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生态环境指存在于人类社会周围的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产生直接或间接影响的各种天然形成的物质和能量的总体，是自然界中的生物群体和一定空间环境共同组成的具有一定结构和功能的综合体，且未受人类干扰或扶持，在一定空间和时间范围内依靠生物及其环境本身的自我调节来维持相对稳定的生态系统。由地理位置、地形地貌、土壤、气候、水文、植被、矿藏等自然因素相互作用而形成的。

1.气候、水文

气候一般是指一定地区多年的天气特征，或者说是指一个地方经过多年的观察、记录得到的概括性的气象情况。气候环境的优劣，直接影响到自然生态环境的水文、植被等因素，还影响到人类的生产活动。温暖、湿润的气候环境给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活动带来便利，而寒冷、干燥的气候会限制人类的活动。《史记》记载了大量的气候问题。

竺可桢先生的《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认为：“到了秦朝和前汉（公元前221年—公元23年）气候继续温和。”“司马迁时亚热带植物的北界比现时推向北方。［2］”根据竺可桢先生绘制的“五千年来中国温度变迁图”，秦及西汉时，平均气温较现今约高1.5℃左右。

《史记·货殖列传》描写当时经济作物的地理分布时说：“蜀汉江陵千树橘”“陈夏千亩漆”“齐鲁千亩桑麻”“渭川千亩竹”。橘、漆、竹都是亚热带植物，当时这些植物分布的地方已是现今该类植物分布的北界，有的甚至超出了北界。其中“渭川千亩竹”正是西汉时期关中地区自然景观的一大特色，也反映出当时这一地区气候较今温暖湿润，有类亚热带型。西汉王朝在今周至和户县一带的竹林，建立官竹园“竹圃”。《史记》中司马相如称宜春宫（今西安市南）是“览竹林之榛榛”，都说明当时关中地区的竹林分布之广。竹林当时已经成为关中人“坐以待收”的“富给之资”，以“竹竿万筒”为经营之本者，“此亦比千乘之家”。后来随着气候趋于寒冷，“渭川千亩竹”所述“天下陆海之地”景象再也看不到了。北魏郦道元著《水经注·渭水》称渭水流域的官竹园“竹圃”已废置，原有的竹林已尽成“田墟”，仅留有竹圃一地名了。

《史记·河渠书》记载：“河决于瓠子，东南注钜野，通于淮、泗。”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汉武帝亲临瓠子口（今濮阳西），率数万人堵塞已冲决二十三年的黄河决口。武帝“沈白马玉璧于河，令群臣从官自将军已下皆负薪决河”，先沉下白马玉璧祭河神，然后令将士负柴填堵，仍堵不住，最后“下淇园之竹以为楗”，即先采伐棋园之竹用为桩基固定堤岸，然后再用竹子削成的竹条编制成篱笆墙，两面篱笆墙内填以土石，用此法治水获得成功。可见当时河南濮阳附近一带的竹子是繁茂的，说明当时该地区的气候比现在要温暖湿润。

关于气象的观测，尽管当时科技落后，但有对气候及物候的观测和记载，为农业生产提供服务。如《史记·天官书》曾记载在冬至日“悬土炭”实验：“冬至短极，悬土炭。炭动，鹿解角，兰根出，泉水跃，略以知日至”，也就是说在冬至前三日，悬土炭于天平木杆两端，让两边轻重刚好平衡。到了冬至日，阳气至，炭那边就会重，而夏至日阴气至，则土重。《淮南子·天文》说明了这种仪器的作用：“燥故炭轻，湿故炭重。”

水文是指自然界中水的各种变化和运动的现象，是生态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能反映生态环境的某些变化。华北平原的湖泊在秦汉时期经历了扩张过程。有学者指出，“先秦至西汉时，河北平原的湖沼十分发育，分布很广”，“这些湖沼大多是由浅平洼地灌水而成的。因补给不稳定，所以湖沼水体洪枯变率很大。许多湖沼中滩地、沙洲和水体交杂，湖沼植物茂盛，野生动物如麋鹿之类大量生长繁殖。［3］”秦汉之际的历史记载中，多见有关“泽”的历史记录。陈涉暴动，起事大泽乡，乡名“大泽”，不会和“泽”没有一点关系。《史记·高祖本纪》记载了刘邦“到丰西泽中”“止饮”，随即又“夜径泽中”斩蛇的故事，是“丰西”有“泽”。又《史记·魏豹彭越列传》说彭越“常渔巨野泽中，为群盗”。则是有关“巨野泽”的记载。项羽在垓下决战中走向最终的失败，也曾经有“陷大泽中，以故汉追及之”的遭遇。

