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象是客观的，它不依赖人的存在而存在，也不因人的喜怒哀乐而发生变化。但是物象一旦进入诗人的构思，就带上了诗人主观的色彩。这时它要受到两方面的加工：一方面，经过诗人审美经验的淘洗与筛选，以符合诗人的美学理想和美学趣味；另一方面，又经过诗人思想感情的化合与点染，渗入诗人的人格和情趣。［4］由此看来，白居易与李煜两位作家创造出不同的明月意象，是有其各自独特的心理成因的。

关于《暮江吟》的创作时间，也是有争议的，有三种说法：一是作于江州司马任上；二是长庆元年于长安曲江；三是长庆二年赴杭州途中。我认为这首诗应该是作于长庆二年（822），白居易赴杭州任刺史的路途之中。元和十五年，唐宪宗暴卒，穆宗继位，夏初，白居易由忠州被召回长安，除尚书司门员外郎；十二月，改授主客郎中、知制诰，长庆元年十月，转中书舍人。但穆宗并不是一个励精图治的皇帝，继位之后荒于酒色。长庆二年，河北藩镇复乱，白居易多次上疏言事，然而“天子荒纵，宰相才下，赏罚失所宜，坐视贼，无能为，居易虽尽忠，不见听（《新唐书》本传）”。加上当时牛李党争激烈，而白居易的夫人是牛党主要人物杨虞卿的堂妹，为避免党争之祸，他请求放外任。七月，除杭州刺史；十月，至杭州。居易对去杭州出任刺史，是非常满意的，甚至有些喜出望外。［5］他早已对宦海浮沉感到厌倦，所以他说“杭州五千里，往若投渊鱼”（《马上作》《白香山集》卷八）。白居易少年时慕苏州刺史韦应物、杭州刺史房孺复之风流才调，“以当时心言异日苏、杭苟获一郡，足矣（《吴郡诗石记》）”，因此，出牧杭州可谓了却当年心愿。［6］杭州当时已是繁华的都市，白居易的心情是愉悦的，同时，他也决定为百姓做点事情，然后隐退：“尚想到郡日，且称守土臣。犹须副忧寄，恤隐安疲民。期年庶报政，三年当退身。终使沧浪水，濯吾缨上尘。”（《初下汉江舟中作寄两首给舍》《白香山集》卷八）白居易就是怀着这样两个愿望奔向杭州的。由此来观照《暮江吟》，不难理解诗人何以将自古以来充满伤感意味的残照、凄凉况味的清秋、短暂的露珠、残缺的月亮，这诸多意象融在一首小诗里，却表达了独特的审美感受：温暖、绚丽、晶莹、劲健。特别是那一弯残月，被喻为弓，弓的劲健有力，是白居易心理的外化。杭州之行，诗人心情是愉悦的，对未来充满着希望与憧憬。在朝中，无法实现的政治理想，他还想在地方官任职期间完成，白居易后来在杭州期间也的确实实在在为百姓做了许多事情，深得杭州州民的爱戴。所以，人们眼里残月的破碎伤感，在他的眼中，呈现出的却是弓的坚韧与力量。

李煜的心理就不同了。前人吊李后主诗云：“做个才人真绝代，可怜薄命作君王。”他是风流才子，又是薄命君王，一个“好声色，不恤政事”的亡国之君。亡国前耽于享乐，亡国后溺于悲哀，这就是李后主的一生。宋太祖开宝八年（975），金陵城陷，李煜肉袒出降，被封为“违命侯”。从此，幽居在汴京的一座深院小楼，过着日夕以眼泪洗面的凄凉寂寞的日子。［7］《相见欢》就写于李煜亡国囚居期间。李煜的内心是苦闷的，国破家亡的痛楚，失去自由的愁苦，做人的尊严，种种的心灵折磨使他沉溺在深沉的悲哀之中。美好的春花秋月也会使他痛楚，触动他不堪回首的往事。更何况面对一弯残月，他看到的只有破碎、残缺。山河依旧，故国沦亡，留给他的是亡国之君的耻辱；幽囚敌国，失去自由，他没有了一个人起码的尊严；无力呵护娇美的小周后，吞噬掉的是他男人的骄傲。他从来不曾有理性的反思，内心蓄满的是愁苦无奈，沉浸在无尽的幽思之中。因此，上西楼的李煜，并未能排遣愁绪，他看到的月亮是钩，尖利无情，勾出他的寂寞，他的伤感，他难以言说的愁绪、痛楚。(www.daowen.com)

现代心理学已证实，人们在观看一个事物时，并不是毫无主见的单纯客观地观看。在观看的同时，强烈的个人的需要使他产生一种期待，期待看到与他的需要相吻合的东西，而记忆的痕迹在此时就会对观看产生强烈的影响。［8］所以，白居易与李煜两人心理状态不同，审美期待也就不同，观照外物时的情感体验也就不同。亘古而来的一弯新月，在他们的笔下，也就呈现出不同形状，投射出不同的力度，融含着不同的情感。在白居易的眼中，新月虽也一样残缺，但是新月如弓，劲健有力，满含着他对秋江新月的喜爱，透露出他愉悦的心情和对生活对未来的力量。而在李煜的眼中，新月如钩，残损尖利，令人痛楚，满含着他对残月的伤感，透露出他亡国之君的心灵痛苦和无助无奈。同一弯残月，折射出的是两种不同的心境。