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外庐的中国思想史研究开始于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对先秦社会与思想的探索为开端，其研究思路受到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深刻影响，力求以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解释中国的社会史与思想史。他回忆说：“早在一九三二年，我在北平任教时，读到郭沫若的著作《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十分钦佩他为中国史学做了划时代的贡献。同时，我由于手头正在进行的《资本论》翻译，联系到中国古史，产生了一种愿望。想要研究和解释中国历史各经济发展阶段与政治思想、学术思想的关系……一九三五年夏天，断绝了与外界的往来……翻译的同时，投入了更多的力量，致力于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解释中国的社会史与思想史。”［1］在这段时期，侯外庐对《资本论》的翻译与对中国古史的研究是齐头并进的，二者相互启发，拓展和加深了其学术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他做了大量读书笔记，创作了一批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理论基础分析中国历史与现实的作品，如：《中国古代社会与老子》《经济思想史》《社会史导论》等。从写作第一篇思想史论文《中国古代社会与老子》开始，侯外庐对自己的研究思路就有相当的自觉，他评价这篇文章时说道：“我的这第一本史学著作的格局和研究方法，虽无甚明确的意识，却相当典型地表现了我早年的追求，即要在史学领域中挑起一副由社会史和思想史各占一头的担子，为此，我的确跋涉奔走了半个多世纪。”［1］

在其后的学术研究中，侯外庐不断探索和完善社会史与思想史相结合的研究方法。1942年年底，侯外庐完成了《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的撰著，从源头开始研讨中国思想史。他说：“这部书，只是中国思想史的先秦部分，即奴隶社会部分，距离走完思想史的全程，路途还远。但是从30年代初讲授中国思想史的古代编大纲到形成《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是我撰著生活一个新阶段的重要的开端。因为这是完成《中国思想通史》的第一步，而这第一步是走完全程的发轫。”［1］

1947年，侯外庐将他1940年至1945年间所写的关于中国古代社会史的论文结集为《中国古代社会史》出版（1954年出版时改名为《中国古代社会史论》），这部书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古代史料结合在一起，分析中国古代社会的起源和发展，是当时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研究中国问题最有代表性的理论著作之一。侯外庐在思想史与社会史著作中所说的“古代”一词是有明确涵义的：“‘古代’这一名词，从历史科学的严格意义讲来，仅指特定的阶段，即文明确立和国家成立以后的奴隶制社会，不是指常识上一般所说的古时的意思。”［2］侯外庐的中国古史研究就是对这一时段的系统探索，他经过研究断定：“中国奴隶社会开始于殷末周初，经过春秋战国，到秦汉之际终结。”［3］以这种社会史认识为根据，他将中国古代思想划分为三个阶段：“由殷、周之际古代思想的起源，经过西周‘学在官府’之学，以至东迁前后的思想，是中国古代思想的第一阶段；由东迁以后的思想以至搢绅先生的儒学，是中国古代思想的第二阶段；由孔、墨显学对儒学的批判，经过百家争鸣之学，以至周、秦之际的思想，是中国古代思想的第三阶段。”［2］

《中国古代社会史》与《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为姊妹作，充分体现了作者的研究思路：即社会史与思想史相互一贯、互为补充，在整体上遵守科学的方法和理论说明，以此为基点，探讨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只有这样，才能为建立科学的中国历史学做出贡献。(www.daowen.com)

由上可见，20世纪三四十年代，侯外庐已经自觉地从社会史与思想史相结合的角度开始对中国历史进行系统全面的探索。他之所以把研究的起点放在中国古代，是因为：“就整个社会史而言，我认为汉以后至近代的社会颇易辨析，不少学者间已有定论，而难度最大的是古代至秦汉的社会史。”［1］他力图把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关于社会发展的规律与对中国古史的考证和解释统一起来，深入探寻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特点，以此为切入点探研中国思想史。侯外庐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始终遵循严格的科学规范，早在写作《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的时候，他就明确指出，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史首先应该对相关文献进行严格的考辨；其次应该实事求是地究明古人用语的实在所指，而最根本的则在于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研究问题，分析问题，对历史做出科学的解释和论断。在《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序言中，他提出了以科学态度在学术史研究工作中探寻真理必须遵循的一系列规范，并将其归纳为五点：“一、社会历史阶段的演进，与思想史阶段的演进，存在着什么关系。二、思想史、哲学史出现的范畴、概念，同它所代表的具体思想，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有怎样的先后不同。范畴，往往掩盖着思想实质，如何分清主观思想与客观范畴之间的区别。三、人类思想的发展与某一时代个别思想学说的形成，其间有什么关系。四、学派之间的相互批判与吸收，如何分析究明其条理。五、世界观与方法论相关联，但是有时也会出现矛盾，如何明确其间的主导与从属的关系。”［1］这也成为后来《中国思想通史》各卷共同遵循的科学规范。

虽然侯外庐在这里没有明确界定“科学”一词的意义，但我们可以从他刻苦研习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主张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探讨问题的学术研究特点推知，这里的“科学”一词是从德语意义上来说的，“在欧洲大陆的语言里，Wissenschaft（德文）、science（法文）、scienza（意大利文）ciencia（西班牙文）、glayk（俄文）都是指对任何一种知识领域（包括人文学科在内）的一种为学者群所接受的调研方法在指导着的有系统的研究路数”。［4］这也就是说，“科学”是一种努力，它经由一定的方法将纷然杂陈的材料组织起来，构成一个在逻辑上前后融贯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单独的经验必须与理论构造相应才能得到恰当的解释。侯外庐所说的“科学”是指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Geschichtswissenschaft），亦即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研究和解释中国的历史现象，具体而言就是：“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特别是它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和方法，说明历史上不同社会经济形态发生、发展和衰落的过程；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以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之间的辩证关系。”［5］侯外庐在历史研究的过程中自觉运用上述基本原则和方法对中国古代社会和思想进行了系统的论证，由此形成具有相当深度和广度的理论框架，从理论的高度丰富了人们对历史的理解，同时也提出了一些有待解决的重要问题。这种对中国历史进行解释的认知模式吸引了一批拥护者，并逐渐形成一个社会史与思想史研究的共同体（《中国思想通史》各卷的编撰充分体现了这种集体研究的特点）。由经典著作反映出来的科学成就把一批坚定的拥护者吸引过来，同时这种成就又足以毫无限制地为一批重新组合起来的科学工作者留下各种有待解决的问题。具有这两个特征就可以称之为范式（Paradigm）。［6］从这种意义来看，侯外庐确立了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研究中国思想史的范式，它包含一种世界观和信念，激发人们对中国历史进行创造性的研究，提出和解决一系列问题，为中国思想史确定了一个充满挑战和希望的研究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