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东地区商贸传统地位的奠定以及近代商贸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缘于本地区特殊的交通环境，交通环境变迁与秦东地区近代商贸兴衰的关系也最为突出。“三秦要道，八省通衢”之称，与其说是反映秦东地区战略位置之重要，还不如说是指交通条件之特殊。秦东地区的地理位置如果不与交通环境相联系，就无法体现出其特殊性。近代秦东地区商贸的流转贸易性质正是交通环境所致。

秦东地区地处陕西、山西、河南三省交界处，南有秦岭阻隔，东有黄河天堑，潼关扼守关中与中原水陆出入的门户，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形成地理、军事、战略上的天然防线。《潼关卫志》序言这样描述潼关战略位置的重要性：“汉、晋、隋、唐以及宋、元历数千年，其间帝王肇兴，……凡有事于秦者，靡不以关为厄塞险阻以决成败安危之机。”“关门固，则全秦固，全秦固，则京畿固。潼关者九州之枢也。”［3］秦东地区在黄河中游与山西隔河东西相望，黄河沿东部边陲向南到潼关向东转入河南省，渭河由西向东横穿其境，洛河由西北到东南汇入渭河，是东西南北水陆交通的枢纽。在古代时期，关中东西陆路交通的两条主干道沿渭河南北在秦东地区与东部地区相接，渭河以南是咸阳通往洛阳的东方大道，经渭南（今临渭区）、华县、华阴、潼关进入河南；渭河以北是周原至芮（今大荔朝邑）虞（山西平陆）的干道，经渭南（今临渭区）、大荔、合阳、韩城，过黄河进入山西。黄河龙门至潼关段又以水路将这两条陆路连接起来。这使得秦东地区成为关中乃至大西北与华东、华北乃至东南地区交往的必经之路。由于黄河、秦岭等自然地理因素的制约以及交通运输条件的落后，东西部之间的经济往来在秦东地区受阻而不能畅通，大宗的商品、货物必须在这里中转之后才能流向各地。黄河水路西运货物到潼关后，由于黄河由此向北和大型船只在渭河不能通行，大多必须上岸改由陆路或换装小型船只才能继续西行。华北经由山西进入关中的货物不能直接由陆路输入，必须由黄河水运至韩城、合阳、大荔、潼关，再改行陆路或经渭河水运至关中腹地或更远的地方。西北地区的货物若要输往东部，也必须首先运抵秦东地区，再通过黄河水运或陆路运往各地。正因为如此，秦东地区便成为沟通秦晋豫三省乃至更远地区物资交流的中心，山西、河南、四川等地的商人纷纷来此经商。

民国中期以前，由于陆路交通落后，秦东地区便利的河运条件充分适应了商贸发展的需要。河运以潼关为枢纽，黄河河运为主，渭河河运为辅，洛河河运为补充，自北而南形成韩城、合阳、大荔、潼关四个主要商贸中心。主要渡口有韩城的龙门、芝川，合阳的夏阳，大荔的南阳洪、北阳洪（原朝邑）、太山头以及潼关。以潼关为中心的黄河航运主要航线有：潼关至山西省风陵渡，往来横渡，客货兼运；潼关教场尖至钢泥嘴9.5公里，北经山西省田村、风陵渡到潼关东关，南经潼关西关到北关，主运盐、煤、铁、粮等物资；潼关至韩城禹门口，约150公里，主运煤炭，下游远涉河南省陕县、洛阳一带，货运为主。渭河航线主要有：河南陕县经潼关三河口至咸阳；潼关至临潼县交口，转运三原县的药材、布匹等；龙门经潼关三河口至咸阳，运载渭北到潼关的粮食等物资。“宁夏、内蒙古、陕北、晋北等地的煤炭、瓷器、皮毛、药材、食盐等货物都通过黄河运输，下运潼关，一部分由渭河上运至西安、宝鸡一带，一部分运河南境内，转陆路运往他地。”［4］民国初年，潼关航运工具“有官船12只。二十年（1931）后，河南省洛阳、巩县、孟津、偃师等地私船营运不下百只。到1949年有船102只，载重1530吨”［3］。黄河河运的运输量虽没有连续、确切的统计数字，但从民国二十年（1931）前后，由黄河南北横渡运到潼关销售或转销的货物统计也可见一斑。“每年渡运食盐65万公斤，铁36万公斤，粮食3.6万公斤，禹门口煤炭日有1万公斤，运抵本县销售。由交口每年渡运三原县药材、布匹等物资4万余箱（每箱45公斤）到潼关转销。”［3］到1949年货运量总计64万吨［3］。渭河河运多为中小型船只，“民国三十年（1941），渭河有行船250只，圆船200只，每行船载重3万公斤，圆船载重0.5～1万公斤”［4］。潼关还是“洛南县的景村、巡检、石坡、五仙等地木材集散地，经水路运销山西芮城、永济、河南灵宝和省内渭北一带”［3］。

