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能创立中国禅宗，宣称“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直指人心，顿悟成佛”。标榜佛性平等，无南北之别与贵贱贫富之分，并且明确宣称：“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坛经》）不必以人生为苦海，以彼岸为乐境，乐与不乐只是“悟”与“迷”之别，所以不必苦苦追寻西方极乐世界，若能顿悟，自心清净，就能“随所住处恒安乐”，这就是南宗禅的家常境界。“随所住处恒安乐”的思想对白居易的影响最大，成了贯穿他整个创作的重要思想线索，是白居易一生用舍行藏的指导思想。贞元十九年，初授秘书省校书郎时，他说：“门严九重静，窗幽一室闲。好是修心处，何必在深山？”（《禁中》）并劝阻他的朋友归隐：“人间有闲地，何必隐林丘？”（《赠吴丹》）正如东方朔“避世金马门”一样，九重宫禁之中成了他理想的避世隐居之所。在被贬江州司马时，他说：“庐烟岂异终南色？湓草宁殊渭北春？此地何妨便终老，匹如原是九江人。”（《九江春望》）“匡庐便是逃名地，司马仍为送老官。心泰身安是归处，故乡可独在长安？”（《重题》）晚年，白居易的这种随分安逸、知足保和的心理更趋强烈。担任苏州刺史时，他说：“共闲作伴无如鹤，与老相宜只有琴。莫遣是非分作界，兼教吏隐合为心。”（《郡西亭偶咏》）分司洛阳时，他说：“身闲当贵为天爵，官散无忧即地仙。”（《池上即事》）在职时，他说：“谁知不离簪缨内，长得逍遥自在心。”（《菩提寺上方晚眺》）致仕后却说：“适情处处皆安乐，大抵园林胜市朝。”（《谕亲友》）所以，晚年的白居易既不置身于朝堂，也不退隐于乡野，而是自58岁起，即长期隐居于洛阳履道里。他对朋友也是对自己说：“进不趋要路，退不入深山。深山太劐落，要路多险艰。不如家池上，逸乐无忧患。”（《闲题家池寄王屋居士》）白居易晚年作《在家出家》：“衣食支分婚嫁毕，从今家事不相仍。夜眠身是投林鸟，朝饭心同乞食僧。清唳数声松下鹤，寒光一点竹间灯。中宵入定跏趺坐，女唤妻呼多不应。”白居易在家修行的理论依据是《坛经》所记的六祖慧能语录：“若要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法原在世间，于世出世间，勿离世间上，外求出世间。”禅宗反复向人说明，平常心既是道，佛法就在日常生活中，东家儿郎，西家织女，斜街曲巷的艺人，挑水劈柴的僧侣，日出而作的农夫，倚门卖笑的娼妓，都可以悟道成佛。这便是中国禅宗的世俗化，在最低层次上极力迎合普通民众最世俗的精神欲求，廉价地抛售天国的门票。南宗禅一扫向外寻求的意愿，主张内照式修道，将修行与生活一体化。前人称“元轻白俗”，白居易的俗，不止是表现在诗歌外在形式的浅俗，更多的表现在诗歌的内在境界的浅陋凡庸。像陶渊明一样，他并不讳言出来作官是为了谋取衣食之资，并且承认之所以长期羁延于仕途，是因为儿婚女嫁等“俗事”。在这种浅俗层面上，白居易为擢升而喜，为贬谪而悲，官高则感皇恩浩荡，禄厚则喜衣食无忧。宋人对白居易的浅陋凡庸多有批评，洪迈《容斋随笔五笔》卷八“白公说俸禄”条，收集了白诗中数十次不厌其烦地记下当时自己的具体俸禄数目，朱熹尖锐地批评白居易“诗中凡及富贵处，皆说得口津津涎出”（《朱子语类》）。唐宋诗人中，恐怕再也找不出第二人像白居易一样如此系念衣食与自我的。初入仕途不久，他说：“人生百岁期，七十有几人？浮荣及虚位，皆是身之宾。唯有衣与食，此事粗关身。苟免饥寒外，富贵如浮云。”（《初除户曹，喜而言志》）中年任职时，他说：“病惬官曹静，闲惭俸禄优。琴书中有得，衣食外何求？”（《履道新居二十韵》）晚年退居洛阳时，他说：“饱餐为日计，晚睡是身谋。名愧空虚得，官应止足休。”（《想东游五十韵》）一直到临终前不久作的《读〈道德经〉》，再次用浅俗的语言表现了他的贵生的思想：“金玉满堂非己物，子孙委蜕是他人。世间尽不关吾事，天下无亲于我身。只有一身宜爱护，少教冰炭逼心神。”白居易诗中自甘平庸与凡俗的人生意识，是对道家贵生理论的继承，更是禅宗“道不舍日用应缘处”的人生态度的具体表现。(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