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肮脏的地方干净地活着”是贾平凹《高兴》后记之一《我和高兴》中所说的。这也正是贾平凹《高兴》所要表达的意思。刘高兴在西安城的困境中迸发出来的顽强精神体现了《高兴》的厚重。流落都市的拾荒者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在城市中艰难地生存。当生存意味着艰辛，生活体现为痛苦的时候，面对《高兴》，“高兴”从何而来？当然，“贾平凹热爱艺术主要的并不是因为艺术具有一般的娱乐功能，不是因为艺术可以给予人以浅层的精神怡悦。贾平凹热爱艺术是因为只有艺术最便于伸展和泄导他的生命意识，使他得到生命体验。他是以生命体验拥抱艺术的。”［5］《高兴》中，“我们”生活的大环境是千年历史文化古城西安，小环境则是肮脏的“破烂世界”。“我们”虽然身处垃圾世界，操持贱业，但“我们”活得踏实、淡然、潇洒而快活。

1.刘高兴：“泥塘里长出来的一枝莲”

在这个喧嚣杂乱物欲横流的社会里，利欲熏心和虚伪必定导致精神的极度贫乏和失落。蝇营狗苟，我们习以为常，沉重的肉身活得高贵而嚣张，灵魂却活得卑劣到龌龊，我们心安理得。“‘重物质，轻精神’，‘一手软，一手硬’，已成了时代的严重偏颇。人类已经因此坠落了自己的生存的境界和人性的品位，并且，由于精神的昏睡，多数的人们对此仍然浑浑噩噩，一无所知。”［6］刘高兴对自我精神方面的某些东西的追求深化了其内涵，他追求的正是被都市人遗弃了的精神层面的东西。“不能有恨，恨了就更难在西安生活。”这是刘高兴说给五福听的，同时也是说给他自己的。要在西安这个大城市生活，不能有恨，要爱！刘高兴真诚地热爱这个城市。他是怀揣着梦想和希望来到西安城的，也曾用畏怯、呆滞的目光打量这个五彩缤纷的世界。他或蹬着三轮车或拉着架子车，走街串巷，提着蛇皮袋子，拿着一把铁钩，一双长满老茧的手，在散发着酸臭味的垃圾桶里，翻翻拣拣，在肮脏的垃圾桶里“刨食”。当刘高兴为捡到的三个空易拉罐而心情愉快的时候，旁边的小孩告诉他，“不要动垃圾，垃圾不卫生”，一个穿着长裙扭动着水蛇腰的漂亮女人经过身边，一边走一边手在鼻子前扇动。然而，垃圾是他们的“粮食”，他们以此为生。是的，垃圾有味不卫生，但拾破烂并不妨碍他们理直气壮、干干净净地活着。正如刘高兴所说：“咱是拾破烂的，咱不能自己也是破烂。”“我刘高兴不是随便的人，我随便了就不是人。”“你瞧那草，大树长它的大树，小草长它的小草，小草不自卑。”他那宽广、坚忍、包容一切的性格，使他“越是活得沉重，也就越懂得轻松，越是活得苦难，他才越要享受着快乐”。刘高兴满脸的汗水，一身的疲惫，卑微如草芥却坚忍地活着。

在底层民众的群体心理上，自然选择传统的民间道德，他们善良、仁爱、诚实、淳朴、讲义气。但是，这些远不足以使他们在生活的重压下自适自足，在他们承受苦难承认命运不可更改的同时，对生活的未来仍然存有微薄而廉价的希望。乐观的心态让他们看淡了生活所带给他们的苦难，从而也理所当然地将那些苦难作为生活本身的一部分去接受。如此一来，生命力即被磨砺得更加坚韧。生命的本真与价值并没有在卑微庸碌中削弱，精神尊严和内心的道德秩序在贫瘠困窘中坚定地维持着。漂泊是行者的宿命，他们在宿命与挣扎中变得坚韧，在坚韧中享受生命的自在与生活的意趣。然而，他们的内心却隐藏着不为人知的感伤、落寞与悲凉。刘高兴身上有着中国农民与生俱来的淳朴与善良、豁达与乐观。他说“我刘高兴要高兴着，并不是我就没有烦恼，可你心中有乌鸦在叫也要有小鸟在唱呀”！他坚持哭着过不如笑着活。显然，刘高兴不同于梁晓声笔下的陈奂生，他不是一个沉闷、抑郁、消极等待的观望者。

当生命的尊严和人性的芬芳被世俗物欲不断吞噬的时候，贾平凹却从刘高兴朴素的生存状态中找到了人性中失落的醇芳，进而升华出了对生命的敬畏与悲悯。《高兴》给卑微生命以人性的关爱。刘高兴得不到高兴却依然高兴着。在肮脏的地方，他干净地活着，并且活得纯粹而高贵。他用精神的纯洁来超脱充满宿命的苦难的轮回。刘高兴将卑微如尘的生命活得光彩照人，他让我们在那无尽的垃圾堆里嗅出了人性的芳醇与清香。(www.daowen.com)

2.孟夷纯：用肉体超度和接济男人的“锁骨菩萨”

前面我们说过，刘高兴拾破烂的生活并不妨碍他理直气壮、干净清白地活着，同时也不妨碍他对爱情的向往。刘高兴在清风镇提亲受挫后，吹了三天三夜的箫，大有“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之感。他买了一双高跟鞋，来到西安城里寻找他的爱情。他坚信“能穿高跟尖头皮鞋的当然是西安的女人”，这样高跟鞋在《高兴》里便成了一个浪漫爱情故事的隐喻。高跟鞋象征着优雅、高贵和富裕的生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高跟鞋是刘高兴渴求爱情圆满、生活幸福的慰藉和支撑。刘高兴终于找到了高跟尖头皮鞋的主人——孟夷纯。

孟夷纯是进城打工的另一类，哥哥被人杀害，父亲因此而病死。因为当地穷，想让警察追凶，她必须承担办案经费，所以到西安来打工。她“在饭馆里洗过碗，也做过保姆”，挣来的钱却只能维持她自己的生活。认识美容美发店的老板后，“老板知道了我的遭遇，鼓动我出了台”，挣来的钱，她一次次地寄给了当地的派出所。“明明知道她是妓女，我怎么就要爱上？”刘高兴这个拾荒者爱上了西安城里的女人，他并不鄙视妓女，他肯定孟夷纯的清白，相信她只是处境不好，认为她是污泥里生长出的荷花。

“在小说中她是作为刘高兴的对应物出现的，构成他城市理想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由‘高跟尖头皮鞋’引出并贯穿始终，承载着作者一贯的‘男/女’主人公的情感线索。作者对这一人物塑造也不含任何邪恶成分，反而把她当成观音菩萨的化身，闪烁着纯净高贵的光辉”。［7］她的出现安定了刘高兴那颗压抑着的浮躁的心。“这一次见面，我再一次认定了孟夷纯真是我的菩萨，原来我给她送钱并不是我在帮助她，而是她在引渡我”。锁骨菩萨是做妓的，菩萨又都是圣洁的，孟夷纯在刘高兴心中正是那用肉体超度和接济男人的锁骨菩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