大荔旧为同州府治，地势平坦，水陆交通便利，是秦东地区渭北商贸中心。从大荔往东北有通往合阳、澄城、韩城的道路。往南从朝邑向南过洛河、渭河，通往华阴，与东方大道相接。水路方面，黄河、渭河、洛河均流经县境，航运条件极为便利，对大荔县土特产品的输出，京广杂货的输入，沟通秦、晋、豫三省物资交流起着重要的作用。清道光中叶，商业发展已进入鼎盛时期，商贾云集，“以皮货、粮食为主进行交易，特别是粮食交易更为活跃，从清道光元年成立粮食专业商号起至建国前100多年经久不衰。粮食交易涉及西安、开封、郑州、洛阳、山西等地”［1］。大荔“粮食商业之所以繁荣，经久不衰，主要是承北启南，进行集散”［2］。“清时，山西省的煤、铁、盐通过汾水进入黄河运至潼关，再进入渭水转入洛河，停泊于原朝邑北阳洪、大荔太山头。群众所需之潞盐、铸铁锅、焦炭，大部分皆赖航运进入大荔。”［1］“据民国十九年（1930）陕西省渭、黄、洛三河航运总表记载，该年通过对棉花、水烟、药材、牛皮、牛毛、茶、盐、煤、炭、煤油、布、铁、柿饼、粮食、杂货、京货、面粉、麦、麻等19种物品调查，渭河运输为5260吨，黄河运输为34784吨，洛河运输为3910吨”［1］。“北阳洪是输出输入的重要码头，仅民国二十四年（1935），即由此输出棉花395万公斤，以舟楫航运至潼关，再由火车运往上海、青岛、郑州等地。”［1］

原朝邑县城位于渭、洛两河下游，东有黄河码头，水运交通便利。辛亥革命前后，朝邑县的商业就很昌盛，当时山西的煤铁都是依靠黄河水运到朝邑码头卸货，然后再用马车转运到省内各地。销售京、津、沪、汉的丝绸布匹百货等，也是由河南的陕州，经黄河水运到朝邑，再转运到省内各地。所以朝邑是个客商货物云集的县城。朝邑县的煤炭、铁业、转运货栈行业都非常兴隆。在民国二十三年（1934）以后，黄河滩连续丰收了几年，百姓富裕，社会购买力强，朝邑县的商业情景特别繁荣昌盛。当时除朝邑县城内著名商号，如布行业“宝泰成”“光玉德”“大顺永”外，大荔县城的好多商号，都在朝邑长期设点，河南怀庆府的小京货商人，更是不计其数。［2］(www.daowen.com)

合阳的地理优势相对弱一些，但也是一个重要的商贸中心。“合阳县的夏阳渡，是秦晋水上码头和交通要冲，物资交流源源不断。山西河津的煤、铁锅、农具，运城的潞盐，夏县的石碱，绛州的瓮及各种京货等运往陕西。尤在民国十八年（1929）粮食大量西运，解度荒年。而合阳的石磨，澄城的硫磺，白水的陶瓷，蒲城的棉纸，关中东部的棉花，青海的皮张，兰州的绵烟等大量东渡，销路四通八达，商船络绎不绝。渡口码头设有‘同义生’‘公义合’货栈，‘义信德’‘集义成’杂货铺，‘聚顺德’‘裕庆成’煤场、客饭店等20余家。县署还在此设厘金局和商会，管理其商业和征收税款。”［5］

