。后来用了一些不太好的手段，说他是“特嫌”，整了他一下。他没办法，才来到济南。先是在重工业厅，很快到了建设口，进了山东省建筑设计院（以下简称省院），一待就是30年,一直任总工程师。

父亲是个沉默寡言的人，反右时差一点打成右派。幸亏当时的副省长李予超说：“你们把伍子昂打给右派，对山东有什么好处？”这样他才没被打成右派。但是“帽子”是拿在群众手中的，一有运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得被折腾一下。他在山东的这一段，我现在的评价是比较压抑的，尤其在“文革”期间，受了那么多的罪，光抄家就抄了六次，家是越搬越小，最小的时候是一个8平方米旱厕改造的房子。但是他没有过怨言。“文革”以后，很多人都在那里清算、诉苦，他还是不发言。有人问起他，他说这是时代的问题，是形势造成的，与具体哪个人没有关系。

原来他的工资在省内是相当高的，他从五几年月薪就有254块钱，一直到去世，都是254块。那时候254块是很让人吃惊的数额了，普通工人32块5就能养活一大家子人。虽然说是华侨子弟，又留过洋，吃过洋面包。他爱吃，济南原来有个市交际处餐厅，不是一般人能去的，“文革”前他经常去。但“文革”期间，每月只给他28块，其他的全部都没收了。他照样也能过，没有怨言。他对生活的要求就是这样，什么样的境遇都能适应，都能随遇而安。

中央信托局青岛分局证明书

1946年5月24日，伍子昂建筑师开业申请书。引自：青岛市档案馆 B0031

1949年4月25日，《大民报》刊登新闻“建筑师伍子昂成立事务所”。
引自：青岛市档案馆 D000120

伍子昂参加山东省职工宿舍设计竞赛评选。
前排左三为伍子昂

于　您刚才几次提到，您父亲在家里面从不谈工作和政治，那他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吗？

| 伍　对，非常沉默。在家里日常交流中，他也很少讲话，回家就是坐在沙发上看书，这是给我留下最深的印象。他不大说话，母亲则是说个不停，他是以不变应万变（笑）。他从年轻的时候就不怎么爱说话。

于　这期间他在单位的情况，您母亲有说过吗？

| 伍　对他的学术、工作上的事情，我们一点也不知道。他在家绝对不谈工作，不谈政治，这是他的信条。我听母亲说，一开始在济南参加工作的时候，有个领导问他，你是干什么的，他说，我是建筑师。领导问，建筑师是干什么的。我父亲就简单地说了下，对房子的设计啊，外观啊，环境啊等这些综合因素的考虑。领导说要这个干什么，在我们农村，找几个小工，商量一下子，也不要什么图纸，砌吧砌吧，就盖起来了，要什么建筑师啊。这是当时的政治气候。和他同时代的，有留学经历的同行大部分都在北京、上海，说实在话，他留在山东，是没有多少用武之地的。有些观念和他的不符，他也很难受。这一辈子，他就做了些默默无闻的工作。

虽然父亲从来不说，但我能感到他非常压抑。他后来跟孙子伍江说，将来有条件你来学学建筑，建筑是个层次比较高的艺术，中国现在还很少。我侄子算是继承他的理想了。他经常对我们说，他在外国生活得不舒适。他说“不舒适”，不是指物质条件，他要的不是物质生活，他要的实际上就是现在讲的“中国梦”，是他年轻时热血沸腾的科学救国的梦想。

1966年2月13日摄于上海文化会堂，右一为伍子昂

1953年10月23—27日中国建筑学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

1964年4月11—18日，北京市人民委员会邀请外省市18家单位共45人到京参加长安街规划方案审核讨论会议，山东省建筑设计院总工程师伍子昂、技术员苏邦俊作为山东省代表参会。
本表转自刘亦师《1964年首都长安街规划史料辑佚与研究》

于　他这种很激昂的救国情怀，是到什么时间破灭掉的呢？

| 伍　他科学救国的信念从来没有动摇过，那一代人的理念就这样。我曾看过关于钱学森归国的报道，我很理解他归国的意愿，因为我父亲也是这样想的，所以才能不顾一切阻挠，毅然回国。现在一些很现实的人，对此是不能理解的，他真是有理想、有信念的人。

改革开放以后，有出国潮。我也想出国，结果父亲坚决反对，他说你出去干什么，英文知道一点，也不精通，又没有相应的专业，你出去最多是个二等公民，你是会被洋人欺负的；咱们这里虽然穷、落后，但是咱们是中国人，要为中国办事。这句话，对我影响很大，从那以后再也没提出国发展的想法。其实当时我是很有条件出去的，国外有那么多亲戚，找谁都行。在父亲眼里，为国家做事是最大的荣耀。北京“十大建筑”开始建造之前，万里是北京市副市长，在全国请了几十名建筑师，到北京去讨论“十大建筑”的相关问题。7我父亲去了，他觉得能为国家做事情是最大的荣耀。8

在政治环境严峻的那几年，他对于为咱们省建筑院校培养学生非常上心，经常备课到很晚。家里人只知道他是在备课，没想到老王9他们说，他一直教了他们4年。他经常是一回到家，就把自己关在书房里，因为他干什么事都非常认真。对任何事情，只要他答应的，就一定会做到，而且一定会做好。他在家里对我们要求也是这样，办事要不干就不干，干就要像个样。我想他之所以对这些学生全神贯注，恐怕也是一种寄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