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旱灾，首先受到影响的就是农作物的收成。包括豆麦旱、田苗枯槁等。洪武十七年（1384）九月，华县“旱，农作物受灾”。［5］农作物的歉收，会引起蝗灾、瘟疫等现象，尤其是大面积的饥荒。

秦东地区在明朝时期因为旱灾发生饥荒的年份有24个：正统二年（1437）、正统七年（1442）、正统九年（1444）、成化六年（1470）、成化十二年（1476）、成化二十年（1484）、成化二十二年（1486）、弘治二年（1489）、弘治十七年（1504）、嘉靖八年（1529）、嘉靖十一年（1532）、万历十年（1582）、万历十四年（1586）、万历十五年（1587）、万历十六年（1588）、万历四十七年（1619）、崇祯元年（1628）、崇祯六年（1633）、崇祯七年（1634）、崇祯八年（1635）、崇祯十三年（1640）、崇祯十四年（1641）、崇祯十五年（1642）、崇祯十七年（1644）。

这些饥荒之年发生最多的是万历年间和崇祯年间。尤其是万历十四年（1586）到万历十六年（1588）、崇祯六年（1633）到崇祯八年（1635）以及崇祯十三年（1640）到崇祯十五年（1642）是连年发生旱灾并引起饥荒。

万历十五年（1587）澄城县、白水县、蒲城县、合阳县、渭南县、潼关县、华县、韩城市8个县市受到饥荒影响。崇祯十三年（1640）澄城县、白水县、合阳县、华县、华阴县、富平县、韩城市7个县市受到饥荒影响。

今天的秦东地区在明朝时期各县区因为旱灾共发生了50次饥荒，其中白水县8次，华县8次，合阳县7次，大荔县7次，澄城县5次，韩城市4次，渭南县3次，蒲城县3次，富平县2次，华阴县2次，潼关县1次。

发生大饥荒之后，影响如下：

1.粮价飞涨

气候异常永远是悬在农产品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干旱造成的粮食减产则位于各类自然灾害之首。［6］明神宗万历十四年（1586）到万历十六年（1588），连续三年，秦东旱灾受灾范围广，米价飞涨，尤其是万历十五年（1587）是旱情最重的一个年份，据县志记载，万历十五年（1587）大旱，澄城县、蒲城县、合阳县、华县、韩城市等都是“斗米三千钱”。“韩城、合阳等九县大荒疫。先是连年亢旱，是年尤甚，米涌贵，斗值三千钱，人相食。”［7］出现了民众剥树皮为食、很多人饿死，甚至无处掩埋的诸多惨烈的景象。“秋禾受旱无收。次年春，小麦一斗值铜钱一千文，乡民饿死大半，县城四门皆挖大坑掩埋死尸，埋满复挖。”［8］还出现了以售卖子女获取粮食的行为。如嘉靖四十七年（1619）大荔县，“大旱，春秋无禾，同朝大饥，十岁儿易粟一斗”。［4］

2.多灾频发

旱灾引起饥荒，也会引起多灾频发。崇祯时期，水灾、旱灾和蝗灾发生频率较高，是影响当时农业生产的三大主要自然灾害。［9］

一般而言，大旱经常和蝗灾并行，造成雪上添霜的情形。嘉靖八年（1529）白水县、渭南县、大荔县都是蝗虫和旱灾并行，其结果是“大旱、大饥”。

3.造成社会动乱

旱灾主要发生在春夏秋三季，冬季发生较少。旱灾发生最直接的影响是对农作物生长带来破坏，间接导致农民的收成减少甚至有可能颗粒无收，从而出现饥民遍地、缺衣少食、四处乞讨、人口减少等境况。［9］饥荒能引起社会动乱。《富平县志》记载万历十年（1582）“县内饥荒。饥民十二支，多达千人，聚集频山，欲行抢劫”。［10］万历二十九年（1601），合阳县“先是六月不雨，三辅嗷嗷，民不聊生，野草食尽，剥及树皮，夜盗成群，兼以昼窃，道殣相望，村空无烟，老百姓坐以待毙”。［11］

