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四伏，大厦将倾。最不愿意预想后事的强势人物也不得不面对现实。预感到不祥的始皇帝，紧急口授遗诏，安排后事。“病甚，令赵高为书赐公子扶苏曰：‘以兵属蒙恬，与丧会咸阳而葬’。”［1］2548刚刚撒手人寰的强势帝王哪里会料到，一个即将祸及整个帝国命运的巨大阴谋已经开始发酵。

当时跟随皇帝巡行的有三个重要人物：小公子胡亥、左丞相李斯、胡亥的老师赵高。赵高的官职是中车府令兼行玺符令事，皇帝遗诏笔录下来，要由他加盖皇帝玺印，封口送出。而赵高却扣留了遗诏，来见胡亥说：“上崩，无诏封王诸子而独赐长子书。长子至，即立为皇帝，而子无尺寸之地，为之奈何？”［1］2548

胡亥显然没有思想准备，他认为这是很正常的：“固也。吾闻之，明君知臣，明父知子。父捐命，不封诸子，何可言者！”赵高开导说：“不然。方今天下之权，存亡在子与高及丞相耳，愿子图之。且夫臣人与见臣于人，制人与见制于人，岂可同日道哉！”后面一句触动了胡亥敏感的神经，但他仍有顾虑：“废兄而立弟，是不义也；不奉父诏而畏死，是不孝也；能薄而材譾，强因人之功，是不能也。三者逆德，天下不服……”满肚子坏水的赵高一看有门，更是振振有词：“臣闻汤、武杀其主，天下称义焉，不为不忠。卫君杀其父，而卫国载其德，孔子著之，不为不孝。夫大行不小谨，盛德不辞让，乡曲各有宜而百官不同功。断而敢行，鬼神避之……”并一再催促说：“时乎时乎，间不及谋！赢粮跃马，唯恐后时！”［1］2549

仅仅说通公子胡亥而没有居于高位的丞相作配合，再完美的阴谋也根本无法实施。赵高于是向李斯直接摊牌：“……所赐长子书及符玺皆在胡亥所，定太子在君侯与高之口耳。事将何如？”一开始，李斯还有丞相的威仪：“安得亡国之言！此非人臣所当议也！”而赵高却避实就虚，猛然来了一句：“君侯自料能孰与蒙恬？功高孰与蒙恬？谋远不失孰与蒙恬？无怨于天下孰与蒙恬？长子旧而信之孰与蒙恬？”李斯一下懵了，没有回过神来：“此五者皆不及蒙恬，而君责之何深也？”赵高的话直击要害：“高……幸得以刀笔之文进入秦宫，管事二十余年，未尝见秦免罢丞相功臣有封及二世者也，卒皆以诛亡。皇帝二十余子，皆君之所知。长子刚毅而武勇，信人而奋士，即位必用蒙恬为丞相，军侯终不怀通侯之印归于乡里，明矣。”李斯一下子蔫了不少，但仍不肯就范：“夫忠臣不避死而庶几，孝子不勤劳而见危，人臣各守其职而已矣。君其勿复言，将令斯得罪。”赵高却步步紧逼：“君听臣之计，即长有封侯，世世称孤，必有乔松之寿，孔、墨之智。今释此而不从，祸及子孙，足以为寒心。善者因祸为福，君何处焉？”贪图权位的李斯最终败下阵来，完全放弃了应有的操守，仰天而叹，垂泪太息：“嗟乎！独遭乱世，既以不能死，安托命哉！”［1］2550于是一切听从赵高的安排。

赵高和李斯早已摸透秦始皇，他们把招扶苏来咸阳送葬的书信，改为斥责扶苏“无尺寸之功”“不孝”，并迫令其自杀。使者将伪造的书信送至蒙恬军中，扶苏看了丝毫没有怀疑，大哭一场，遂自杀。蒙恬不肯死，使者把他交给属吏，后来也被逼死。使者还报，胡亥、赵高大喜。至咸阳，替秦始皇发丧，拥立胡亥继位，是为二世皇帝，以赵高为郎中令。

出身卑贱的赵高，其父因犯罪受宫刑，母亲沦为官奴，与人野合而生下赵高。赵高自幼即被阉割，然后发配宫中为宦，长大后因身体强壮又粗通狱法，被秦始皇看中留在身边，任中车府令。“高即私事公子胡亥，喻之决狱”［1］2566。后来“赵高有大罪，秦王令蒙毅法治之。毅不敢阿法，当高罪死，除其宦籍。帝以高之敦于事也，赦之，复其官爵。”［1］2566复官后的赵高即同公子胡亥一起跟着秦始皇在全国巡游。就这么一个犯了大罪被赦免、又身居要害的宦官，竟在秦始皇死后，勾结左丞相李斯，不动声色地发动了一场宫廷政变，把一个偌大的、付出了无数人鲜血和生命代价才得以建立的大秦帝国，推向了灭亡的深渊。

