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李大钊介绍、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情况，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第一，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从认识到接受，从接受到宣传，从宣传到结合运用，是有一个过程的。这个过程与世界革命形势、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有着内在的联系。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不是照本宣科式的，而总是按他自己的理解和认识加以宣传。他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活动是极其丰富的，不仅撰写文章、创办刊物、组织参加社团，培养教育青年，更重要的是直接领导学生、工人运动，注重把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在革命实践中宣传并捍卫马克思主义。1919年5月1日，李大钊帮助《晨报》副刊出版了“劳动节纪念专号”，并发表了他写的《五一节杂感》。文中写到：“五月一日是工人的祝典日，我们应纪念这个五月，纪念一八一八年五月五日诞生的人物。”这是中国人第一次将马克思与工人阶级的节日一起来纪念。［10］这说明李大钊不仅从理论上关注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而且已关注到中国的工人阶级。

第二，李大钊率先宣传马克思主义，为“五四”运动后更多的人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起到了积极的引导作用，为中国人民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的觉醒——正确认识世界革命形势与中国社会现状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并为“五四”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起了奠基作用。李大钊率先宣传马克思主义就是要使中国人知道，马克思主义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是工人阶级斗争的理论武器，俄国十月革命就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取得成功的。李大钊一系列宣传马克思主义活动的这种启蒙作用是功不可没的，他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起了“首传真”的作用。(www.daowen.com)

第三，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也是由浅而深、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五四”运动前，李大钊已经成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但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只限于某些观点的宣传，而不是按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加以系统的研究和宣传。“五四”运动后，才对马克思主义体系有了较为系统的认识。另外，李大钊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由于客观上很难找到全面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译著、书籍或资料，故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研究、理解和宣传有时候也不可避免地存在某些不精当或偏颇之处。比如他对社会主义革命及社会主义制度等问题的理解与马克思主义的有关阐述还是有很大距离的，但我们不能因此而苛求前人。纵观李大钊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一系列活动，历史公正地告诉我们：李大钊是我国最早宣传和捍卫马克思主义的坚决战士，他在宣传马克思主义过程中写下的大量著作，尽管其中有些观点，今天看来未必正确，但毕竟这些著作闪烁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光辉，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珍贵文献。另外，他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和伟大实践活动，形成了那个阶段鲜明的时代性，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重新研究中国革命问题所得出的一系列结论，指引中国革命走向了社会主义航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