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邑位于关中平原最东南地界，东临黄河，南靠渭水，西连关中平原，地势平坦肥沃，山川形胜，交通便利，号称“水陆码头”，也是兵家必争之地，是连接关中与山西及中原地区的咽喉枢纽，历史上所谓的河西道即指此处。殷商时期的芮国国都就在朝邑赵渡镇，东周时西戎之一的大荔戎沿洛河而下建大荔戎国，国都都王城即在今朝邑老城遗址南，唐朝初年在县域东部设置河滨县（后来改称河西县），唐代宗时期恢复朝邑县名，隶属同州府，此后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都沿袭朝邑县名，1958年12月因修三门峡水库与大荔县合并，成为大荔县下辖乡镇。这儿自古人杰地灵，物产丰饶，历史名人有韩氏兄弟、清代“救时宰相”阎敬铭、“硬人”张奚若等，现在保存完好的历史建筑有岱祠岑楼、金龙塔、被誉为“天下第一仓”的丰图义仓等。

韩邦靖的《朝邑县志》分两卷七篇5700余字，分卷设篇，篇下直述，分总志、风俗、特产、田赋、名宦、人物、杂记。虽言语简略却字字言之有物，仅《总志》就囊括了行政设置、自然地理、历史沿革、人丁户口、文物古迹、商铺学校、古道关隘、山川水系、历史掌故等诸多内容。乾隆年间《四库全书》总纂官纪晓岚给与高度评价，认为古代地方志书没有比“韩志”更简短的了，但该书纲目完整全面，将其收录于“史部十一卷地理类三之都会郡县篇”。方志学家、史学理论家章学诚认为“韩志”是一篇没有韵脚的“朝邑赋”和划分门类的“朝邑考”。历代不断刻、印、抄、校，目前已发现44个版本，中国国家图书馆、故宫博物院、陕西省图书馆、陕西师范大学图书馆、西北大学图书馆等处均有该书藏本。［5］P334

韩邦靖《朝邑县志》体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用词简练但内容简中有详，记录真实客观，文采斐然。为描述朝邑险要处地，无有过多修饰，仅引唐玄宗过蒲关诗“钟鼓严更曙，山河野望通。鸣銮下蒲坂，飞盖入秦中”即表白一切。难怪清四库馆臣对《朝邑县志》评价极高：“书成於正德己卯。上卷四篇，曰《总志》，曰《风俗》，曰《物产》，曰《田赋》。下卷三篇，曰《名宦》，曰《人物》，曰《杂记》。上卷仅七页，下卷仅十七页。古今志乘之简，无有过於是书者。而巨集纲细目，包括略备。盖他志多夸饰风土，而此志能提其要，故文省而事不漏也。然叙次点缀，若有余闲，宽然无局促束缚之迹。自明以来，关中舆记，惟康海《武功县志》与此《志》最为有名。论者谓《武功志》体例谨严，源出《汉书》；此《志》笔墨疏宕，源出《史记》。然后来志乘，多以康氏为宗，而此《志》莫能继轨。盖所谓‘不可无一，不容有二’者也。前有邦靖自序，又有康海序，末有吕柟后序，及朝邑知县陵川王道跋。并文格高洁，与志适相配云。”［6］P936

第二，格式创新。明代以康海《武功县志》和韩邦靖《朝邑县志》为代表的关中方志成为后世方志撰修典范，不受旧程式的约束。《朝邑县志》按事物性质列卷分篇，既结合实际，又符合逻辑，避免了格式上与其他志书的千篇一律。《物产篇》96个字分类记述15种地方特产：“朝邑无他奇产，……果则瓜桃梨枣，菜则韭蒜，药则麻黄甘遂香附枸杞，鱼则鲂鲤，畜则羊，服则木绵丝，丝出南阳洪者，断则易续，引之则长”［2］。《人物篇》略古详今，对古代事一笔带过，两千余字记述从汉、唐、宋、元、明、清以来的贤人官吏到贞节烈女达170余人。(www.daowen.com)

第三，本土人记本土事。关中历史悠久，人杰地灵，浓厚的人文氛围和丰富的文化积淀为方志写作提供了大量素材，特殊的地域文化使关中方志独放异彩。韩邦靖作为朝邑本地学者，耳闻眼见家乡风土人情，资料收集和方志撰述驾轻就熟，信手拈来。《朝邑县志》编修虽由知县王道主持，却必须向当地乡贤韩邦靖约稿。王道作序即言：“川塬改革，此其大者而弗著，后之人何考焉？他可知矣。县尹陵川王君曰：‘是志且不传，然乌可以但已邪？’乃以五泉韩子，韩子于是乎编焉。”［2］。王道向韩邦靖约稿编写县志，内容主要由韩邦靖撰述，主持却是自己，在署名问题上就出现了王道修、韩邦靖纂的情况。

第四，体例完备。相比于宋元方志，明代方志“体例要完备的多，大致已经奠定了后世方志的成熟模式……本地名流学者主纂的修纂制度已经建立，……方志基本上是成于一人之手，此人即对全书负有文责”。［7］P487，这个特点《朝邑县志》体现得最为明显，虽言辞简略但门类齐全，归置得当，分类科学，结构严谨，排列有序，层次清楚，特色鲜明突出，对史料的选择求真求实，高度概括，不拘泥于过多的细节冗述，大刀阔斧，在记述家乡特产木棉丝时寥寥十四个字“丝出南阳洪者，断则勿续，引之则长”就写出了物产名、产地和特点，精练准确，使读者清楚地了解到当时的经济、政治、文化及人民生活。

当然，也有一些方志学家对《朝邑县志》提出批评，章学诚就认为《朝邑县志》“强分门类”，结构散乱，体裁不合史家正例。这是因为章学诚十分重视方志的体裁结构，认为方志作为一种资料性著述，贵在以严谨真实、全面准确著称，而《朝邑县志》以文才涣然称颂，于考证史料方面有明显不足。

再者，章学诚认为方志在记录人物时要直书人名，临文不讳。《朝邑县志》在记载韩氏父亲时只称“韩家君名”，使“至今人不知其父何名”；记载列女时首录“韩太宜人张氏”，这样的记录只能表明“韩太宜人张氏”“系邦靖尊属，但使人至今不知为何人之妻，何人之母”。这样“没其先人行事，欲求加人而反损”的记载缺乏实录，于后世而言不得不称其为一谬也。［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