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女性诗人和词人远比女性史家为多。大概书写和研究历史的权利几乎由男性独霸，女性因为性别限制、文化传统、道德束缚、社会阅历、思维识见和育儿持家等命题束缚和消磨了太多的精力和智慧，一直难以介入历史书写。班昭的出现开了女性著史的先河，李晚芳以班昭为精神偶像，以少年无畏的姿态进入男性史学世界，批注《史记》所载人事，直言司马迁得失，其识之博见之深往往令人首肯，几给史评带来一股新风。

李晚芳的《读史管见》共3卷，其中选录《史记》及《报任安书》27篇，有行批、眉批、篇后评等，且常引前人评论。《读史管见》完书于作者16岁，因而又名《读史孩见》，折射出一位早熟的民间女学者对司马迁其人及其笔下历史人物冷静而严苛的剖析，让后人对历史与历史人物少见的获得了来自民间女子的解读声音。

《读史管见》应该是李晚芳在读司马迁《史记》时有感而发的心得。李晚芳的著述方式是先抄录《史记》中的相关内容，然后加以夹注或者眉批，最后一部分则是李晚芳自己的“管见”，也就是总体对司马迁著史得失的评论和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分析评价。因为开始的想法是“自怡悦，不以示人”，根本没有考虑别人的阅读感受和可能产生的社会评价，因此在评注中几乎没有顾忌，又因为少年天性，较少顾忌，因此真诚直率，随情随性而言，充满灵动和自然的味道。但李晚芳毕竟是天才少女，早熟早慧，又家学扎实，善于思辩，因此所谓“管见”往往又是真知灼见，宏阔深邃，令中外学者赞叹。试举几例：

李晚芳在《读史摘微》中称赞司马迁的史才：“司马迁做《史记》，志在上继麟经，其识甚高，其学甚博，而其才又足以济之，故其文峻洁雄伟，自成一家。而属辞比事，亦深得《春秋》大意，宜其书炳烺千古，后世作史者，奉为圭臬也。”对于爱史的李晚芳而言，应该说司马迁是其偶像，但李晚芳却又以冷静审视的目光打量司马迁在书中的“愤忿不平”之气，把他和孔子作比较：

昔孔子之作《春秋》也，心天地之心，法帝王之法，据事直书，而善恶自见，由其心无执着，平如止水，正如悬衡，学者平心会之，各如己意之所欲出。而迁则挟一不平之意，据于中，虽未必借立言为泄发，而灵台未净，则系累偏僻之私，往往吐露于字里行间，而不自检，故其书肆而不纯，谐而多怨。究其大本所失，失在自是，而不知其过，自是则褊，不知其过则蔽。深惜迁有如是之才，使其得闻圣人大道，则心胸洞豁，必无救李陵之悮，又何致愤忿不平若此哉！

“李晚芳将司马迁与孔子相比较，折射出其独到眼光。”［4］但同时也极为冷峻不客气的点出司马迁之失，说他“挟一不平之意”“灵台未净”，又“偏僻之私”，失在“自是”而不“自省”。“故其书肆而不纯，谐而多怨。”李晚芳敏锐地抓住了太史公“发愤著书”的特点，热情称赞其才，又冷静析其所失，一热一冷，足见心智和感情，全无遮拦，直率无碍，又自有少年气象。(www.daowen.com)

李晚芳还特别把《报任少卿书》纳入评注，她说：

此篇与《自序》，俱原作史之由。《自序》重承先继圣，此重惜死立名。《自序》悲惋，此则沉郁雄健。其操纵起落，俱挟浩气流行，如怒马奔驰，不可羁勒，与《史记》之雅洁稍异，是史公另一种豪放激宕之文。盖因救友陷刑，满肚皮拂郁不平之气，借此发泄。书中“舒愤懑”是此本旨，故篇中处处皆愤懑之辞。纵横跌宕，慷慨淋漓，转折提接虽多，却如一气呵成。挣眉裂眦而写之，骤读无不为之惋惜。然文情虽甚佳，文理则甚悖。太史公，侠士也，人言其重游侠，而不知其本身即侠。

李晚芳认为司马迁这篇文章“沉郁雄健，其操作起落，俱挟浩气，流行如怒马奔驰，不可羁勒，与《史记》之雅洁稍异，是史公另一种豪放激宕之文”，很是准确。她同时认为文中以“舒愤懑”为宗旨，很难客观理性冷静的叙述历史，故她对司马迁所述历史“未敢轻信”。这一方面反映出李晚芳对历史充满质疑的冷静态度和怀疑精神，另一方面也说明16岁李晚芳的确不够老到，《报任少卿书》只是司马迁的私人信件，并非史论文章。李健明认为“李晚芳此论虽才识与史观高人一筹，但毕竟有点苛峻甚至以偏概全，或因她过于敬重司马迁，不时陷入私人信件与正规史书相混淆的困境中”。［4］实在是公允之见。李晚芳希望司马迁能像孔子一样“心无执着，平如止水，正如悬衡”，但仔细想想，如果没有了这股愤懑不平之气，《史记》的情感色彩和精彩之处又会减色多少？这恐怕也是李晚芳自己不愿意看到的吧。李晚芳定位太史公人格为“侠士”独到而准确，她也不无欣赏，因此在总评中又说：“独惜其立意措辞，多有愤忿不平之过，或谓其遇使然，亦由其立心偏蔽，未闻圣人之大道也”。痛惜之余有多有“同情之理解”，多有回护和补偏持平之论。实为难得。

刘正刚说李晚芳的总评往往“眼光少了腐儒的驽钝，而有了更多畅酣淋漓的意气和口实，使其评论不流于凡俗”。［2］这也是阅读《读史管见》的意趣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