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辞赋创作上，扬雄是继司马相如后又一位蜀郡辞赋大家，赋作多有模仿司马相如和屈原。扬雄《法言·吾子》篇中曾谈论到自己对赋体创作有着“少而好赋”到“壮夫不为”的转变，对宋玉、枚乘等人赋作的评价中提出“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的赋体批评准则。

扬雄非常崇敬屈原和司马相如，将他们的赋作背得滚瓜烂熟。青壮年时期的扬雄在思想上表现出积极入世的倾向，亦将献赋之举视为参与政治活动的一种方式，所以他的大赋在铺陈赞美的同时，其讽刺意义也更加明显。四大赋及各自的序文即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

而进京之后，扬雄的辞赋观渐渐发生变化，“尚用”开始成为其辞赋创作的主旨之一。首先，他认为赋体的铺张扬厉与辞藻丽靡反而影响了作品劝谏的效果，“必推类而言，极丽靡之辞，闳侈巨衍，竞于使人不能加也”。其次，更加重视辞赋的讽谏功能。“丽以则”体现了赋体丽辞为赋体讽谏服务的赋体创作原则，而“丽以淫”则是对赋体创作偏离这一准则的批评。基于此，他自己“于是辍不复为”。而他所辍不复为的“赋”，正是专门针对大赋而言的，即是他在《法言·吾子》中所说的“丽而淫”的“辞人之赋”。

为了使二者达到一种平衡的状态，使文章华实相符，扬雄提出了“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的辞赋论。“诗人之赋”指的是屈原的骚赋，“辞人之赋”指的是宋玉的赋，“则”是指文章合乎法度，“淫”则指辞赋文饰过盛，显得虚浮。贾谊、司马相如的辞人之赋虽然有正确的道德原则和经世致用的劝讽目的，但是铺张过分，对讽谏劝谕没有太大的作用，但是依然不能够为统治者所用，起不到应有的作用。扬雄认为，屈原的楚辞辞采华茂，合乎儒家的标准，可谓法则，而枚乘和司马相如的散体大赋则是铺张过分，对讽谏劝谕没有太大的作用，这个观点，在当时很具有进步意义。(www.daowen.com)

此外，我们注意到，扬雄在《法言·吾子》中还有这样的表述：“或问：吾子少而好赋？曰：然。童子雕虫篆刻。俄而曰：壮夫不为也。”［6］45将赋视为“雕虫”之技，对此，笔者有如下看法：

其一，扬雄认为汉赋的创作并非难事，同于“童子雕虫”。汉赋的发展到后期，铺排描述发展到极致，词汇的堆叠、四面八方的穷尽罗列成为基本形式，与童子的蒙学识字、认识八方并无二致。任何接受过教育，具有识文断字基本能力的文士都可以在前人作品的指引下，作出同类的文章，不足夸耀。

其二，赋之讽谏无法真正实现其目的，其作用微乎其微，故而作者无奈视之为“壮夫不为”。这其中多少包含扬雄本人对赋之讽谏作用的否定。有汉一代，赋的创作蔚为大观，汉赋作家层出不穷，但赋作或成为士大夫、文人的逞才之工具，赋家也常被视为俳优一类的人，帝王喜读其作，但全然无视其中的讽谏内容，赋和赋家都没能阻挡山河日下的颓势，此一“壮夫不为”实是凄凉之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