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爱萍

（渭南师范学院　人文学院，陕西　渭南714099）

摘　要：文章简要介绍了吴敏树仁爱、高洁，才气横溢，情趣浓郁，著述丰硕。然后就其《史记别钞》的价值作了四点分析：选文讲究，批注形式多样；表明评者文史观点，体现史家远见卓识；评点人物独树一帜，令人耳目焕然一新；吴公睿智点拨迷津，班、马见识高低自现。

关键词：吴敏树；《史记别钞》特点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重大招标项目：中外《史记》文学研究资料整理与研究（13& ZD111）；渭南师范学院人文社科类重点项目：《史记》人物嫉妒心理研究（15SKZD01）

作者简介：韦爱萍（1963—　），女，陕西澄城人。教授，本科学历，研究方向古代文学。

吴敏树（1805—1873），字本深，湖南巴陵铜柈湖人。因有书斋建于故里南屏山，遂自号南屏，学者称南屏先生。自幼才智超群，见者惊叹认为非常人。8岁入塾，拜乡儒秦石畲为师，受读《五经》《四书》《左传》《国语》《战国策》及《史记》《汉书》等传记史书。秦石畲通晓古今，推崇秦汉以来的古诗文，认为“俗师教人以八股为正业，而他艺皆名为杂学，此大谬也，人文无自而起矣”！吴敏树在这位良师的指导下，嗜好古文，“为文章力求岸异，刮去世俗之见”。1832年（道光十二年），29岁的吴敏树乡试中举，1844年，朝廷挑选举人担任官吏，吴敏树受命到浏阳县任教谕（负责教育方面的事务）。因厌恶争权夺利、尔虞我诈的官场生涯，年余则称病告退。从此谢绝声华，家居诵弦，潜心于诗、古文之学，终成大器，成为中国柈湖文派的创始人。

吴敏树十分孝顺、仁爱。父母死时，坚持古代丧制，居丧斋食，建庐守丧，以至枯瘦如柴。1836年（道光十六年），30岁的弟弟半圃不幸病逝，遗有寡妻幼子。吴敏树抚育孤儿寡妇，比自己的亲生子女还周到。每年清明节，必到弟弟的坟前去吊祭，常常痛哭不止。家中丰厚的财富，全委托长侄昌烈、昌煜等去办理，不问其盈亏。本身自奉俭约，凡朋友亲戚邻居有难，便尽力帮助周济，不问偿还，深得亲友乡邻的尊重与拥戴。

吴敏树高洁自持，既不爱攀高枝，也不喜钱财。咸丰、同治年间，曾国藩、左宗棠兵权在握，声名显赫。吴敏树与左本是同榜举人，与曾交往尤笃，但他从未向曾、左有所求请。咸丰初，曾国藩特邀吴敏树在岳阳楼询问兵事，请他出任幕僚，吴当即以“兵谋非我所习”而辞别。曾国藩曾向吴提出请求：“吾一旦不幸，志墓当以属尔。”曾国藩曾举荐他任两广盐运使，这是当时不少官僚政客垂涎欲滴的“肥差”，一届三年任期下来，至少可攫取白银10万两，还算是“清廉之官”，但吴敏树一笑了之：“我们吴家人不当盐贩子。”［1］

吴敏树对经史文学情有独钟，造诣深厚，著述丰硕。肯定古文典范是《五经》和司马迁文，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经史文学财富。文学方面有《书谢御史》《石君砚铭》《梅伯言先生诔辞》《答李香州书》《序意赠西垣》《新修吕仙亭记》《先考行状》《吴云台哀辞》《亡弟云松事状》《说钓》《柈湖文录》《柈湖诗录》《柈湖诗稿》《钓者风》《湖上客谈年语》《东游草》《鹤茗词钞》等。经史方面有《周易注义补象》《春秋三传义求》《诗国风原指》《大学考异别钞》《中庸考异别钞》《孝经章句》《论语考义发》和《孟子考义发》［2］。撰修同治《巴陵县志》。这些诗文造句矜慎，意味醇深，雄而有韵，淡而能厚，出自桐城学派，却又自成一格。其文章被曾国藩称为“字字如履危石而下，落纸乃迟重绝伦”。

