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利主义是春秋战国时期普遍存在的社会思潮，是当时社会流行的思想。“贫穷则父母不子，富贵由则亲戚畏惧；人生在世，势位富贵盖可忽乎哉？”［3］2262“君有势，我则从君，君无势则去。”［3］2448这些理论均是功利主义发展到鼎盛时期的产物，是当时世人的经验之谈。“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3］3256在《货殖列传》中，司马迁用当时经济生活的特性和商品交易的特征反映出天下人逐利的必然性，生动而真实地描述出当时社会的风貌。这种风气的出现，是时代发展的必然。功利主义小到个人，大到一个国家。对一国来说，最大的功利目的即是富国强兵，称霸群雄。春秋战国所有国家中，秦的功利性表现尤为突出，称霸之心既早又强烈。“秦本是戎族的一支，行的是戎狄之教”。［8］49戎狄没有或者很少有旧的传统的束缚，一向轻礼而重利。《战国策·魏策三》中，“无忌谓魏王曰：秦与戎狄同俗，有虎狼之心，贪戾好利而无信，不识礼义德行。苟有利焉，不顾亲戚兄弟，若禽兽耳”。［9］759这样的破口大骂，主要就是因为秦的“贪戾好利”和“不识礼”。但秦人并不以此为耻辱，反而公开反对礼仪教化，强调以法治国，富国强兵。《商君书·弱民篇》说：“今当世之用事者，皆欲为上圣，举法之谓也；背法而治，此任重道远而无马、牛，济大川而无舡、楫也；今夫人众兵强，此帝王之大资也，苟非明法以守之也，与危亡为邻；故明主察法，境内之民无辟淫之心，游处之士迫于战阵，万民疾于耕战。”［10］69商鞅在书中公开强调明修法度，振兴农业，强兵兴国。这正是秦人功利主义远甚于其他国家的表现。一切以成就“帝王”之业为终极目标。“秦孝公据殽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固守而窥周室，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3］278战国后期，秦王“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3］280得益于战功带来的切实利益，秦文化从一开始就带有与中原文化不同的倾向，那就是求实、求变、尚法、尚武，重实际利益。即使后来被纳入中原文化范畴，积极向中原文化靠拢，但秦文化从骨子里从未丢弃它的固有特征。正是因为商鞅的变法理论与这些特质相契合，他的理论才得以在秦国展开。而商鞅变法的种种措施，又很好地契合了秦文化的功利性，并把这种功利性推向顶峰，当然，这些措施在当时社会条件下具有很大的积极意义：摆脱中原地区旧文化的束缚，适应当时社会的发展变化，实行比较彻底的改革，使秦国日益富强，为日后统一大业奠定基础。但有些却矫枉过正，这是需要另行讨论的。无论如何，尚法重利的措施在当时社会条件下，具有极其积极的意义。(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