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从整体上来看，近代以来，中国史学发生了三次跨越，即从救亡图强的史学思潮到进化论影响下的新史学再到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基础的史学。［7］1924年李大钊《史学要论》出版，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开辟了道路。李大钊把历史理论视为历史科学的基本立足点，他说：“今日的历史学，即是历史科学，亦可称为历史理论。史学的主要目的，本在专取历史的事实而整理之，记述之；嗣又更进一步，而为一般关于史的事实之理论的研究，于已有的记述历史以外，建立历史的一般理论。严正一点说，就是建立历史科学。”［8］这就是说，单纯地对史料的整理和确认不是历史学，历史学还需更进一步对史料进行系统的解释，发现和总结历史发展的规律，因此，历史学不仅仅只有探幽访古的价值，它是反思性的，而且其中贯穿着具有人文价值的理想和精神。侯外庐早年与李大钊认识，并在其影响下走上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他对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基本看法与李大钊是一脉相承的。在思想史研究中，侯外庐认为，要对历史有深刻的理解，就必须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理论和方法，他评价20世纪30年代的社会史论战时说道：“缺乏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修养而高谈线装书里的社会性质，是跳不出梁启超、胡适‘整理国故’的圈套的。而要提高自己的理论修养，就应当先把外文基础打好，从经典著作的原著中掌握观察问题的理论和方法。”［1］侯外庐的研究思路非常明显，那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方法探索社会史和思想史，“把思想家及其思想放在一定的历史范围内进行分析研究，把思想家及其思想看成生根于社会土壤之中的有血有肉的东西，人是社会的人，思想是社会的思想，而不做孤立的抽象的考察”。［1］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对此做进一步的认识：

第一，侯外庐始终认为历史学是一门科学，而科学研究“对思想史的要求则在乎对于前人的思想学说，区别精华与糟粕，按其实际作出历史的评价。研究历史，贵在能解决疑难，抉露本质，这不同于摄影师的照像术，摄影惟肖是求，研究历史则要求透过现象，找寻本质，淘汰杂伪，探得骊珠，使历史真相呈露出来，使历史规律性跃然在眼。这与调和汗漫的研究态度相反，既不能依违于彼此之间，亦不能局促于一曲之内”。［1］中国思想史是严肃的科学研究，是对中华民族丰富的精神文化遗产进行理性的总结，它要求研究者有宽广的视野和充足的理论储备，从这个角度来说，思想史具有跨学科的性质。因为思想史综合了哲学思想、逻辑思想和社会思想，纵论经济与社会、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诸多方面，内容错综复杂。它试图解释人类思想形成和变化的所以然，取向又极为深刻。它不是思想史料的剪辑或某种简易的还原，而是具有思想性的历史与具有历史性的思想的交流互动，并要求在这种互动中不断深化，由此描绘出人类思想意识起伏跌宕的壮美画卷。深刻的思想史研究必须广收博采，吸收众家之长，加以理论的提升，形成理性的认识。20世纪以来，哲学、逻辑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语言学等学科的发达，为人们进一步探索人类思想观念的世界提供了门径。思想史的深入发展需要将这些学科进行有效的整合，只有这样才能解决思想史上的难题，有所创新，真正做到不依违于彼此之间，亦不局促于一曲之内。

第二，侯外庐在中国思想史研究的过程中，以分析历史上出现的社会经济形态和生产方式为核心，这就必须承认经济发展对思想有最终的支配力量，同时又看到思想观念的相对独立性和继承性，“经济发展虽然对思想史的各个领域起着最终的支配作用，但是，由于思想意识的生产又属于社会分工的特殊部门，因而思想本身有其相对的独立性”。［5］由于看到了经济和思想的联系与区别，侯外庐在中国思想史研究中提出了“横通”与“纵通”，横向扩展为探讨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关系，揭示思想与现实的关系；纵向扩展为探讨新旧历史时期社会的变革，揭示社会变化的规律与思想观念之间的内在联系。纵横交织，形成既有广度又有深度的历史认识网络，在这种基础上才能对历史上出现的思想观念进行恰当的评价。

