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继承了先秦时期保护生态环境和资源的思想，《史记》蕴含很多关于生态保护的理念，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保护生态资源

生态保护思想在古代有悠久的传统。黄帝时代“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体现出与自然相亲和的生态环境保护观念。夏禹时生态保护思想就更具体明确，“春三月，山林不登斧斤，以成草木之长；夏三月，川泽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而这种生态保护思想又被以后的商、周继承下来，据《大戴礼记·礼察》记载：“汤武置天下于仁义礼乐，而德泽洽禽兽草木。”《史记·殷本纪》的记载则印证这段话：“汤出，见野张网四面，祝曰：‘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网。’汤曰：‘嘻，尽之矣’乃去其三面。祝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乃入吾网。’”虽然这则材料未必确信，但仍可以看出生态保护观念深入人心。

夏商周三代的统治者十分重视对于自然环境的保护。夏朝就有“禹之禁”，严禁在不宜时间捕鱼。到周朝设置了分工相当细的管理机构，禁止破坏和损害生态的行为，引导合理开发山林川泽，以保护自然生物资源。例如“山虞”是“掌管山林之政令，物为之厉而为之守禁”；“迹人”是管理田猎禁令；“渔人”是管理捕鱼政令，“囿人”掌“囿游之兽禁，牧百兽”等等。周代在管理规定上也相当细致和严厉，西周时期曾颁布《崇伐令》：“毋填井，毋伐树木，毋动六畜，有不如令者，死无赦。”

2.节用自然资源

在《史记》中，司马迁明确倡导有节制地利用生态资源，反对掠夺性开发。《五帝本纪》所论“前轴心时代”先古圣王无不节制地开发和使用自然资源：（黄帝）节用水火材物；（帝颛顼）养材以任地；（帝高辛）取地之财而节用之。在《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中引范蠡的话“节事者以地”，司马贞《索隐》：“言地能财成万物，人主宜节用以法地，故地与之。”司马贞的解释强调人与“地”也就是人与自然的的关系，主张“以时顺休”，有节制地使用自然资源。这种解释似乎很符合司马迁的原意。墨子提倡“节用”“用财不费”，司马迁对之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强本节用，则人给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长，虽百家弗能废也”。即墨家主张务实节用，讲兴家富足的方略，这是墨子的长处，虽百家也不能废弃。司马迁称颂节俭的汉孝文帝，“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狗马服御无所增益”“治霸陵皆以瓦器”。晏婴以节俭力行重于齐，“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司马迁对之大加赞赏，“假令晏子而在，余虽为之执鞭，所忻慕焉。”钦慕之情溢于言表。

“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就可以最大限度掌控自然，实现人类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如果只顾眼前利益而采取杀鸡取卵、竭泽而渔办法，以“一时之务”损害“百世之利”，“刳胎杀夭则麒麟不至郊；竭泽涸渔则蛟龙不合阴阳；覆巢毁卵则凤皇不翔”，必然遭受到物种灭绝，无衣无食的惩罚。

3.顺应、尊重自然规律

“天育物有时，地生财有限”，如何才能保证生物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这是需要思考和解决的。英国自然科学家李约瑟认为，在中国人世界观中，人要在遵循、顺应自然客观规律基础上才能实现“天人和协”。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指出，“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纲纪，故曰‘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所谓“天道”“四时”，不仅不能“弗顺”，而且应当“大顺”。只有顺天时，遵循天时节律，则“四时之大顺”，弗顺则“则无以为天下纲纪”。《五帝本纪》记载，黄帝“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按照“时令”播种作物，驯养鸟兽蚕虫。《周本纪》说后稷“播时百谷”，公刘“复修后稷之业，务耕种，行地宜”，意即按自然规律节令耕作。司马迁认为生物都有自己固有的生长发育规律，人们只有按照自然的生态节律和动植物的生长特点，才能合理、有效地利用自然资源。(www.daowen.com)