吴敏树生活情趣浓郁。在家建有“听雨楼”，与其弟吴云松一起潜心研习文章，吟诗作赋，磨炼文锋。有时独骑毛驴，缓步行吟于洞庭湖畔，遇到相识的父老乡亲便系驴饮酒，并自谱小词为赠；有时则辗转湘南的名胜之间，让文笔得山水之助。弟弟去世后，又同堂弟吴士迈入居君山，在吴的“九江楼”前构筑“鹤茗堂”“北渚亭”，常从家里驾舟载书，行90里到此博研诸学，勤奋写作，即使在兵荒马乱之时，依然诵读之声不绝，著书立业不废。还与本地同辈翰林经常在一起切磋诗文并互相酬唱。

晚年造福桑梓，惠及后代。1872年（同治十一年），湖南省通志局聘请吴敏树主持编修《湖南通志》，续修《沅湘耆旧诗文集》。当时吴已年过花甲，且疾病缠身，他毅然抱病赴任，修志之事略具端倪后，始归家养病。次年5月，吴敏树见疾病久治不愈，自度终不起，屡念编修之事中辍，又决定再赴长沙履任。行前，家人执意劝阻，吴敏树以笑答之：“有是命焉，虽殁于外，何伤乎”。扶病强起，辞别家人，又去省通志局，此一去再未回家，1873年（同治十二年）8月在省通志局谢世，终年69。(www.daowen.com)

吴敏树编纂《史记别钞》，共67230余字。皆因看见当时一些桐城派作家以文词取媚于权贵，为纠正这一颓风，选择《史记》篇目，进行评注，以警当时之人。同时，吴先生也对当时一些人在探讨《史记》和《汉书》的异同上，见识短浅，不能深悟太史公之意提出委婉的批评：“余读《史记》，窃叹古今谈文章家，必推司马氏序事之长，至其所以赞美之者，不免震于形貌，而以为有纵横、离变之奇。及所与班书较上下者，惟在字句、繁省之间。余独以此悲史公本志之不明，笔削之不彰，又以知后代史官，文字之不相逮及者，亦由未讲乎此也。故欲以己意论说《史记》书中语汉事者数十篇，详究本末，发挥为文。”说明编写此注本目的有三：其一，前人赞美太史公，只就“序事”及“奇”发声，对太史公之赞美，只存乎于“形貌”，即表面的理解，显然不能很好表现太史公之深意。其二，前人认为《史记》和《汉书》之区别，“惟在字句、繁省之间”，显然没有真正区分司马迁和班固两人的历史见识。其三，作者著此书，即要“详究本末”，为后人拨云见天，指点迷津。由此，吴敏树在《史记别钞》上用尽心血，详察有以下特点：

第一，选文自有讲究，批注形式多样。

该书没有目录，分为上、下册。但可以依据其正式选文的标题，查阅相关的篇目，共有《史记》七篇。上册有《封禅书》《河渠书》《平准书》，下册有《陈涉世家》《项羽本纪》《张耳陈馀列传》《萧相国世家》。世人皆言《史记》以人物为主，很多注本多评人物，但吴敏树先生在阅读过程中，将平常人不看重的《封禅书》《河渠书》《平准书》做了点评，且放在上卷，深意何在呢？对于《封禅书》，茅坤评曰：“封禅本幻，而秦皇、汉武以幻终，悲夫。”［3］秦皇、汉武作为一代帝王，却热衷封禅之事，岂不可笑？《河渠书》是中国第一部水利通史。记述从禹开始治水，延续到汉元封二年（公元前109）黄河瓠子堵口，及其以后各地区倡兴水利，开渠引灌等史实，涉及防洪、航运、灌溉、航运等事，所叙河流有黄河、长江、淮河、济水、淄水、漳水等。司马迁在此书篇末，历叙他阅历过的江淮河济等众多水系和地区，从而归结为一个概念：“甚哉，水之为利害也！”吴敏树尾评曰：“‘利害’二字，为此书关键，是人所知也。至河决、塞河，为当时利害第一。武帝乃以左道乱之，史公不能妄议，而寄之有意无意之间，非深识者，未易探取。［4］”《平准书》着重记载了汉初至汉武帝时一百年间的社会经济发展、财政状况、经济政策和货币制度的变化，尤为详细地记载了汉武帝时盐铁、酒榷、均输、平准、算缗、告缗等政策实行的原因、过程，以及实行的后果，包括某些经济政策实行后出现的弊端等。同时，司马迁对当时发生的经济现象和实行的经济政策，也有所评论，所以，《平准书》也是研究司马迁经济思想的重要资料。吴敏树先生以为“《封禅》《平准》《河渠》三书，所叙皆孝武朝大条目事，与后人修史作志者不同。”点名自己选三篇的用意，且将心中所感，笔墨追录，三言两语，生动传神。

