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出新

（渭南师范学院　人文学院，陕西　渭南714099）

摘　要：墩台，秦时叫烽燧。大明一朝，墩台的作用突显，不仅传递信息之功用仍在延续，而且，其在防御中的功能，既有战略之考量，也有战术之实用，重要性始终和堡、寨并立。因为我国自古为边墙大国，人们很容易将秦时的烽燧和明朝的墩台混淆，忽略其在防御中的重要性，故作者有意从历史、军事、建筑、地域特征入手，大处概述，小处着眼，文史交融，有理有据，一展中华优秀人文之风采。

关键词：墩台；边墙；明朝；三边总制；防御；防秋；土木堡之变

作者简介：陈出新（1959—　），陕西省府谷县人。渭南师范学院讲师，主要讲授外国文学和文学创作，以及边地文化、民俗、语言的研究。

墩台，对于生长在长城边口的人来说，是永远无法绕开的视线，永远难以抹去的形象。从童稚未启，到长大成人，从近逼直视，到千里回眸，墩台，矗立在家乡的高岗梁脊，植根于游子的心田梦埠，犹如血脉之不可缺少一样。对于边民而言，它就是点，从此出发，勾勒出我们一生的线，五彩的线，放浪的线，编织着彩绘，激越着梦想，在音乐的交响和鸣中。

墩台，始终支撑着高度。和居住于腹里之地的人们不一样，我们甫刚识事，就视墩台为建筑，继而是军事，是边陲之物，是大明，是民族之争，是历史，是审视自己的明鉴，是认识国家的重器，是英雄背影的伟岸，是华夏重振的踏板。它昭示我们的意义，就是永远地不屈和前行中的昂然。

墩台，不朽的教科书，把“祖国”的厚重，从小就织入我们的情怀。

那么，墩台究竟修于何时，它和边墙是同时并筑，还是早于边墙？关于类似问题，无论当地人，还是外埠的中原人，都会不暇思索地回答道，是同时而起。对于这样的异口同声，尽管它错的离谱，我们也能理解。因为，以农耕文明著称的汉民族，“安家乐业”是特点，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即，只要有块能耕作的良田和一泓能饮的水，就可以筑基而居，起房盖舍，进而郭社城邑或国。随着生产力的提升，人口的增加，统治者权力的膨胀，这围而治之的范围在不断扩大，到战国前后，就有筑墙以御外敌入侵的长城出现。修长城最出名的秦始皇，其实并非“长城”的创意者。他只是将赵、魏、燕诸国的墙修补，并连接。然后在短缺处增补添加，从而就有绵延东西之贯穿与宏伟。说到底，我们先民之于建筑的优势，就是地下造陵寝，地上垒高墙。

长城的功用在防御，而防御就得起烽烟，所以，类似于阙的一种墩台，就沿着边墙一线，被树立起来，白天起烟，夜晚燎火，一样的建构，烽燧也叫烽火台更普遍。总之，有烽燧的地方必有长城，有边墙的地方必有烽火台。现实的定势，形成思维的趋同，即类似于烽燧的墩台，也一定是和边墙同起同建。

其实不然。细考明长城沿线墩台，临高有之，绝险处有之，如遇关隘川口，平地，半崖塔阴沟脊背掌处均显其身。而且，个个台高基厚，四塄齐楚，威风雄异。将其与秦汉时的烽燧相比，显然不在一个身围。秦汉墩台瘦弱矮小不说，其建均在高埠亮眼之巅，绝少低洼处立础。其次，阅《明史》《延绥志》及所涉“县志”、图标等，凡名墩台，一律称“墩”，不以“烽燧”注之。而且，各“墩”都有名识，犹如“寨、堡、营”的名识一样，可见，在建筑者心目中，其地位是同等重要。(www.daowen.com)

第三，明墩台和秦烽燧，最大的区别是功能的差异。烽燧只用来传递敌情信息，墩台是直接参与御敌的军事设施。所以，墩台的布局和修筑是很讲究的。一般而言，一里一大墩，5里一驻站。每站有营房、马厩，兵丁十几位。负责水源安全，粮草保护，信息畅通，平时哨瞭，接战就成要塞，保证不失。故墩台建造，宽厚高伟不说，中通顶部，分上下两层，上层为瞭望，并设顶。下层为储藏，物件器备，食用饮水够十多人50天自足。墩台底部不留口，平常出入，搭梯而就，遇有战时，撤梯成孤悬，有利于居高临下，俯射仰击。这种启发于羌人“碉楼”式的“墩”，其规模再扩大几倍，就成为“台”，既能屯兵，也能避百姓于内，避遭抢掠涂炭之苦，如榆林的“镇北台”是也。

类似于“碉楼”式的墩台，在劫掠横行的十八世纪以前，中国的明、清两朝，用它来对付以骑射为主的悍匪和游牧入侵，就连深入在高加索地区的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山民们也用这种碉式大墩，来抵御抢掠和屠杀。可惜的是，大明王朝因腐败而积弱不堪，“土木堡”之后，逐步改“墩台”为修“边墙”，变“墩台”为依托的主动进攻，为以“边墙”为界线的消极防御，从此，陷“国势”于一蹶不振。好在清人就不修“边墙”，和唐人一样，指马扬鞭处即为我土，就是一时丢弃，也还有重拾旧山河的凭借。