4.兴修水利工程

司马迁非常重视水的作用，发出了“甚哉，水之为利害也”的感慨，写出了中国第一部关于水利的通史性的著作《史记·河渠书》。“水利”一词是司马迁最早创造的。他在《河渠书》中写道：“自是（指瓠子堵口）之后，用事者争言水利”，首次提出“水利”一词，并明确赋予“水利”一词以治水、导河、修渠、漕运、灌溉等专业内容。此后，“水利”一词约定成俗，沿袭至今。

《河渠书》从大禹治水的著名传说开始，一直记述到汉武帝时代黄河瓠子堵口共两千年间我国重要的江河水利建设史实。对各地兴建的灌溉工程和大江、大河防洪体系建设等都有系统的记载。据统计，“按河名（或地名）可考的约为25事；依工程技术分类，计有防洪6事、漕运3事、灌溉13事、漕运兼灌溉3事［5］”。大事如大禹治水、鸿沟运河的开凿、李冰修筑都江堰、西门豹引漳水治邺、郑国兴修郑国渠、郑当时兴修关中漕渠、番系兴修晋南水利、张汤言奏开凿褒斜运河、庄熊罴开凿龙首渠以及关中开凿六辅渠、灵轵渠等，还记述了黄河泛滥堵口抢险等。所涉及的河流有黄河、长江、淮河、济水、淄水、漳水、岷江、汉水、泾河、洛河、渭河、汾水、汶水等。

对秦以前的水事活动，司马迁在《河渠书》中主要记载了大禹治水，鸿沟、邗沟等运河开凿，李冰凿离堆而建成都江堰及西门豹引漳水灌农田等水事。对都江堰的记载是：“蜀守冰凿离堆，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中。此渠皆可行舟，有余则用灌浸，百姓飨其利。至于所过，往往引其水益用溉田畴之渠，以万亿计，然莫足数也。”李冰这一“功昭蜀道”的奇功，一是除沫水洪水之害，二是可以行舟水运，三是灌溉农田。

《河渠书》详细记述了郑国渠的修建过程。都江堰建成后，秦国日益强盛，东方诸国危如累卵，韩国首当其冲。秦国素好兴建工程，于是韩国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投秦所好，采取了所谓“疲秦”策略，派水利专家郑国做间谍，劝说秦国从中山（今陕西省泾阳县西北）以西凿渠引泾水至瓠口，沿北山（今关中平原北面泾、洛二河之间诸山）向东注入洛水（又称北洛河，在陕西北部），长三百余里，用来灌溉农田，欲使秦国消耗大量的人力、财力，无力东伐。秦果然中计，于秦始皇元年（公元前246年）动工。在渠道就要完工时，秦国识破韩国的计谋，要杀郑国。颇有胆识的郑国对秦王说：修此渠道虽使韩国推迟几年灭亡，却为秦国建万世之功。秦王以为有理，因而继续施工。经过十多年的努力，长达三百余里的渠道建成，郑国渠“用注填淤之水，溉泽卤之地”，即淤灌技术，填淤之水即富含有机质的多沙量河水，泽卤之地即盐碱地。郑国渠引泾水灌溉，实际上超出了一般灌水的意义，而具有改良盐碱地、施肥和灌水三重功效，使盐碱地一变而成为沃野。

中国是农业古国，推行重农政策，加之水旱灾害不断，统治者重视兴修水利工程。《史记》中描述了大量的水利工程，这些水利工程的兴修，不仅有助于当时生态环境的保护，并且为后世的生态保护提供了物质基础。例如郑国渠修建完成后，引带淤泥的水灌溉今陕西三原、高陵、泾阳、富平等地四万多顷（约合今二百八十余万亩），亩产高达一钟（约250斤），从此“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

总之，司马迁在《史记》有丰富的涉及地貌、气候、水文、土壤、动物、植物、灾异、天文等诸多方面关于自然的记载，传递出对于生态环境之作用和意义，以及人与生态环境之合理关系的自觉认识。提出了生态资源节用观、生态保护理念，在当时生产力水平整体落后，直接可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对维护大多数人的生存利益、保护生态资源，实现人类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产生过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