可知当时黄河下游及江淮平原，多有“泽”的分布。湖泽的密集，是当时黄淮海平原显著的地貌特征之一。邹逸麟曾据文献资料，得知周秦以来至西汉时代，黄淮海平原上见于记载的湖沼有46处，其中河北平原11处，黄淮平原33处，滨海地区2处。有学者指出，事实上古代黄淮海平原上的湖沼，远不止此。此为确论。

2.土壤、植被

《史记》的《夏本纪》中记载了天下土壤状况。

冀州：……其土白壤。赋上上错，田中中。常、卫既从，大陆既为。鸟夷皮服。夹右碣石，入于海。

济、河维兖州：……其土黑坟，草繇木条。田中下，赋贞，作十有三年乃同。其贡漆丝，其篚织文。浮于济、漯，通于河。

海岱维青州：……其土白坟，海滨广潟，厥田斥卤。田上下，赋中上。厥贡盐絺，海物维错，岱畎丝、枲、铅、松、怪石，莱夷为牧，其篚酓丝。浮于汶，通于济。

海岱及淮维徐州：……其土赤埴坟，草木渐包。其田上中，赋中中。贡维土五色，羽畎夏狄，峄阳孤桐，泗滨浮磬，淮夷蠙珠臮鱼，其篚玄纤缟。浮于淮、泗，通于河。

淮海维扬州：……三江既入，震泽致定。竹箭既布。其草惟夭，其木惟乔，其土涂泥。田下下，赋下上上杂。贡金三品，瑶、琨、竹箭，齿、革、羽、旄，岛夷卉服，其篚织贝，其包橘、柚锡贡。均江海，通淮、泗。

荆及衡阳惟荆州：……其土涂泥。田下中，赋上下。贡羽、旄、齿、革，金三品，杶、榦、栝、柏，砺、砥、砮、丹，维箘簬、楛，三国致贡其名，包匦菁茅，其篚玄纁玑组，九江入赐大龟。浮于江、沱、涔、汉，逾于雒，至于南河。

荆河惟豫州：……其土壤，下土坟垆。田中上，赋杂上中。贡漆、丝、絺、纻，其篚纤絮，锡贡磬错。浮于雒，达于河。

华阳黑水惟梁州：……其土青骊。田下上，赋下中三错。贡璆、铁、银、镂、砮、磬，熊、罴、狐、貍、织皮。西倾因桓是来，浮于潜，逾于沔，入于渭，乱于河。(www.daowen.com)

黑水西河惟雍州：……原隰厎绩，至于都野。三危既度，三苗大序。其土黄壤。田上上，赋中下。贡璆、琳、琅玕。浮于积石，至于龙门西河，会于渭汭。织皮昆仑、析支、渠搜，西戎即序。

《夏本纪》采录了《尚书·禹贡》的大部分内容，《禹贡》是先秦文献中最早的地理著作之一，其主要内容是“别九州”“任土作贡”。大禹在调查了中国的九州大地的国土资源以后，分割了九州的地界，划分了土壤等级，制定田赋和土贡，并且指出天下土壤特性。

第一，描述土壤形态

《禹贡》分天下为九州：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雍州。所对应的土壤名称分别是白壤、黑坟、白坟、赤埴坟、涂泥、涂泥、壤与坟垆、青黎、黄壤等。如果去掉颜色的差别。《禹贡》中实际记载了壤、坟、涂泥、垆、青黎等五种土壤类型。

壤土是九州中最好的土地，分布在冀州、豫州和雍州，陈恩凤先生在其著作《中国土壤地理》中，经过考证后认为即分布在今天的河北、山西、河南、陕西等省境内。

坟分布在兖州、青州、徐州，陈恩凤先生认为即今天的山东西部、山东半岛、苏北及安徽、山东边区。

涂泥是一种湿地土壤。涂泥分布在扬州和荆州，陈恩凤先生认为荆扬为今之湖南、湖北、江苏、浙江、皖南，乃我国主要湿土分布所在，正相吻合。

垆主要分布于豫州。青黎分布于梁州，即今之四川。

第二，划分了土壤的等级

九州的土壤按土壤肥瘠程度又分为上、中、下三等，每等又分上、中、下三级。计三等九级。最高一等为“上上”，最低一等为“下下”。雍州为田上上、徐州为田上中、青州为田上下、豫州为田中上、冀州为田中中、兖州为田中下、梁州为田下上、荆州为田下中、扬州为田下下。

在《夏本纪》》按照九州的区域划分对土壤进行分类，有的州也略带介绍了适宜生长的植物。但并没有明确不同土壤条件下农产品差异。这一点，《史记·货殖列传》中描述了不同地区农产品的不同。《史记·货殖列传》把全国划分为四个不同的经济区域，即山东、山西、江南和碣石龙门以北。淮河以北的关中、三河、燕、齐、邹鲁、梁宋等地种植五谷，齐、邹鲁兼种桑麻，而巴蜀、三楚种植水稻等等。