韩城地处关中东北隅，是东路通往陕北、华北的必经之路，水路可直接沟通秦、晋、豫三省，陆路可达西安、兰州等地，进而可扩展到西北与华北，凭借特殊的地理优势和水陆交通条件，在近代商贸领域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龙门和芝川是本地最重要的商贸航运渡口。秦、晋黄河两岸都是煤炭之乡，煤炭外销，主要从龙门古渡的黄河航道发送各地，外地的工业产品以及土特产也从古渡卸货运回。“清末民初这里的航运业很发达，仅山西从事长途运输的船只就有千只左右。营运非常忙碌，把山、陕煤炭要运到潼关、洛阳、渭南、咸阳。……渡口上人来车往，川流不息。”“韩城以及渭北各县的京、广杂货都是从山西绛州通过龙门古渡批发进货的。”“龙门西岸的渚北村也是一个为航运服务的商业村子，开设有各业铺子，过往客商，都在这里食宿。”［6］芝川镇地处水陆交通要冲，物资集散，贸易发达，商号林立，鳞次栉比。“镇东南方的芝川渡口，船运发达，设有三家造船厂。百余只船舶通往晋、豫、鲁三省的荣河、郑州、开封、德州、济南，青岛及天津市等地，在那里有办事人员常驻。”“韩城煤炭由船舶载运绕至三河口，直达渭南的白杨寨和咸阳市，在那里办有炭厂企业，供应渭南、临潼、二华等地用煤。陆路车马交通兴盛，南通西安、兰州等地。外出经商，运进皮革、药材、大米、烟草。北通延安、榆林、三边等地，运销棉花、花椒等物资。”［7］“每逢集会，商贾云集，四方会归，交流频繁，盛况异常，是韩城、宜川、洛川物资集散重地。”“南关设有‘芝川厘金局’，系陕西五大厘金局之一。（五大厘金局即：芝川、白河、潼关、龙驹寨、宋家川）。”“鼎盛时期是一九二〇年前后，芝川渡口昼夜运输，船舶穿梭不断，热闹非凡。”［7］

便利的水陆交通支撑起秦东地区近代商贸的发展，但也正是交通运输条件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近代商贸业在民国中期以后迅速衰落。在铁路没有修入关中之前，东西部之间的大宗货物交流都必须在秦东地区转运，但随着铁路的向西延伸，大宗货物不必在潼关转运，加之运价低廉，致使东西部之间的水运迅速衰落。朝邑曾因黄河水运条件便利，是个客商货物云集的县城，辛亥革命前后商业十分昌盛，“山西的煤铁都是依靠黄河水运到朝邑码头卸货，然后再用马车转运到省内各地。销售京、津、沪、汉的丝绸布匹百货等，也是由河南的陕州，经黄河水运到朝邑，再转运到省内各地”，但当“陇海铁路通车已抵潼关，沿海地区的丝绸布匹及百货，再不需绕道朝邑，货栈转运行业，也随之衰落”［2］。“民国24年（1935）陇海铁路通车西安后，随着煤炭运价的变化，韩城的煤炭业日渐衰落，特别是日寇侵占山西，迫使黄河河运中断，使韩城煤炭完全失去外销途径，煤矿纷纷倒闭破产，产量逐年下降。”［8］“水运不通，则全赖车驮，若以大车由矿区运至大荔，计程240里，需时4天，改装船运至三河口转东泉店装火车运至西安各地，每吨运费以及沿途损耗至少在三千元左右。”［8］因此，韩城煤炭业自此衰退，外运中断，直至解放时也没有回复。大庆关（今大荔县朝邑镇东约25里），居黄河东西往来之要冲，自古以来就是秦晋往来及通往东北、华北、华东的重要通道，“商旅往来，商品集散，形成东西南北四街的贸易市场。民国二十年（1931）陇海铁路通车潼关后，渐趋萧条。抗日战争期间，与日寇隔河对峙，市场遂废。”［1］由此可见，近代后期，随着现代交通运输的发展，秦东地区传统交通运输的区位优势逐渐消失，依托传统交通运输优势兴起的近代商贸业也随之衰落。交通运输条件的改善，不仅没有带来秦东地区商贸业的更大发展，相反却成为秦东地区商贸业衰落的一个重要因素，其中的道理耐人寻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