那么，明长城，尤其是延绥路的边墙，是从啥时开始修筑的呢？这要先从明初一百年间的防御政策说起。朱元璋凭借推翻元朝统治的强势，对逃往漠北的蒙古残余，采取的政策仍然是赶尽杀绝，也就是说，在固有汉家国土上，尽量让其消失殆尽，所以，在其后的几十年，只要有元蒙在中土露头，就打，就追，毫不留情。不仅如此，为了“不叫胡马度阴山”，还加强对黄河套外的军事设施的修建、扩增，尤其对东胜、榆林、丰州城等卫所镇的重视，是具有很高战略眼光的行为，既挫敌之野心，也张军民之士气，更显决策者们的毅志和睿智。到永乐年的朱棣朝，移国都于北京，本身就是震慑，为了宣威，永乐帝五次御驾亲征，拒蒙顽于千里之外，虽然糜费有点铺张，但是，实边固疆的意义重大。同时，朱棣创立的“烧荒”制，无论其对生态的后果影响如何，总体而言，也是取积极的防御态势。

“烧荒”在大明的官方文书中称“防秋”，其目的，一是绝胡马的草料，二是除敌寇的蔽障，三是连带断敌之归路，包括桥梁、牧场及水源。“烧荒”的号令来自皇帝的御旨，统一在每年的七、八、九、十月。国库备有专项资金，沿路各镇守总兵组织，深入敌寇惯常出没处，千里、百里不等。讲究疾去速回，干净利落，以免敌方察觉。正是对“烧荒”制度的研考，才使我们对明朝政府防御政策中，先筑堡寨墩台，后修墙的史实的进一步的了解。

原来，每年“烧荒”的实施，都是以墩台为堡垒，守墩之士，专职“哨瞭”，亦名“哨瞭”或“瞭哨”。然后，派“夜不收”（既是侦察突击队，又是放火破坏投毒特种兵）潜入特殊地段，便宜行事。分区进行，协调一致，避免连营烧着自家门。任务完成，造册结算，包括过火面积，墩台参与人数，费用和额外奖金等。说明这时的墩堡寨，至少距敌四、五百里，或八、九百里之外，而到修墙御敌时，蒙元已是秣马长城边了。

事情的变化，源自“土木堡事件”中，英宗的被俘与被释。从此，大明与蒙杂的关系，由强到对等，由贡市到互市。原本难过“阴山”“贺兰山”，现在是口岸顿开。所有这些，导致防御策略也由主动出击转为被动抵挡。尤其是“东胜卫”的放弃，也先部进入套南，大明从东至西的堡镇墩台，原来只作后防预备，一下暴露在敌方面前，变为被迫死守的要塞边界。为此，明政府首先提升“陕西三边”的战略地位，由大军区制的“三边各抚”，上调为中央军委直辖的“三边总制”，或“总署”，也叫“总督”。凡任“总督”，必须为皇帝身边的一、二品重臣，外加“太子少保太保”衔。

这些辅臣级别的“总制”，说到御敌之策，都会强调“修墙”的重要性，而且，还要加速，“刻不容缓”。只有一个曾铣，为了从根本上解决“边患”，力主“复套”，结果，遭到以“延绥抚”为首的各边镇的反对，最终以曾铣的被斩，为“复套”画上了句号。看来“修边墙”的官员和“苟安”皇帝的心，是想到一起了。官员从浩大工程中捞，又省得冒险出征。皇帝有了英宗的教训，谁愿意“复套”？万一再逼出个“土木堡”亲征，怎办？所以，从成化十年（1474）的“三边总制”升格上任始，“修边墙”好像是一场运动战一样，“克日不停”。仅延绥巡抚余子俊主治榆林期间，修筑“东起清水营，西抵花马池（今宁夏盐池县）”［1］的边墙就达一千七百七十里。而且，还注意实战性，像“栅塌，壕堑，崖窖，地窨”等。

总之，大明延绥段的防御，最早“止凭墩台城堡以为守备”。成化年间，由于形势所迫，开始“削山筑墙”，但是，“增筑墩台”的工作，随着“筑墙”一直在继续。“北面延边一带，墩台空远者，各添墩台一座，共三十四座。随其形势，以为沟墙，必须高深足以遮贼来路。”［2］由此可见，墩台在整个明朝防御体系中的重要性。

耸立于家乡高埠低处的墩台，悠悠近六百年，仍然在风吹雨蚀中浑然、伟毅、楞挣，而晚于它百年修筑的长城，塌陷不说，由于单瘦的关系，现在仅能辨识其遗迹而已，可见修建者当年，存迹于心的地位之尊卑。

墩台，家乡的墩台。相信你会永远耸立下去，告诫后来的炎黄子孙，比起长城，只有你才更懂得，什么是崛起的豪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