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秋媛

（渭南师范学院　人文学院，陕西　渭南714099）

摘　要：鸦片战争后，西方传教士来华，为了达到传播福音的目的，开始在中国兴办教会女子学校。教会女子学校的兴起和发展，虽然带有文化侵略的性质，但客观上却是首开了中国女子接受学校教育的先风。它倡导男女平等思想，打破了传统教育千百年来的女禁，培养了近代中国第一批新式女性，促使了中国近代妇女的觉醒，推动了社会风气的转变，对近代中国女性观的变革有很重要的影响。

关键词：传教士；教会女学；近代；职业女性；

作者简介：鲍秋媛（1965—　），女，陕西富平人。毕业于西北大学历史系，渭南师范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宗教文化。

在中国漫长而稳定的封建社会中，女性绝大多数时期是一个被压抑的角色。尤其是在宋明理学的禁锢之下，妇女的家庭地位和社会地位非常低下，完全成为男性的附属品和生儿育女的工具。1840年的鸦片战争结束了中国封建社会独立发展的历史进程，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鸦片战争在深刻影响中国社会性质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中国妇女。1844年《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埔条约》给予传教士在通商口岸设立教堂的权利；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签订的一系列中外条约，允许传教士在中国各地居住和传教自由，并规定教徒受法律保护。此后，传教士以武力为后盾，以不平等条约为依据，以圣经为护身符，由沿海深入到内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各地进行其‘殖民事业’时，传教士常常被使用为先驱者。基督圣经被看作是和炮舰同样有效而相济为用的武器”。［1］611而此时来华的基督教几乎都是在欧美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经过改良的宗教派别，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及天赋人权等思想，已不同程度地渗透到宗教中，从某种意义上说，西方传教士带来的宗教，乃是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反射。再加上西方妇女解放运动的影响，因而基督教传教士在传教过程中带来了西方近代开明的男女平等的妇女观。传教士面对中国女子社会地位低下，没有接受教育权利的现实，为了达到传播基督福音的目的，传教士把兴办女学作为突破口来吸引学徒，同时也作为他们传播基督教文化的一种手段。

1844年，英国“东方女子教育协进社”派遣女传教士阿尔德赛在宁波创办女子学塾，这是西方传教士在中国设立的第一所女学堂。它是教会女子学校在中国的发端。［2］20到1925年，据不完全统计，教会大学女生人数已达530名［3］1026。传教士是中国女子教育的开创者，他们创办了中国第一所女塾、第一所女子中学、第一所女子大学，他们派遣了中国的第一批女留学生。从普通教育、师范教育、职业教育到特殊教育，从小学、中学到大学，教会女学逐渐在中国形成了一套迥异于中国传统教育的较为完整的教育体系和办学模式，催生了清末中国的自办女学，影响了它们的办学体系和模式，也影响了清末中国的社会思潮。(www.daowen.com)

教会女子大学为中国近代女子教育的发展培养了大批师资，无论是小学、中学、或是大学，无论是普及教育或是实业教育，都有她们的身影，她们也是推动中国女子教育的重要力量。教会女子学校设有普通女学、专科学校、特种女子教育等，门类较全。随着学生数量的增多、生源的稳定，教会学校的教学内容、方法和组织形式都逐步正规化，带有近代资产阶级教育的色彩。教会女子学校虽然以宗教课为主，但同时也设有国学、英文、算学等西方自然科学内容，教授学生掌握科学知识。教会女子大学按照西方大学的标准教育学生，重视英语，旨在培养能在社会上发生影响、中西兼通的人才。如金陵女大的办学宗旨是“按最高的教育效率来促进社会福利及公民的崇高理想，培养崇高人格”。［4］因而，教会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整体水平比较高，尤其是英语水平普遍较好。我国著名的翻译家龚澎，长期担任周恩来的秘书，就是毕业于教会学校。良好的英语为出国留学及进一步接受西方知识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教会女校学生接受新教育，逐步走向自立自强，毕业后走上社会，多从事教学和护理工作，自身价值得到社会承认。教会女校确实培养出了一批掌握科学知识，反叛封建礼教，追求妇女解放的新女性，如：宋庆龄、吴贻芳、林巧稚、冰心、林兰英等等，她们以自己的反叛传统的勇气和所展示的聪明智慧，成为女性的榜样。

教会女校帮助妇女摆脱封建旧枷锁，接受近代新教育，逐步走向自强和自立。她们毕业后，成为女教师、女医生、女护士、女作家、女记者等。作为受到正规教育的学生，她们的自身价值受到了社会的承认，具有示范性。女学生在生活行为方式上的转变有利于中国女性身心得到健康的发展和思想意识的解放，中国女性开始追求民主、自由、独立的发展。她们也积极提倡国内妇女解放传统的生活方式。女子不仅要求自身的解放，更认识到自己对国家所负的重任，大大推动了社会风气的转变和女子思想的解放。新的职业改变扩大了她们的生存方式和生活方式，使她们参与到广阔的社会活动中，也扩展了她们的视野，启迪了她们自我意识的觉醒。在近代反帝反封建时代潮流的影响下，她们在“学校精神”的宣传中走得更远，关注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进而成为有政治意识的新女性。教育本身不能救国，但是教育的结果却使一部分先进妇女在科学、民主思想的熏陶下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在民族危急关头，她们团结起来，无所畏惧地投入到民族救亡运动中去。1903年，在日本的中国女留学生参加了拒俄运动，1905年的反美爱国运动也有女学生参加。五四运动前夕，金陵女大学生刊物《先锋》上写道：“我们意识到我们是第一代受教育的中国妇女，我们决心做好最充分的准备，在这场大的运动中共同肩负重任。”［5］我国著名女作家冰心，1914—1923年在贝满女中、协和女子大学、燕京大学求学。她晚年喜欢描述自己如何在教会学校男女平等的合班上课、课程设置如何不同于旧式学校、如何接受外国文化等。这表明教会学校具有一定的新文化的气氛。她创作思想中的民主主义成分和深厚的“爱”的思想就产生于协和女子大学求学时期。在求学期间，冰心受洗入了教，和同学们一起参加爱国运动。如1915年5月9日贝满女中的学生走出校园参加游行，反对袁世凯政府的卖国行为。晚年的冰心说：“我们每一个人是否都完成了中学时代的志愿，作一个对国家对人民有益的人”［6］25-26。曾国藩的曾孙女曾宝荪曾表示“想做一个基督徒来自救救人，基督徒的爱心与力行，耶教与儒教并不冲突，而且可以振兴我国的颓风”［7］213。如此看来，基督教会的宗教教育并没有使中国学生成为宗教的奴隶，基督教奋斗、宽容、仁爱的精神反而成了他们最早的民主思想的来源地。近代历史上有名的宋庆龄、吴贻芳、林巧稚、林兰英等都是如此。这些新的女性有一共同特点，即不同程度地接受了新的思想，民族意识和自我意识都有不同程度的觉醒。

基督教作为西方文化的根基，在西方列强武力侵入的同时，强行进入中国。如果说1844年签订的《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埔条约》只允许传教士在通商口岸设立教堂，那么，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签订的《北京条约》则允许传教士深入内地“自由传教”，传教活动不仅取得了合法地位，并且成

为外国人在华的一项特权。可以看出，伴随列强侵略的加强和中国半殖民地化程度的加深，基督教传播迅速，范围也不断扩大，影响也就越大。中国近代的教会学校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产物，其目的是希望通过输入西方基督教文明来统治中国。但是教会女校的创办，却在客观上开创了中国近代女子教育的先河，推动了中国近代妇女运动的的发展和妇女的觉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