而位高权重的李斯，在性格和修养上都存在明显缺陷，其卑劣品质在任廷尉期间即有表露。战国后期的著名法家韩非（约前280—前233）与他同出荀门，李斯在荀况那里看到韩非的文章时，就自愧不如。秦王政非常欣赏韩非的文章，不惜派遣军队去韩国强索韩非入秦。李斯知道自己的才能比不上韩非，很怕自己的地位被超过，便利用秦王政不满意韩非的“存韩”主张，诋毁诬陷韩非为韩谋秦，建议“不如以过法诛之”［1］2155。秦王政遂下令将韩非逮捕。李斯乘机派人送去毒药，迫使韩非自杀。

秦始皇是为李斯挡风遮雨的保护伞，又是李斯一生十分畏惧的人。有始皇在，李斯本性中卑劣的东西尚不敢充分暴露，皇帝一死，制约他的因素也随之消失。秦始皇临终前给长子扶苏留下遗诏，就意味着扶苏要继承大位。李斯知道，他是扶苏不喜欢的人。扶苏继位，不仅秦始皇的许多政策要有所改变，人事方面也会有所变动，这对他的权势富贵是一个巨大威胁。

有这样一句名言——无耻是无耻者的通行证。这时的帝国上层，以胡亥和赵高为核心的政治小集团是一个在阴暗中活动的邪恶集团，李斯作为地位显赫、又受秦始皇重用的大知识分子，在这个害怕阳光的邪恶集团眼中始终是一个异类。无论李斯怎样与之同流合污，他们还是以一种“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警惕目光看待他。他们只是为了窃取国家权力而利用他，却永远不会信任他。这个邪恶集团最忌讳的是他们那些肮脏、下流的阴谋被世人知道。为了永远保守这个秘密，李斯及其家人迟早都是他们要加以彻底消灭的对象。生性敏感的李斯应该意识到这一点，他在宫廷政变后不久，即写了《行督责书》，向秦二世表决心。(www.daowen.com)

如果说李斯年轻时写的《谏逐客书》是当时最雄发的文章，那么这篇《行督责书》应是秦代最丑恶的奏文。他竟然说，像大禹那样“以其身劳于天下之民”和“以身徇百姓”是不自爱、下贱，“何足贵哉！”［1］2555而圣主应行督责之术，以严刑峻法来督察臣下和黔首，自己则应“久处尊位”“穷乐之极”“独擅天下之利”。对待民众，只要推行严刑峻法，老百姓就不敢再公然触犯法令，“何变之敢图？”［1］2557尤为恶劣的是李斯竟建议有三种人，不能让其存在，必须予以排斥打击——

一是“节俭仁义之人”不能“立于朝”，否则“荒肆之乐辍矣”；

二是“谏说论理之臣”不能“间于侧”，否则“流漫之志詘矣”；

三是“烈士死节之行”不能“显于世”，否则“淫康之虞废矣”。［1］2557

“故明主能外此三者，而独操主术以制听从之臣”；“灭仁义之途，掩驰说之口，困烈士之行”；“故能荦然独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如此则“天下安”，“帝道备”，“能明君臣之术矣。”［1］2577

这种逆天理、背人伦的胡言乱语简直像是神经错乱者的梦呓。谁能想象在《谏逐客书》中，赞五帝、三王，明蹇叔、商鞅，高呼不轻人民、不却众庶、不弃黔首的一代雄文的作者，竟会堕落到如此地步。此书上奏后，“二世悦，于是行督责益严，税民深者为明吏”。“刑者相半于道，而死人日成积于市。杀人众者为忠臣”。［1］2557

赵高见李斯“欲求容”，“阿二世意”颇有成效，害怕其得到二世的信任，乃行诡计、设圈套，一方面瞅准皇帝与宫女行乐之时，诱导李斯进宫劝说二世减少民间徭役，引起二世对李斯极度反感；另一方面又挑拨二世，说“沙丘之谋，丞相与焉。今陛下已立为帝，而丞相贵不益，此其意亦望裂地而王矣”。［1］2558。李斯听说后，立即上书揭露赵高有“邪佚之志，危反之行”“陛下不图，臣恐其为变”［1］2559。完全倚重赵高的二世皇帝，当下就把李斯的上书“私告赵高”，两人商定立即拘执李斯，下囹圄中。秦二世二年（前208年）七月，“具斯五刑”，“腰斩咸阳市”，他的中子也一起被绑赴刑场。临刑前，李斯对儿子说：“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矣。”［1］25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