4.出现人吃人现象(www.daowen.com)

成化以前，明代史籍中关于灾荒年月人吃人的记载并不多见；成化以后，人吃人事件则不绝于书。特别是在成化二十至二十三年（1484—1487）这四年时间，北方灾年“人食人”恐怖事件频繁发生。［12］

明代秦东因为旱灾引起的饥荒而导致的“人相食”的记载很多，共有8个年份，分布在成化、万历、崇祯年间：

成化十二年（1476），澄城县，旱，大饥，死者枕籍，人相为食。［13］

成化二十年（1484），合阳县，秋大旱，饥，人相食，次年又旱饥，井邑空虚，尸骨枕籍，流亡日多。［11］

万历十四年（1586），大荔县，三年大旱，米价涌贵，斗三千钱，民大饥，人相食，饿殍载道。［4］

万历十五年（1587），澄城县，大荒疫，连年亢旱，是年尤甚，米斗三千钱，人相食。［13］合阳县，先是连年亢旱，是年荒，疫尤甚，米腾贵，斗值三千钱，人相食。［11］潼关县，大荒旱，出现人吃人的悲惨现象。［14］韩城、合阳等九县大荒疫。先是连年亢旱，是年尤甚，米涌贵，斗值三千钱，人相食。［7］

崇祯七年（1634），蒲城县，天旱，大饥荒，人相食。据三合乡《修义龙村堡碑记》载：北至延安，南至都省，四野寡炊，民掘白石者遍山，食木皮者遍野，桑榆皆枯，饿殍载道，填转沟涂者，已无其数。［8］合阳县，米斗银二两五钱，人相食。树皮食尽，父子夫妇相剖啖，道殣相望，十亡八九。［11］

崇祯八年（1635），韩城市，“自六年以来，气候干旱，农作物无收，民饥甚，食草根树皮，人相残。”［7］

崇祯十三年（1640）澄城县，旱，大饥，人相食。［13］合阳县，大饥，斗米二两五钱，人相食，十亡八九。［11］富平县，六月关中大饥荒，草木俱尽，人相食。［10］华阴县，大旱，斗麦、斗米值银二两，饥民剥啖树皮草根至人相食。兼瘟疫相继，饿殍盈野。［15］韩城市，秋，全陕大旱饥。十月粟价腾涌，日贵一日，米斗三钱。至次年春十倍其值，绝粜罢市。木皮石面皆食尽，父子夫妇相剖啖。道殣相望，十亡八九。韩城等9县夏旱。米斗值二两五钱，草木食尽，人相食。［7］

崇祯十五年（1642），华阴县，大旱荒，关中林木几尽，人相食，木皮石面皆食尽，父子夫妻相剖啖，道殣相望，十亡八九。斗麦价至六两银。［15］

人吃人现象是惨绝人寰的，放在丰衣足食的正常的社会中是不可能出现的，在历史上这种现象都是在极端的社会背景中才滋生出来的。秦东地区在明朝时期发生大旱之后，粮食歉收，米价飞涨，并且在各种东西（如树皮、草根、木皮石面）都被吃完之后，才发生的。饿极了，卖儿鬻女也就罢了，却在亲属之间发生人吃人的现象，如“父子夫妇相剖啖”，实在是令人震惊。只能说灾害无情，在灾害面前，原本血浓于水的亲情父子血缘关系、夫妻同甘苦共患难的情谊，在极端的社会条件下，面对生与死的挑战时，所谓的人类文明、人伦道德等概念统统都被饿极了的人们抛到九霄云外去了。生存成了唯一的、全部的需求。这种现象在明代末期尤为严重。

当然，人吃人现象也不仅仅发生在旱灾后的饥荒中。万历十六年（1588）合阳县，“春，陨雪杀禾稼，大饥，人相食”。［11］但有一条是共通的，就是无论什么灾害，一旦严重影响到了人们的吃饭问题，后果不堪设想。从概率来看，由于旱灾引起的人吃人现象占的比重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