侯外庐这一研究思路的直接来源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这就是说，我们大家首先是把重点放在从基本经济事实中引出政治的、法的和其他意识形态的观念以及以这些观念为中介的行动，而且必须这样做。”［9］在中国，首先明确地阐述这一观点的是李大钊，他说：“他（马克思）认横着去看人类，便是社会；纵着去看人类，便是历史。历史就是社会的变动。以经济为中心纵着考察社会变革的，为历史学；对于历史学，横着考察社会的，推马克思的意思，那便是经济学，同时亦是社会学……历史既是整个的人类生活，既是整个的社会的变革；那么凡是社会生活所表现的各体相，均为历史的内容所涵括。因为文化是一个整个的，不容片片段段的割裂。文化生活的各体态，各方面，都有相互结附的关系；不得一部分一部分的割裂着看，亦不得以一部分的生活为历史的全体。”［8］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我们提供了对人类生活进行全面考察的理论支持，这成为侯外庐社会史与思想史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的依据。李大钊从理论上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侯外庐则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将其付诸实践，进行了一系列艰苦的、具有创造性的工作。它们主要是：按照中国社会史的发展阶段，论述各社会阶段的思想发展；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理论武器，分析中国的古代社会；用马克思主义关于“土地私有权的缺乏”“可以作为了解‘全东方’世界的关键”这一理论武器，分析中国自秦汉以来社会经济基础；区别地主阶级的不同阶层；发掘一些不被一般思想史、哲学史著作所论述的思想家，开拓中国思想史的研究领域；强调以法典作为论证历史分期的标志，等等。这些艰苦的学术研究工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经的阶段。正如恩格斯所说：“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事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里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9］

第三，在中国思想史研究中，侯外庐运用中西文化比较的方法提出并解释问题，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探寻中国历史的特点，以及思想观念中蕴含着的思维方式。(www.daowen.com)

对中国古代社会及其思想进行深入研究的代表性著作是郭沫若于1930年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和作于1935年的《先秦天道观之进展》，他的研究从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出发，运用唯物史观分析和批判中国古代的社会机构和意识形态。侯外庐的中国思想史研究深受王国维、郭沫若的影响，但他着重从研究社会的一般构成即社会经济形态出发，探索中国古代社会和思想的特点，对社会与思想的关系进行了具体的、动态的系统研究，提出了很多新问题，走出了独具特色的学术研究之路。在进入中国思想史研究领域之初，侯外庐就注意到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具体路径问题，认为：中国古代社会（即奴隶制社会）走的是“亚细亚的古代”的改良路径，和“古典的古代”的革命路径是同一个历史发展阶段的两种不同路径。亚细亚生产方式表现为，在从氏族社会走向文明社会的过程中保留了旧有氏族组织的残余，氏族血缘对生产关系、政权组织和社会意识发生着严重的影响，由此造成中国古代社会及其思想观念的一系列基本特点。侯外庐对中国古代社会和思想的研究正是循着氏族贵族统治的形成、发展和衰落这一线索进行的。

这一重要问题就是从中西比较的角度提出的。在《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以及后来的《中国思想通史》中，中西比较的方法和思路都贯穿始终。而进行比较的根本目的则在于从更深更广的层次上发掘中国思想史的特点，“所谓‘民族化’，就是要把中国丰富的历史资料，和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做统一的研究，从中总结出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和历史特点。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理论和方法，给我们研究中华民族的历史提供了金钥匙，应该拿它去打开古老中国的历史宝库”。［5］18此处所说的“民族化”也就是中国文化的内在特点，它只有在中西文化比较的框架中才能得到充分的讨论。这不是说只要开列一份中西文化异同的清单就可以了，而是说要通过有效的比较进行更深入的思考，以便追踪思想观念的来龙去脉。中西文化的比较是一种开放性的研究视野，它不简单评判某种文化的是非对错，而是通过比较提出具有启发性的深刻问题，引导人们对自身所处的文化传统进行批判性反思。

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理论和方法重视发掘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强调将事件放到一定的历史范围内加以考察，质而言之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此原理指导之下的中西文化比较需要对不同的文化传统进行深入的体系性的观察，只有如此才能在不同文化传统之间进行对话，并取得创造性的成果。其实，从整体上看，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侯外庐）都从不同的角度和切入点进行着中西文化的比较，也只有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才能更深入地理解他们的学术活动与历史传统和社会现实之间的复杂关系。正如刘大年所说：“他们讲的是中国历史，他们所要处理的是关于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要全面了解最早一代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我以为最好跨进到中西文化及其关系的层面上来给予评价。”［10］深入探索这个问题对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总之，侯外庐从其学术生涯的开端就明确地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研究中国思想史，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探索中国思想史的典型范式。概括而言，侯外庐认为历史学是一门科学，中国思想史研究是对中华民族的精神遗产进行总结，是一种具有综合性、整体性的研究，它要求研究者具有跨学科的眼光和开放的胸襟。而所谓对历史综合的整体的研究是以历史上出现的社会经济形态和生产方式为核心的，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根本立足点。同时，侯外庐对中国思想史的研究自始至终都运用中西文化比较的方法提出和解释问题，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探寻思想观念中蕴含着的思维方式，揭示中国历史的特点。所有这些使侯外庐的中国思想史研究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方向，既有广度又有深度，既有开放性又有民族特色，值得我们今天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借鉴和吸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