吴敏树先生的评点很有特色。所选七篇文章，不仅在选文页面天头保留宏观性的眉批评点，还在文中对某些文字做具体夹批评点，并且每篇文章之后，会有一篇更为全面的总评文章。例如在《封禅书》眉批：“封禅无稽而当时典礼绝巨，起笔赞颂，得体本旨，跃然言下封禅书。”选文正文夹批评点如“三年不为乐，乐必坏……厥旷远者千有余载”，之后曰：“本管子所道而实不取之，观下文推本处自明”［4］，文后又有详细的点评。

第二，表明评者文史观点，体现史家远见卓识。

吴敏树先生的评注，始终具有个人风格及史家眼光。如封禅。封为“祭天”，禅为“祭地”，是指中国古代帝王在太平盛世或天降祥瑞之时，祭祀天地的大型典礼。远古暨夏商周三代，已有封禅的传说。古人认为群山中泰山最高，为“天下第一山”，因此人间的帝王应到最高的泰山去祭天帝，才算受命于天，其实是古代天子为自己登上帝位找一个很好的托辞。百姓看封禅，只是图热闹而已。吴敏树先生直接借管子之语评点曰：“封禅事，于经典实无依据。”然后从一般人所认为的战国阴阳家学派与五行学说代表人物驺衍说起：“盖七国时，齐人所託为。自驺衍肆谈天之口，而燕、齐间方仙道炽，依于鬼神之事，阿谀世主，争言封禅得仙。”作者结论：“外托典礼以崇大名，内冀超举以骋私愿，无稽不经之说，乃赫然为帝王之盛事。余读史公此书，推寻兹事本末，而知其决然如此无疑也。”既然封禅是无稽之谈，太史公缘何录之？吴敏树先生说明太史公写作之由：“况身为史官，义在实录，故遂以《封禅》名书，登之郊社、太一、后土之上。事实名称，悉为符协。要其微意，则谓孔子所不道，缙绅所难言，大抵仙者之说云耳。而一切事鬼、求仙、轻举妄动，本自首尾不容断割。特其指数过于穷尽，语气无非嘲诮。向令不被刑祸，为书岂至于此。吾于史公当日君臣之谊有深惜焉。”并指明：“善读史公书者，读起处数语，已知史公不满封禅，却不敢不貌崇其事。词气抑扬，极为笔妙。［4］”并引经据典说明：“及历叙虞、夏、殷、周祠祀事，而结之曰：‘郊社所从来尚矣。’见得古文但有郊社，并无封禅。接入秦事，详著五畤始末，以征郊祀之所由失，并及杜主陈宝等。明淫鬼之所自盛，而以秦穆上天荒唐之传，引入齐桓封禅。乃隐证齐桓、管子之语，皆是后人造作。又提出孔子删述六艺，所谓七十二君之事，绝未道及。封禅之诬，何足深辨？而又结之曰：‘成王之封禅则近之矣。’与起处一例将无作有，言婉意微，不得不尔。至叙秦始皇，直入封禅、求仙，而后补出齐人奏书原委。固叙事变化之妙，而封禅语所由起，尤在隐显间矣。……于此见史公绝识，迥非汉世陋儒之比。而此书结撰苦心，尤使人寻觅不尽。近世有评论古文之家，乃云：‘此书牵合封禅、祷祀、神仙为一事。’又谓史公‘重封禅而斥神仙’。甚矣夫！读书之难也。［4］”吴敏树先生得史公之神采。如若不信，看看司马迁在《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说：“邹衍睹有国者益淫侈，不能尚德，……乃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终始》《大圣》之篇十余万言。……然要其归，必止乎仁义节俭，君臣上下六亲，始也滥耳。王公大人初见其术，惧然顾化，其后不断行之。……邹衍其言虽不轨，傥亦有牛鼎之意乎？［4］”后人不察其大道，而学其小术，故封建迷信兴，这不是邹衍的错误。要之，读《史记》须全读，完整理解，方能得史公之深意。