植被是覆盖地表的植物群落的总称，中国土地面积广，聚全了五种地貌：高原、草原、平原、山地、盆地，且这几种地形都有相应的植被。《史记·货殖列传》描写“安邑千树枣；燕、秦千树栗，蜀、汉、江陵千树桔，淮北、常山以南、河济之间千树荻，陈、夏千亩漆，齐、鲁千亩桑麻，渭川千亩竹”，这里讲到华北一带的经济林木这种植被。司马迁认为经营这些经济林的“素封”之家，“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其收入可以比食邑千户的封君。

据史念海先生在《历史时期黄河中游的森林》中考证，西周春秋时期，以关中平原的森林最为繁多。《史记·周本纪》说武王灭商后，“纵马于华山之阳，放牛于桃林之虚”。《史记集解》引孔安国语：“桃林在华山东。”《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桃林在陕州桃林县西。山海经云‘夸父之山，其北有林焉，名曰桃林，广员三百里，中多马，湖水出焉，北流入河也’。”“桃林之虚”暗示桃林一带有过繁华的历史。桃林在今陕西潼关，迤东且至于河南灵宝。这个桃林曾长期成为要塞。

3.灾异

《史记》记载了大量的自然现象和自然灾害。

《史记》描写的自然现象主要有日食、陨石、太阳黑子的活动以及流星等等。如鲁庄公七年，“夏，恒星不见，夜明也。陨石如雨，与雨偕也”。天琴座流星群是古老的流星群之一，出现在每年的4月20日到24日。据学者考证，中国古代关于流星雨的记录，大约有180次之多。其中天琴座流星雨记录大约有9次，鲁庄公七年是有天琴座流星群的最早记录。《左传》和《公羊传》，都记载了公元前687年3月16日的流星群现象。秦厉共公十年“彗星见”；秦始皇七年“彗星见北方西方，夏太后薨。蒙骜死”则是关于哈雷慧星的最早记录。

《史记》记载的自然灾害种类繁多，主要有旱灾、水灾、蝗灾、地震、风雪霜灾等，且比较频繁。如《十表》有关地震自然现象的记载，总共有7条：如：秦武王二十七年，“击赵，斩首三万。地动，坏城”。如《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帝十五年“地动”；秦始皇帝十七年（公元前230年）“地动，……民大饥”；如《史记·周本记》记载：“周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阳甫作了最早的地震成因论述：“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蒸，于是有地震。”“是岁也，三川竭，岐山崩。”如《史记·赵世家》：“（赵王迁）五年，代地大动，自乐徐以西，北至平阴，台屋墙垣太半坏，地坼东西百三十步。”其他旱灾、水灾、蝗灾等等非常频繁。秦始皇帝四年“蝗蔽天下”；《史记·秦始皇本纪》“十月庚寅，蝗虫从东方来，蔽天。天下疫”；秦始皇帝十一年“当是之时，天下大旱，六月至八月乃雨”；秦始皇帝二十一年“大雨雪，深二尺五寸”；秦始皇帝三十一年“米石千六百”；《史记·匈奴本纪》记载，天灾使匈奴人民死者什三，畜产什伍。

自然灾害的发生有自然的因素，如太阳黑子的活动，气候的变化特别是急骤变化等。太阳黑子活动强时，气温偏低，甚至会出现严寒。竺可桢认为：“日中黑子之多寡，与地球温度有密切之关系，已成科学家之定论。凡日中黑子多，则地面温度低降，黑子少，则地面温度增高。”自然灾害的发生也有人为的因素，如人类的政治、经济行为：发展农业、畜牧业、大兴土木工程、战争等。汉代的自然灾害频繁，绝大部分是人为因素造成的，正如经济史学家傅筑夫先生所说：“是人祸，不是天灾，是自然生态平衡被破坏的结果。即森林被砍伐、荆棘棒莽被铲除、荒草原野被开垦，造成植被覆盖率迅速减少，大地裸露日益严重，水土日益流失和日益沙漠化，于是旱则赤地千里，黄沙滚滚；潦则洪水横流，浊浪滔天。这才是灾害频仍、饥馑荐臻的根本原因。［4］”由自然因素引发的自然灾害会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主要表现为劳动力的减少，导致土地荒芜，而长期的干旱会导致植物资源缺乏水分而枯死；蝗灾也会破坏植物，多种灾害的并发会导致生态失衡。而由人为因素引起的生态环境的破坏会引发自然灾害。自然灾害对人类的影响比较深，如流民问题严重、百姓流离失所、饿殍遍野、社会动荡不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