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生追求方面，中国文化具有内敛性。除老子力主“清净无为”外，孔子的“吾与点也”也宣扬了一种“足乎己，无待于外”的人生态度，孟子的“收其放心”以及庄子的“物物而不物于物”就是从不同侧面对这种人生态度的弘扬。禅宗汲取了中国文化固有的“无为”的精神，把闲适上升到宇宙自然规律的高度来把握。“一旦无常万事休，忙什么？”禅宗要求做无心人、无事人、无求人，进入一种闲而又闲的舒适境界。这就是禅宗的闲适境界，是禅宗人生态度的一个重要方面。《五灯会元》卷2记载福州雪峰慧忠禅师语录有“万法本闲人自闹”，万事万物本来清净无事，只不过是人自己在刻意制造喧闹忙碌罢了。所以禅宗要求人们“无心于事，无事于心”（《景德传灯录》卷14宣鉴禅师语录），要“无所求”，因为“求佛失佛、求道失道”（临济义玄禅师语录）。《楞严经》卷4记痴人照镜，见镜中头影，反认为自己本头已丧失，狂乱奔跑，四处寻觅。比喻以虚妄之心来向外寻求，便会为幻境所迷。“一翳在目，千花竞飞；一妄动心，诸尘并起。”（《宗镜录》卷54）正如偈语所谓“贪观天上月，失却掌中珠”“贪他一粒粟，失却半年粮”。所以南宗禅反对坐禅，认为“人皆有佛性”，自家宝藏，人人具足，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不假外求。“不识自家宝，随他认外尘。日中逃影质，镜里失头人。”（《颂古联珠通集》卷13）“碧波深处钓鱼翁，抛饵奔丝力已穷。一棹清风明月下，不知身在水晶宫。”（《五灯会元》卷3）

记南岳怀让禅师教诲江西马祖道一“磨砖安能作镜？坐禅岂能成佛？”白居易中年时期与惟宽、智常交游，晚年又师从如满禅师，洪州宗怀让禅师的语录对他影响极大。《白氏长庆集》卷25《感悟妄缘，题如上人壁》说：“弄沙成佛塔，锵玉谒王宫。彼此皆儿戏，须臾即色空。有营非了义，无著是真宗。兼恐勤修道，犹应在妄中。”即破除“我执”与“法执”，主张“无著”、反对“有营”，并认为“勤修道”即是“妄”，这是对南宗禅闲适境界的极好诠释。白居易受南宗禅闲适境界的影响，以“平常心”面对生活，就是“要眠即眠，要坐即坐，热即取凉，闲即向火”（《五灯会元》卷4景岑禅师语录）、“饥来吃饭，困来即眠”（《景德传灯录》卷6慧海禅师语录）。禅宗偈语有“白日腾腾随分过，更嫌何处不风流”“吃茶吃饭随时过，看山看水实畅情”“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本性谦退的白居易充分地认识到了闲居的快乐：“身心一无系，浩浩如虚舟。富贵亦有苦，苦在心危忧。贫贱亦有乐，乐在身自由。”（《咏意》）白居易的闲适，建立在一种乐天知命、知足保和的基础上，是他“独善其身”思想的必然发展。“通当为大鹏，举翅摩苍穹。穷则为鹪鹩，一枝足自容。”（《我身》）古谚有“广厦三千，夜眠八尺”，佛典有“弱水三千，唯取一瓢小饮”，都在白居易身上有明显体现。进入晚年，白居易在诗中反复吟咏：“渐老渐谙闲气味，终身不拟作忙人。”（《对镜》）“委形群动内，任性一生间。洛下多闲客，其中我最闲。”（《登天宫阁》）白居易中老年闲适诗是他经历了多年宦海波澜，深谙世味人情之后所作，其诗“似癯而实腴”“似浅而实深”，包含着一种莫可名状的被压抑的激愤，表面的风平浪静并未能完全掩盖住最深处激荡盘旋的情感的洪流，这正是白居易闲适诗的独特的魅力所在。白居易以太子宾客分司洛阳时所作诗较多地表现出这种心态，如：“谪居终带乡关思，领郡犹分邦国忧。争似如今作宾客，都无一事到心头。”（《思往喜今》）“天教荣启乐，人恕接舆狂。要路风波险，权门市井忙。世间无所恋，不是不思量。”（《分司洛中多暇》）晚年致仕后所作诗，其激愤之情依然明显，如：“巧者焦劳智者愁，愚夫无喜亦无忧。网外老鸡因断尾，盘中鲜脍为吞钩。谁人会我心中意，冷笑时时一掉头。”（《感所见》）“不入公门慵敛手，不看人面免低眉。……心未曾求过分事，身常少有不安时。此心除自谋身外，更问其余尽不知。”（《自问此心，呈诸老伴》）(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