第三，评点人物独树一帜，令人耳目焕然一新。

《史记》以人物为中心，吴敏树评价人物，自是应该。只是选取的人物值得玩味，一本纪二世家一列传，即《陈涉世家》《项羽本纪》《张耳陈馀列传》《萧相国世家》。特举《项羽本纪》中的两处点评：当项王被刘邦追赶的疲惫不堪之时，项王要求与汉王单挑，“天下匈匈数岁者，徒以吾两人耳，愿与汉王挑战决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为也［4］”。吴敏树评曰：“计穷力屈作此，无聊语。可笑！可怜！”寥寥数语，将项王如小儿之无奈状写出，更显其勇敢有余，谋略不足；项王东渡乌江之事，后人评之甚多，形成诗文若干，谁能解破项王当时心事？吴敏树评曰：“欲东渡矣，有船而复止，何也？假而为亭长缚以投汉、或沉之江中，岂不羞辱？此见项王善自收手处。”［4］千载之下，唯君知之矣！特别是有争议的人物，吴敏树颇费苦心，为之点明令读者豁然开窍。细读《萧相国世家》传后评价，如同醍醐灌顶，豁然开窍。“萧文终汉开国第一元勋上宰！……然予于史公论断相国为人，犹颇有未足者。夫以秦汉之际，豪杰并起，一时奋起腾凌风云者，类皆落拓不羁之雄。至于萧何，乃似寻常文墨吏，阶缘事会，以致身名赫然者。虽史公深识，未尝竟薄相国。然其论人，每病好奇，此传又旁为淮阴寄恨吐气，故赞语抑扬多过。而萧相本量，未能彰人耳目也。”［4］下面对萧何“雅量”作了分析，如许新奇见解，皆吴先生之独见，也让读者明白高祖、萧何之真实心理。

第四，吴公睿智点拨迷津，班、马见识高低自现。

《史记别钞》附带考证辨识，以正视听。吴敏树多次对《史记》《汉书》之记录进行比较，以见作者高下，其义深远。如《封禅书》记载：“自古受命帝王，曷尝不封禅？盖有无其应而用事者矣，未有睹符瑞见而不臻乎泰山者也。”吴敏树先生眉批曰：“封禅无稽，而当时典礼绝巨。起笔赞颂得体，本旨跃然言下。”对“封禅”做出了自己的评价：“无稽”，既是“无稽”，但天子“典礼绝巨”，可笑之至！对天子大量耗费民脂民膏、铺张奢华的行为，给予极大的否定并鞭笞。对班固的改编如是评价：“班固改此书作《郊祀志》，非独以封禅义不遵古。乃以汉自武帝后，无复增修封禅之事。而甘泉、汾阴之祀，屡有兴废。成帝世，匡衡议定南北郊，最为正大，符合古礼。故迁史宜目封禅，固史必称郊祀，义各有当也。但恨固才识庸短，不能尽改迁书，而但妄更字句，与其续编文字、体例全不相入。若使高手为之，必于此书武帝时事，大有删削，而备列相如书儿堪议于其间，使封禅一事虽杂方仙，尚不失为一朝讹谬之典礼，而吾书亦卓然史官润色之文章矣。班氏剽掇成篇，遂垂千古，可胜叹哉！”［4］

总之，通过《史记别钞》，可以看到吴敏树先生的气度与文人情怀，体现其文学思想与史学见识。《史记别钞》的既适于一般读者诵读，也适于学者研究，是一本经济实用的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