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东地区的商贸业本身就带有物资中转的特点，这一特点的形成与自然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而近代秦东商贸业的兴衰更是与自然环境的变迁有着最直接的关系。

首先，特殊的地理位置是秦东近代商贸业兴起的基本因素。秦东地区地处陕西、山西、河南三省交界处，地理上南有秦岭阻隔，东有黄河天堑，潼关扼守关中与中原水陆出入的门户，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这种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秦东地区自古以来就是连接和沟通东西部地区经济联系的桥梁与纽带，东西部地区之间的物资交流，无论是陆路还是水陆，大部分都必须经过秦东地区转运，这正是商贸业发展的重要基础条件。近代以后，商品经济日趋发展，东西部之间的商贸活动日趋频繁，秦东地区这种特殊的地理位置优势和交通运输条件正好适应了商贸业发展的需要，商贸活动随之迅速兴起。

其次，自然环境影响着秦东地区商贸业的结构。秦东地区自身的自然条件并不丰厚，属于并不发达的农业区，从事农业的条件也不优越。近代以来，频繁肆虐的自然灾害更是对农业造成极大的破坏，农业生产一直处于较低的水平而且很不稳定。这样脆弱的经济基础和相对单一落后的经济结构，本身是难以为商贸业发展提供充足的经济支撑的。正因为如此，近代秦东地区商贸业的发展，不是缘于本地区经济的发展，而是缘于地理位置和交通运输条件对商贸业的特殊作用。所以，近代日渐活跃起来的秦东商贸业从根本上来说不是本地生产型和本地输出型，而是带有明显的商品流转和集散的特点，即充当着东西部地区间商品流转的中转站。从秦东地区或经由秦东地区输出的多为初级产品或原料，如粮食、棉花、药材、瓷器、煤炭、皮货，而输入秦东地区的却多为制成品，如丝绸布匹、日用百货、食盐、烟草等。民国时期，以大荔为中心粮食贸易一度颇具规模，在近代秦东商贸业中占有重要地位。“从清道光元年成立粮食专业商号起至建国前100多年经久不衰。粮食交易涉及西安、开封、郑州、洛阳、山西等地。”［1］民国中期达到鼎盛时期，“民国二十二年（1933）后，大批西安、郑州、开封、洛阳、巩县、天津等地面粉公司客商陆续前来大荔采购粮食，由大王庙装船水运潼关，再装火车外运。南来北往贩粮的驴驮客户，也数量大增，每个集日驴驮不下二三百匹。……民国二十五年（1936）达到顶峰。……市场集日由以往的三、七会和一、五、九集，变为不分集会，天天交易。北来车辆，旺期日达七八百辆到千余辆”［2］。“民国二十四年（1935）鼎盛时期，城内粟店由民国十九年（1930）的7家增至14家，从业人员达五六百人。集会不分，日日闹市，交易繁盛。一度逢会盛期，曾涌现外来粮车挤满城内各巷，并延伸到城外。东至婆合村、西至槐垣村、南至城南村、北至东西长城村。当时曾有西安和外省7家面粉公司派员常住大荔购运粮食。日交易量无统计资料，估计约在200～300万市斤，其吞吐量相当可观”［1］。“民国二十五年盛期，全行业五六百人，平时亦不下二三百人”［2］。从表面上看，这似乎反映的是本地区发达的农业经济和充足的粮食生产，但实际上大荔主要承担的是粮食的中转贸易角色，为粮食贸易提供货物支持的主要是以咸阳为中心的关中中部地区，因此就有了“填不满的同州，拉不退的咸阳”之说。大荔“粮食商业之所以繁荣，经久不衰，主要是承北启南，进行集散”［2］。因此，物资集散与中转贸易就成为秦东近代商贸业的最显著特征。(www.daowen.com)

再次，自然环境还直接影响着秦东地区商贸业的发展状况。粮食行业极易受到自然灾害的影响，贸易极不稳定，民国十八年的特大旱灾对粮食贸易造成极为严重的打击，元气大伤。“同州皮货”业堪称秦东地区手工业领域为数不多的“一货而工商兼需”的特色行业，久负盛名。清末民初，是同州皮货业最为兴盛时期，成为本地区规模最大的行业，还带动了秦东地区与周围较大范围内商贸交流的发展。“‘大荔之洛水，适于硝皮，所制之皮毛较之他处轻、软、柔、鲜，自古就誉满全国，从唐推为贡品’。最盛时，年购进生皮百万张左右，价值约200万元（硬币，下同）。年销出值达500余万元。产品除销本省外，还行销全国、远销英国和土耳其及香港地区”［1］。“同州城内经常住有沪、苏、杭、汉口、广东等地的客商，收购硝制好的羊、兔皮及大货（银针、灰鼠、猞猁、獭皮、貂皮等贵重皮张称大货）”［2］。“同州皮货在最盛时，全城有硝制皮货作坊一百余家”。“全行业工人约在万人左右，相当于当时大荔县总人口的百分之十，成为一支庞大的行业队伍”［2］。然而，秦东地区却难以为这一行业提供足够的原料，“同州皮货”的皮毛原料主要来自甘肃、宁夏、青海、绥远、四川（兔皮）及本省长武等地，运至大荔，硝制而成［2］。销售市场也远离本地区，该行业的两头都容易受到市场变化的影响。正因为如此，20世纪30年代后，由于战乱的影响以及市场行情的大幅波动，“同州皮货”便迅速销声匿迹了。

秦东地区自身自然条件的脆弱，严重束缚了地理位置优越性的发挥，进而成为制约秦东地区商贸业发展的根本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