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游有《梦入禅林，有老宿方升座，或云通悟禅师也》：

“尘埃车马何憧憧，獐头鼠目厌妄庸。乐哉梦见德人容，巍巍堂堂人中龙。举头仰望太华峰，摄衣欲往路无从。忽然梦断难再逢，空记说法声如钟。”［1］p56

在重述梦境的意义上，这首诗有清晰的修辞层次，首先是一种厌世的姿态，其次是梦入禅林的喜悦，最后是梦断之后的遗憾和空寂，而诗歌本身清晰的修辞层次依旧呈现出的仙凡并置的对立空间。

如果回溯“梦游华山诗”的书写传统，至少在原初意义上，仙凡并置的空间未必一定是对立的，如曹操的《气出唱》（其二）：

“华阴山，自以为大。高百丈，浮云为之盖。仙人欲来，出随风，列之雨。吹我洞箫，鼓瑟琴，何誾誾！酒与歌戏，今日相乐诚为乐。玉女起，起舞移数时。鼓吹一何嘈嘈。从西北来时，仙道多驾烟，乘云驾龙，郁何蓩蓩。遨游八极，乃到昆仑之山，西王母侧，神仙金止玉亭。来者为谁？赤松王乔，乃德旋之门。乐共饮食到黄昏。多驾合坐，万岁长，宜子孙。”［1］p3-4

在曹操那里，仙界全面介入到世俗的享乐之中，或者仙界直接就是世俗享乐的另一种形态。与陆游相比，依旧是仙凡并置，但两者之间是契合的。这种契合的原因应该不是来自于对仙界的想象力的差异，而是古代士人政治责任感的质地发生了变化。曹操的《秋胡行》也与华山有关，而且表达出的依旧是类似于陆游“梦游华山诗”的双重意趣。

“愿登泰华山，神人共远游。经历昆仑山，到蓬莱。飘遥八极，与神人俱。思得神药，万岁为期。歌以言志，愿登泰华山。

天地何长久！人道居之短。世言伯阳，殊不知老；赤松王乔，亦云得道。得之未闻，庶以寿考。歌以言志，天地何长久！

明明日月光，何所不光昭！二仪合圣化，贵者独人不？万国率土，莫非王臣。仁义为名，礼乐为荣。歌以言志，明明日月光。(www.daowen.com)

四时更逝去，昼夜以成岁。大人先天而天弗违。不戚年往，忧世不治。存亡有命，虑之为蚩。歌以言志，四时更逝去。

戚戚欲何念！欢笑意所之。壮盛智愚，殊不再来。爱时进取，将以惠谁？泛泛放逸，亦同何为！歌以言志，戚戚欲何念！”［1］p3

《秋胡行》从魏晋时代习惯性的“愿登泰华山”的句式开始对仙界的想象，所使用的意象也多来自道教传说，但其最后旨归则在于忧世不治，爱时进取。在古典贵族政治时代，士人的政治责任感与个体生命的慰藉两者之间是统一的，那个时代的政治依旧关心的是正当的生活方式如何形成，但是，经过漫长的中古时代，特别是经过唐宋之际的文化转型，中国古代社会的世俗化进程突然加速，古典贵族政治最终坍毁，而何谓正当的生活方式就不再是政治生活的主题，而是个体心性的境遇性选择。正是因此，仙凡并置的对立空间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与陆游近乎同时代的赵秉文也有《梦登华山》：

“梦登莲华峰，举手摩青天。道人洗我心，相与掬飞泉。风吹青霞佩，飘若云中仙。下视尘世人，扰扰纷腥羶。直欲叫苍穹，生灵日熬煎。安得侧仙掌，狂澜回百川。一洗胡羯尘，万骑还全燕。功成不受赏，弃之若浮烟。金膏换绿发，玉液炼丹田。金丹如可冀，脱屣区中缘。闲寻碧玉调，朗咏青苔篇。还骑双白鹤，飞下青山巅。”［2］p59

赵秉文梦登华山巅峰，掬泉洗心。这是一个象征性的动作，是对尘世的弃绝，而更重要的是此后尘世作用于个体感觉而形成的影像，“扰扰纷腥膻”。如果说陆游的近似表达还可以从宋金对峙的种族政治的意义上理解，而对于赵秉文来说，种族政治意义则是不存在的，因此，“扰扰纷腥膻”的味觉感知或许表达的就是一种不自觉的认知态度，是对尘世的厌倦。但单纯的厌世会导致道德犬儒主义，会遏制个体感觉的发展，会促使士人群体乡愿化。在儒教传统的影响下，古代士人对此是有所警觉的，于是就有了“功成不受赏，弃之若浮烟”的个体选择。这种选择切断了世俗政治的功利主义追求，同时也保证了古代士人的厌世姿态可能拥有的优雅。但正如庄禅美学始终是古代士人优雅姿态的精神根基，它所强调的瞬间顿悟其实充满着机缘论的色彩，因此，全然依赖个体心性的境遇性选择才能期望正当的生活方式，这里隐含着根本性的悖论。

作为对这种悖论的回应，朱元璋的《梦游西岳文》则是暗示出另外的可能。朱元璋的《梦游西岳文》是对《庄子》“华封三祝”寓言的重写，它提出的另外可能则是个体如何自由面对俗世，如何自由面对华封人所承诺的“富”“贵”和“多子孙”。明清之后的士人群体正是围绕这个问题展开自己的生命实践，建构自己的生活世界，但他们必须面临更加严峻的历史考验。

华山入梦及其重述，自然不局限于中国诗史，也不局限于曹操、阮籍、陆游、赵秉文等少数诗人，但是，在受限定的视野中讨论华山入梦的叙事可以使我们更充分的理解古代士人在建构自己的生活世界时所面临的困境，而其意义还不完全局限于此。

梦境重述始终是期望完成关于潜意识世界的叙事。古代梦书所载往往可以看做类型化的文化病理学标本，如《隋志》著录《梦书》残卷所说，“梦见君［临］高者，富贵。梦见上山，所求皆得”。［2］p25在这里，梦兆与释梦构成的照应显示出山岳在一般意义上的隐喻内涵，不过，所求皆得未必就是个体欲望的虚幻满足。如果从另外一面去看，山岳在古典文化中又始终与“仁者”的德性追求有关，在根本的意义上，“仁者”的德性追求就是不役于物，但也不屈于物。因此，所求皆得应该正是中国古代士人政治责任感的体现，也是中国古代哲学的最后皈依。在这种背景下，理解陆游的“梦游华山诗”就有了另外一层意味。陆游的确在仙凡对峙的叙事结构中表达出古代士人厌世的优雅，表达出对仙界的向往，而其背后则是对死亡的恐惧。因为当何为正当的生活方式仅仅是个体心性的境遇性选择时，死亡就成为对个体选择的所有可能性的终极否定。这正是中古以下中国文化面临的根本问题，西学东渐，爱智慧和学习死亡作为西方哲学的基础理念构成对中国本土思想的启示，然而如何从本土立场吸收整合这种启示，则是迄今还没有完成的文化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